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现在已经很难再进一步的发挥作用了，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对中国来说，在谈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就更应该通过一系列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
“现在的增长比较缓慢，IMF把它称作‘新中庸’，我把它称为‘病态’，很多国家失业率比较高，边缘人群的生活是个巨大问题。我认为现在要实现快速增长的机率比较小，但是经济变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现在已经不能再进一步的发挥作用了。”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本来也就没有太大的用处，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全球总需求量要上升。
那如何提升全球的总需求呢?“首先就是要对碳定价，在巴黎的气候峰会之后，我们需要把全球的经济用来调整适应新的气候变化的挑战。现在有一些工具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在中国，经济要转向以服务业为驱动的经济结构，这不光是靠提升个人消费，而是对教育或者是科技的投资，这都需要由公共部门的财力来支持。
“最近几个月中国在讨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这里我简单的谈几点。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结构合理的话，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我们需要记住，美国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失败的。”
斯蒂格利茨认为，从整体来看，全球市场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略的务实主义，所以在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就更应该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这种平衡，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作者：吴茜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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