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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实体经济背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下滑，但是质量和效益都在提高，可持续性也在增强，对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的状况我们需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是国际因素，因为中国是国际社会上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国际金融经济的走势一定会与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共鸣。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虽然市场化还在深入，但是不会有爆发式的影响。人口的红利已经消失。工业化已经结束，中国在完成传统工业化的尾声进入到新兴工业化。国际化现在看来即便不是负能量也并没有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起促进作用。如此等等的结构变化使得我们进入了结构性减速。
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增长速度可能还要下行。主要的因素有三方面，第一在经济结构和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在影响着经济。北京的雾霾红色预警，有很多工厂停产，所以这样的因素就使得GDP不会有很大的增长，这样的情况是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会约束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下行的原因，不过别的方向会有所改善。第二经济运行存在很多的风险，我们在讨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牢牢记住，这是一个绕不过而且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行的时候，不良资产会比较快上升，这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它会干扰并影响所有的改革措施。第三是我们的增量在扩大，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在规模上也是比较大的规模，客观规律告诉我们这个情况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下行。
十三五面对的形势依然比较复杂，一些战略预期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过去30年来，中国的增长是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就是比世界经济增长得更快，但是这样的情景不存在了，我们需要靠我们的动力。第二，我们靠国际市场的扩展，在国际市场扩展的过程中用我们的比较优势来占据更大的份额，当扩大速度减慢，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要靠内需的发展。第三，我们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去人口是我们比较优势的条件，而现在不再是了，我们必须要努力创新和发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第四，我国过去是利用原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但是现在发达国家要打破这个国际规则，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有所应对。第五，我们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我们需要搞建设，但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也需要全面照顾到，最近这几年我国主要领导把相当大的精力都放到外交上也表明了中国的变化。
外界因素风云变化，十三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金融改革要遵循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五中全会的表述是要提高金融实体经济的效率，这就意味着金融原来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只是效率不高。在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的原则下有两个主要任务，首先，要服务于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另外一个任务，要创造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架构，以此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规模或许会不小的不良资产。
在这样的形式和背景下，一些领域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知识领域的创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之中讲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创新是以学习为主要特征的，而如今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在少部分领域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在大量的领域也是居于非常有竞争力的地位，但发达国家对我们还有戒心，这把中国推到了必须自主创新的位置上。因此整个经济体系要转到自主创新上来，我们的金融体系要转到支持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来。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了专利可以了。创新不是要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而是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功能。以前认为自主创新就是搞科学，创新是搞技术，而创新是要把技术变成GDP、就业等等。所以应该是在经济的角度所创新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所创新，我们整个的体系要向这个方面进行转移。
现在金融结构分两种类型，第一是金融机构为主，第二是以市场直接融资为主。通过比较就会发现，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较之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更能够支持创新。这有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以银行融资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是不允许犯错误的，而创新是经常犯错误的。因此我们的就要构建出一个允许犯错误，允许大家表达意见的金融体系。间接融资时人们或许没有表达意见的渠道，比如你把钱放到银行时它会代替你表达集体意见。银行表达的意见是大多数人都能够支持的，因此它几乎是不可能支持创新的意见，所以我们必须创造一个能够让大众表达意见，而且能够容忍它犯错误，而且能够提供一个让大家反反复复去试的体系。因此就需要直接融资，所以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之中再次重申发展直接融资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转型，投资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要在十三五期间能够保持在6.5%以上的经济水平上，我们只能够依赖投资，因为国际环境恶化，所以出口不会有改善。国内的消费需求由于受制非常多的因素，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力量也没有改善。所以可以控制的因素还是创新，而创新创业的第一步就是投资。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在三中全会的时候并没有写进去。现在五中全会说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来支持投资。在支持投资上，在金融角度的支持投资，首先问题是有没有钱？研究显示从1994年开始中国已经不缺钱了，这么多年来大规模外汇的增长意味着国内的储蓄在国内不能够完全被消化，而且我们还要给别的国家使用。中国缺什么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期限的错配，我们在现在的体系下所动员起来的资金都是短期的，但是在中国面临这么大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过程中遇到的需求都是强势的，这也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亚投行一经提出后全世界都响应，因为全世界都是长期投资基金不足。有的国家是资金不足，中国是资金充分但是长期投资不足。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投资的过程中是否用债务融资，是形成资本还是形成债务？中国的问题是大量的是债务，而资本的形成是散的。所以要支持投资，要让投资发挥关键作用。金融改革的方向就是两个：第一提供长期的资金，第二提供权益资金。我们要发展资本的市场，尽管六月份以来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情况，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依然要坚定不移。IPO要重启了，这按照过去的逻辑,五年不开都是可以的，但是新三板进一步的扩大，注册制一定要推行，不管资本市场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经济下一步少不了资本市场的支持。
