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企业税负需要一场全局性的税制结构改革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日前撰文指出，近年来我国企业税率高企，税负增长快于收入。企业税负持续加重，小微企业尤为突出。在2014年的税收收入中，由企业缴纳的部分占85.5%，由个人缴纳的部分占14.5%，微型企业税收负担是大型企业的2.5~3.6倍。

　　这里的数据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企业税负存在严重的累退现象。

　　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这是税收的一个突出特点。平时我们观察间接税的累退性的时候，主要是从最终承受税负的个人或家庭的角度来说的。比如说，一个富人，其总收入的较小部分用于购买消费品，他在购买消费品时缴纳的税收，占总收入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而一个穷人，其总收入中很大部分用于购买消费品，消费品中的税收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一个人收入越高，负担能力越强，其由于消费而负担的间接税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反而越低。这就是间接税的累退性。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观察的。从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来说， 累退税是不公平的，累进税则更为公平合理一些。

　　也可以从企业的角度，观察间接税的累退性。资料证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能够通过游说政府官员，影响税收政策，争取到税收优惠；也能够雇佣高级税收筹划师，巧妙进行避税筹划，达到减税目的；也容易进行税收转嫁，把自身的税负转移给上游或下游；也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大型企业的这些优势，小微企业都是不具备的。在这等原因之下，大型企业的税负率反而比中小企业的要低。这就是从企业角度观察到的间接税的累退性，越有负担能力的企业，其税负反而可能越低。这显然是极为不公平的。沉重的税收压垮了小微企业。

　　一般来说，企业负担的间接税中，往往是可以转嫁给上下游的，并不一定落在企业这个名义纳税人的头上。不过，即使企业可以将税负成功转嫁，也并不是说这些税收对企业就没有影响。由于商品的价格弹性不同，有些商品税可以转嫁，有些则不能转嫁；有些能够转嫁的多一些，有些能够转嫁的则少一些。即使税收能够完全转嫁，由消费者全部承担，也会影响到企业的销售量。由于间接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很难说到底谁受到最不利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商品税的累退性，使得与企业有关的低收入消费者，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者及其股东和雇员受到的影响更大。一句话，企业生产经营中负担的间接税，更是一种穷人税。

　　间接税的这种累退性使税收具有很大的不公平性，应该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其实简单，就是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的降低间接税的改革。盛松成在文章中也呼吁应该降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超过2/3的间接税，逐步调整到一半左右，提高直接税比重，将直接税占比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40%左右。

　　这种建议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仍然切中肯綮。从国际上看，中国企业总税率比美国企业的总税率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比英国和加拿大要高出30多个百分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样要负担所得税，所以，高出的这些部分，主要就是间接税。如果大幅度降低间接税，比如大幅度降低税率，完善抵扣，那么，也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从重税压力下解放企业的效果。

　　这就需要进行一场全局性的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和压缩间接税，包括缩小间接税的税基，降低间接税的税率，删减间接税的税目，合并间接税的税种，等等。间接税下降后，企业的负担降低，利润增加，企业所得税就会增加；企业经营效益上升了，还可以提高雇员的工资收入和股东的红利收入，由此也可以带动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商品价格有所下降后，消费者购买力增加，商品销量增加，因减税而减少的商品税也就得到一定的弥补。

　　总之，大规模降低间接税本身就可以带动直接税的提高，补偿减税的损失，并且使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发生变化消长。当然，这样的改革会有阵痛，有风险，主要是间接税减税效益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差，短期内税收收入可能要下降。对此应该进行精细的计算和研究，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从长期看，这样的改革无疑具有巨大的松绑效应，能够使企业及其经营者、股东、雇员以及消费者普遍受益，而且能够增加就业岗位。企业好了，个人和家庭好了，政府收入也一定能够好起来。这是一个全社会普遍受益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是一种以减税获加税效果，以退一步实现进两步目标的策略。而这样的税制改革无疑具有全局性，需要巨大的魄力、精准的设计和谨慎的操作。如果患得患失，一方面降低一些间接税，同时却又立即提高直接税，甚至在降低一些间接税的同时立即提高另外的间接税，那么，仍然起不到全局松绑的作用。企业，尤其能够提供很多就业岗位的小微企业不能轻装上阵，则经济的复苏就前路艰难，最终的税收也是没有办法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