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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财?权力兑付?政府官员“下海”低调的背后
2003年3月7日13:40   来源:[ 南风窗 ]

  游走在浙江政商两界的人们经常发现:私底下议论最多的,总是公开场合中竭力回避的。譬如官员下海。

  半年前从政界转向商界的徐刚,也不能免俗。

  刚过不惑之年的徐,当下已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名流,吉利集团的CEO。2002年7月前夕,他还是浙江厅局级官员中的一只“潜力股”: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兼省地税局总会计师。

  徐的智慧在于,当回避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坦然相对。

  2003年2月12日下午,在钱塘江二桥之外的吉利集团总部,谈吐间给人儒雅之感的徐刚,以一个真实的寓言,礼貌地叙述了他的下海故事。

  五种人

  一个空气新爽的夏日清晨,6时许,西湖边的山慢慢醒来,徐刚依约陪同一位浙江省的财税大员,一个多年来亦师亦友的长者,开始他们的登山之旅。

  7时许,他们登上了山顶,涌入肺腑的清新空气,久违的鸟的叫声,送给徐刚一个快意的早晨。此前一天,徐刚谨慎地跟这位财税大员提到自己由仕而商的打算,可是,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然而此时,领导说话了,明确的答复依然没有,一切答问如禅宗。

  领导问:你平时都几时起床?

  徐刚答:7时多。

  领导又问:如果你现在还在睡觉,你能感受到这样一个早晨吗?

  徐刚对我说,“我立时明白了。”

  作为省管干部,他的辞职申请需要省委组织部的批准。尽管他的申请报告站在了“三个代表”的高度,组织部的研究结论,依然是“安心工作”。出于爱才的考虑,代表组织的官员告诉他,如果你觉得财税系统不愉快,可以换别的岗位,如果你觉得岗位低,不能很好地发挥才能,可以晋升。

  尽管浙江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三年前就开始涌动,潜流中公务员的震撼已经在慢慢降低,徐刚的辞呈还是发射出“卫星”一样的影响力。

  一个年轻的省管干部,一个前途无量的专家型领导,为什么在仕途一帆风顺的当口,突然间挂靴而去?

  徐刚自己的解释是:他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不厌倦财税,但他更喜爱汽车事业,尤其是挑战性更强的民营汽车事业。

  “徐刚只是下海官员中的一种。”广厦集团副总裁郑可集说,他数年前担任杭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厂长时,因为承印地税发票,和徐刚有过交道,“他是那种在老旧的仕途上走得挺好但渴望寻找新路的人。”

  我在两个多月的追访中发现,浙江官员下海有两类四种人:仕途有成长空间但主动选择新生的人;仕途有成长空间但感觉疲惫的人;仕途已无成长空间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人;仕途没有成长空间犯了错误的人。

  以上四种人,在现实中我都看到了。

  40岁的郑,代表着第二种人。

  2003年2月13日,我在杭州华侨饭店见到了年届不惑的郑。两盒中华香烟摆在咖啡桌上,一盒硬的,一盒软的。他狠劲地抽着烟,语调随内容或而高亢,或而愤慨。当夜,我在整理采访资料时,为他写下一连串的定语:坦率,认真,有见地,锋芒毕露,上进心十足。

  顺着看,郑的仕途是一帆风顺的:1985年郑作为浙江省委组织部选调下基层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被派到金华市,嗣后市委有意安排他担任一个重镇的镇委书记。儿女情长的郑却调往杭州市委党校,在行政处副处长、党校印刷厂厂长的任上熬了几年后,郑入主市计委外经处。数年后,进入省委组织部后备干部序列。

  倒着看,郑的仕途又充满坎坷。三次双推双考,均挤入前三名的郑,没有一次获得及时的提拔。2000年底,报考副厅级干部,笔试和面试双双进入前三名的他,还是没有受到重用。理由?搞不清。官场上的郑,经常遇到这样的考核评语:能干,有成绩,但有些傲慢,群众基础不太好。而所谓的“不太好”,往往是1/10的人不满意,9/10的人满意。“求全责备让我感到步履维艰。”

  2001年元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考了广厦集团楼忠福的试。这一次,他顺利通过了,楼委以重任,在集团行政副总裁任上履新一年的郑,接手了楼忠福的命根子,一个投资80多亿的天都城项目。楼曾笑着跟他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该项目当是省长工程无疑。

  一个多月前,楼忠福在年终大会上,亲手将18万元的奖金,递到他的手上。彼时,18万早不是天文数字的郑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得到了尊重。”

  同样在操持私营企业房地产项目的,还有何树鑫,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 200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给一个老朋友打电话,告之自己辞职下海了。曾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何,受到一个在浙江发家后去北京打出天下的私营企业主的邀请。据称,恭请他出山的老板,专门为他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我拨通何的电话时,何表示不愿意接受访问,但强调,“我是退休,不是辞职。”

  我在随后的采访中获知,按照浙江省有关政策,工龄满30年的党政机关干部,可以提前退休。腾出位子的老人,所有的待遇不变。依然是“公门中人”。

  曾在浙江龙泉市长位置上叱咤风云的副厅级官员楼志新,几个月前,他把办公桌从一家省属金融机构总裁的办公室,挪到了浙江传化集团副总裁办公室。50岁不到的他,出于对徐冠巨个人魅力的欣赏,意图在私营企业用自己的经验,才智,以及一颗不老的雄心,打拼出一片新的天地。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种人。

  对第四种人,也即犯了一点小错误的人,我的采访一再受挫。没有人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过去。于是,我对他们的了解,只能是知情人的绍介。

  据称,浙江一家著名的私营企业,此类人,一度占据“下海官员”的半壁江山。

  他们或者因为一点经济问题,或者因为娱乐场所的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感觉前途暗淡。一些没有受到处分的,慑于原单位的议论,也做出了辞职下海的选择。