谈到资本市场的时候要转变一个观念：不要以为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商业票据市场，总之是要从交易的角度来考察资本市场。毫无疑问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当我们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得耳熟能详后，大家都没有仔细想过大众创业时的钱从哪里来？那些刚刚开始比如中关村的企业，该如何得到资金？这一块我们是很缺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央，但现在在发展重任在地方。
关于对中国发展的支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机构，比如长期的信用机构。这一点我们重视得不够，中国最大机构就是商业银行，但商业银行不是供应长期资金的，在三中全会之中我们就看到已经有系统的表述。三中全会就号召我们要成立着眼于城市基础设施的金融机构，要着眼于城市化的金融机构，要着眼于住房的金融机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最急需的机构，在十三五期间需要有大的变化。
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这一次全球危机是一个杠杆率太高的危机，因此危机要克服危机就必须要去抗杠杆，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杠杆没有去掉，数据显示他们的杠杆率在七八年来都有所提高，背后的原因是很深刻的。中国作为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国家对此不可不查，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所以在我们的文件中就首次的出现了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这5个字包含了大量内容。
我们的实验室这些年在不断地做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表中能观察到中国国家杠杆的变化。从2009年开始杠杆率是在升高的，比如说中国居民杠杆升高，中国居民本来是不借钱的，但是现在开始借钱了。本世纪初，让大家买房，然后是汽车等等，让大家借钱买汽车，都鼓励借钱消费。在股市危机之中都看到有机构就鼓励居民借钱炒股等现象，这样的措施就使得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提高，这样的提高虽没有达到危险的程度，但是趋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2009年之后逐渐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在提高。从1996年到2002中国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是很平稳的，只是在危机之后，只是在9万亿的银行贷款之后，杠杆率就提高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特别要关注中国非金融杠杆率的变化。我们分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是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上升了五个百分点。下一个就是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最后一个是综合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与美国相比，美国的情况是居民的杠杆率高，政府杠杆率高，但是企业杠杆率不高。而中国是居民杠杆率不高，政府杠杆率也不算高，但是企业的杠杆率高。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以及整个的政策结构不同，企业如果出问题，马上银行就会出问题，接连导致的就是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就会引起经济问题。所以，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提高必须要足够的警惕。
关于如何降低杠杆率，由于杠杆率是分子对分母，所以就可以把分子上的情况和分母的情况分别来讨论。关于分子，首先是用优良资产去填不良资产，但是在实际中不可行。美联储在解救危机的一开始就是针对不良资产，但发现不良资产在市场范围下越卖越不值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着眼于卖优良资产填不良资产的空会是一个不归之路。另外就是政府担任，现在确实是在做。政府有一个本价效应，可现在买下来容易，但是今后一定是资本增加和债务增加，我们会发现这只是把问题推到了后边。在分母方面就是稳定增加GDP，反复比较之后会发现，只要债务危机发生没有任何变化，只有一个笨本法就是等待GDP增长把它稀释掉。当走上了债务的道路，就必须要走过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我们还有杠杆转移，这个基本上都能够解决分母的问题，但是会使得变成企业债务，银行债务，再者就是变成居民债务都是可以，但是都不能够解决总的杠杆率太高的问题。
此外，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缓慢提高的。在2014年不到60%仍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的，但如果保持目前这样的经济缓慢下行的格局，如果我们投资需求又比以往更加大，那么政府的杠杆率提高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课题要研究日本、美国、欧洲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债务以及它的影响力，这是现在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最后一个就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的改革，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回想过去的金融改革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市场化和商业化，而这次明确提出了向政策性、开发性、合作（金融）都要进行强调。这说明我们依然在危机恢复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举措都不可能仅仅依赖商业性金融去完成。无论不良资产还是问题机构，都必须要有政策性措施、开发性措施以及合作性措施。美国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用政策性的措施来解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甚至对世界来说就是基础设施，就是所谓在工业化，就是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都不是商业性的，或者说这些投资都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因此与他对应的融资安排就不能够只是商业性的，它有大量的政策性和大量的开发性，甚至还有大量合作性。所以如果认定今后的10年20年都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所面对的投资都是不具备商业的可持续化，所以完全用商业的手段去应对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在五中全会之后才会提出相互配合的目标，下一步我们会看到中国的金融结构会向这个方面去转变。
在这个方向上就需要创造新的投融资机制，要发展普惠金融，投融资机制就是要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这个任务在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到现在没有进展，五中全会继续的提出。总之十三五是一个变化很大的时期，有很多理念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方向也会有调整，应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我们正在这个时代，我们感觉到这是有幸的，中国有能力进行转变，中国梦是一定能够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能够实现的。（本文根据作者12月12日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李扬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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