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大啊,我现在头疼的要命。”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位于长三角分行的个贷部客户经理赵权(化名)一提到不良贷款清收就眉头紧皱。
赵权说,每到年底,个贷违约率就会提升,而在去年,受宏观经济影响,这个提升的幅度就更加明显,尽管该行同时也委托外部机构清收,但
说到底,委外不过是个“打工的”,真正的责任人是客户经理,所以,还得他同时上阵。近日,上市银行陆续披露2015年度业绩快报,从公告情况看,银行不良率整体持续攀升态势:截止2015年12月31日,浦发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6%,较去年初上升 0.50 个百分点;兴业银行不良率为1.46%,较去年初上升 0.36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不良率为1.60%,较去年初上升 0.43 个百 分点;中信银行不良率为1.43%,较去年初上升 0.13 个百分点。
事实上,去年下半年,各银行已是加大了对于不良贷款的清收及处置力度,动员一切力量,想尽各种办法,控制资产质量,力争为“双降”争取更多的空间。
效果也开始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披露的业绩快报中,兴业银行去年四季度末的不良率尽管较去年初上升了0.36个百分点,但较三季度末却下降了0.11个百分点。另外,南京银行披露的不良率开始掉头下降,不良率为0.83%,较年初的0.94%下降了0.11个百分点。
“去年的严厉措施一直延续到今年,且今年还更加严格,”在赵权看来,今年银行业的不良额依旧走高,但不良率可能会有所降低,“因为,我们前期的业务风控措施正在发挥着效果。”他说。
客户经理的压力
“我们的要求是,客户逾期1天,我就会打电话好言好语地通知他要还款,逾期5天,我就要上门去找客户,问问他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何逾期不还。如果继续逾期下去,在一个月之内,我们恐怕就要给客户发催收函,如果还是不还,逾期在31-90天的,我们就委托给律师催收了。90天以上的,就属于不良,一般要保全,就客户的财产做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以减少我们的损失。”赵权对本报说。
当一笔贷款出现不良后,“委外”通常是银行一种常规催收模式,外部机构包括律师或专业的催收公司。此前,申请挂牌新三板的上海一诺银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催收公司。
“平时,我们都是委外同银行内客服去做临时性逾期客户的工作,客户经理协调,但由于年底的违约集中期,我们就要赤膊上阵,毕竟,我们是责任人。” 赵权说,当然,银行委托外部机构处理个人信贷违约案件时,通常谨小慎微,“催收要讲究方式方法,必须在法律框架内,绝不能暴力催收,不能把经济问题演化成社会问题。”
近日,本报走访了广东地区某催收公司,在近百个坐席的大厅里,催收员们座无虚席,不少催收员正在“情绪激动”地要求电话对方的客户还款。“你不是欠我的钱,你是欠银行的钱,银行委托我们向你催收,您欠钱总是要还的。”一位催收员将自己的分贝提高了几个档。
当委外的一个问题在于,外部催收团队鱼龙混杂,区域性又极强,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大概需要对接60家委外公司。
“如今,各家银行在风控方面更加审慎,考核也更加严格,尤其是对信贷员和客户经理考核一旦出现不良,他们要终身负责,不仅要负责清收,还要扣罚风险金,甚至绩效金就没有了,如果在信贷的审核过程中出现职责上的失误,还要追究责任,记过、降职和撤职,甚至提交到监管部门的黑名单中,所以,各级部门都是压力很大。”某银行一位高管对本报说。
赵权告诉本报,他们总行在系统后台直接管控客户经理的业务,施行差别对待,不良(风险)超过一定水平的,直接在系统停止业务资格。
当然,赵权也感慨道,自己属于个贷部门,个贷相对小额分散,“对公那边的压力更大,一笔贷款动辄上亿,一旦出现不良,那压力可想而知。”他说。
清收不良资产是门“技术活”
李晓是某大行地方分行特殊资产经营部的一位负责人,在他看来,尽管银行业坏账率持续上升,但拨备依旧充足,“有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能够达到300%以上,只要拨备能够覆盖,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他说。
“所以,我认为银行的压力不在这一两年,真正的压力在于未来5-8年,当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下降到100%的时候,再出现不良,当年的利润可能就没有了,甚至是亏损,一旦这种情况爆发出来,银行将非常痛苦,况且,经济结构转型并非是一两年就能够转过来的。”他说。
去年三季度显示:除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外,其余14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中行、工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已经接近150%的警戒线,低于200%的银行达到11家之多。
李晓说,银行对于不良贷款的处置一般有三种方式:现金清收、债务重组和核销,“如果银行要想尽快消化不良,也可以选择打个资产包,10亿元或8亿元,里面有十几个企业不良贷款和相应的抵押物等资产,对外竞价出售,但一般会选择四大AMC或地方AMC等持牌的资产管理公司。”他说。
银行采取各种手段清收、处置不良资产时,法律几乎是必经途径,但这也使得银行在清收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
“法院从立案、诉讼保全、开庭、上诉、送达、执行、执行完毕、分配,走完整个流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中间一旦出现上诉、纠纷、第三异议等,这将使得资产处置的时间更久。”李晓说,不良资产处置的时间拖得越久,效率就越低,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银行所掌控的资产也面临着贬值的风险,最终导致变现率降低。
“另外,由于需要变现的资产有着明显地域性,信息不对称,所以往往要走司法拍卖的途径,资产价格必然被压低。”他说。
李晓说,以他的经验来看,近年来,监管层对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口径是愈加放松的,越来越将处置的权限交给银行、交给社会,而不是行政手段和行政定价。
在他看来,银行不良资产清收与处置是一门集创新与经验为一体的“技术活”,处置方式是没有框架的,要多种方式相结合,但同时,一定要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之内,遵守法律。
不良拐点何时到?
可以看到,如今,银行为应对外部宏观经济影响,正在持续优化信贷结构,严格管控增量业务风险,以及时遏制资产质量下滑趋势,“在我们行,对办理违规贷款业务的责任人要实行停职清收。”一区域性银行基层员工对本报说,“我们有个支行行长,因为把关不严,导致一笔很大的不良,之后被免职,调岗到不良资产管理部门专职做催收。”
“确实,一笔不良出现以后,从前端的客户经理,到信审人员,再到部门负责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也是一个警示,过去银行对于贷款的经营模式必须要从粗放转为精细,”深圳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本报说。
“我认为,导致目前银行不良持续攀升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原因,而是包括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确实外部环境不好,企业利润下滑;二是银行过往的风险管理策略有误,风险要讲究分散,但银行过去喜欢集中于商圈、产业集群或某一行业,风险要讲究贷款真实用途的,但银行往往过度授信、过度放贷;三是银行对于外部经济走势判断不准确,对于风险的程度意识不清。”该深圳银行人士说。
近日,东方证券分析师王剑在研报中表示,研究浙江、尤其是温州的不良,要归咎于银行过去多年的信贷过度投放和企业的过度杠杆投资,以及随后的绝对去杠杆措施刺破泡沫。“但从媒体报道数据上看,温州不良率开始走低,浙江不良率增速也开始放缓。”王剑说。
一个好的苗头是,在已经披露的业绩快报中,兴业银行去年四季度末的不良率尽管较去年初上升了0.36个百分点,但较三季度末却下降了0.11个百分点。另外,南京银行披露的不良率为开始掉头下降,不良率为0.83%,较年初的0.94%下降了0.11个百分点。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银行的不良率已经“见顶”?
王剑认为,长三角地区过度信贷导致的泡沫已经得到一定程度释放,但 2014-2015 年开始,不良增量的区域特征、行业特征开始淡化,呈现全国全面开花的态势。这便是不良形势的第二阶段,即各种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的去化,以及经济下行所导致的不良。
“未来的不良形势,在货币条件、经济形势不变的静态假设下,取决于中西部中上游产业的去产能情况,如果供给侧改革能够尽快实施,加速出清严重过剩产能行业中“僵尸企业”,则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不良资产暴露有可能加速,但这样的暴露有利于风险释放,反而构成利好。此外,虽然银行也会动用各种手段回还处置和核销不良,但预计 2016 年不良率生成率仍然会高于 2015 年。”王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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