  还有一种人,洗钱的人。指的是,官员在位时,利用自己的权力为私营企业主做事,先达成某种默契,甚至于明明白白的契约,将没有到手的钱财,以“合法”的打工收入的方式装进腰包,或者将已经到手的黑钱洗白。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但包括纪委官员在内的很多受访者表示,存在这样的人和事。遗憾的是,没有受访者能列举一二实例证明之。

  倘若这样的人真的存在,那么浙江下海官员就存在五种人。

  “海水”是咸的

  不是所有的官员下海后,都能像徐刚那样乘风破浪,羽扇纶巾,意气风发。也很少有人能像何树鑫那样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以我有限的观察,浙江官员下海后,多数人的状态是“准成功”,在真正蝉蜕为“成功人士”之前,大多要经历从机关“天堂”到私企“地狱”的炼狱之旅。“商海有风险,下海须谨慎”,这句克隆过来的话,不仅是说着好玩。

  在一家著名私企的领袖团队中,有一名在副局级岗位上做了11年之久的女士。2003年情人节那天,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和她如约相见。三年前,就是在这里,她受到了那家大企业集团诚挚的邀约。

  不愿在媒体抛头露面的她,看上去像个教授,乍一见怎么也不像一个敢于在40余岁后辞去公职遨游商海的人。起初,当改变人生的邀约到来的时候,她也是害怕的,或者说忧郁不定的。当组织上明白地告诉她,只有辞去公职才能走人的时候,她也为自己50岁之后的人生担忧过。毕竟,告别一个厅级领导岗位的福利独自承担失业风险,对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女人来说,绝不像夏日里喝凉水那么痛快。

  饶是“取得真经少不得磨难”,一开始,她担纲的项目,就和政府的规划有了一定程度的违拗。如果她还是一个机关负责人,她可以一直等下去,可现在不行,几个亿的投资已经下去,贷款的利息每天都在滚动,每推迟一天,就等于一辆汽车开进了西湖。

  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那些日子,她经常急得流泪。”

  我向她求证她的朋友的说法,她否定了,“他是学中文的,描述得太文学,我没有流泪,但着急是真。无论老板跟我私交怎么深厚,他承认的永远只能是结果。”

  现在已经度过难关,项目也颇见起色的她,当下距离社会对“成功人士”的预期,已然不远了。但她对下海的苦痛依旧耿耿于怀。

  除了成功人士,准成功人士,下海官员中,触礁呛水者也不乏其人。

  一名省直机关的科技处处长,三年前秉承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用自己的职权抗拒了本系统的垄断势力,为一家生产光缆的私营企业的产品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鉴定,使其有了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原本秉公办事的他,并没有期待由此翻身的老板投桃报李,却在不久后获得共同创业的邀帖。于是,他下海了。一个技术干部,当他的人力资源优势逐渐衰落,他对私营企业的价值差不多已所剩无几。末了,薪酬福利等等不能兑现的冷冰冰的事实,让他无奈离去。

  还有一名省级机关的处级调研员,升迁受挫后,内退下海了。以业绩说话的私营企业主很快遗弃了他,没有回头路的他,去了义乌小商品城,年终了,经营不善的他,抹下面子,找到原单位的领导,将一部分销不出去的小商品,作为福利摊销给了昔日的同事。

  据悉,在杭州的私营企业中,一些官员下海不久,便在好几个营地做了好几回“三姓小儿”的也不乏其人。

  郑可集认为,大凡下海者,仅仅脱掉有形的“靴子”是不够的,还要脱掉无形的“靴子”,也就是“官念”。一名商界名流在评论春节前离开广厦集团的一名总裁助理时说,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

  郑可集说,私营企业要苦劳,更要功劳,重过程,更重结果。不明此理者,贸然试水,触礁而退,则是顺理成章之事。

  低调的背后

  在副厅级“乌纱帽”前执意下海的王始建,13年前就去了深圳。尽管身临其境的她一再说彼时下海的官员“真的很多”,人们还是不觉得那时下水的人,会比现在多。

  有关官员声称,相对于1990年初期第一波官员下海热,2000年前后的新一波官员热,要热得多。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受访时表示,当下,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说明究竟有多少官员,分别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弃官从商。

  但,我们从一些企业的个案来看,着实是一派蔚为壮观的景象。据悉,一些私营企业的管理中,一半以上的高层管理干部来自于党政机关。浙江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宣传部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广厦”的管理团队中,曾任处级以上职务的干部有46人。

  与官员下海热潮相对应的,是当事人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低调。

  我在拨通何树鑫的电话后,诚恳的采访请求,换来的是客气而坚定的婉言拒绝。我陈述的采访理由中,有一点关乎他的个人利益,“你以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下海,坊间议论颇多,版本各异,我的采访对你批驳不实之词,当有些许益处。”

  何表示,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我不管。

  熟悉何的人说,何其实没有那么超脱,他可能害怕越描越黑,辩诬不成,反污了清白身子。另外,官方对官员下海并没有明确的态度,作为一个提前退休还享受着良好待遇的高级干部,何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谨慎的远不止何树鑫一人,原龙泉市委一38岁的周姓副书记,元旦前后加盟黄巧灵的宋城集团。与周同时下海曾提拔过周的另一名浙江知名人士,不愿意向我提供周的联系方式,他的意思是,大家对此几乎是一致的低调,一般不愿意接受传媒访问。“如果不是公司已经安排了,我个人是不会答应的。”他说,“我先跟周联系一下,如果他愿意,我让他给你拨电话。”

  虽然接近周的人对周评价且高且好,但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没有等到周的电话,和宋城集团媒介公关人士联络,回答说,外出开会,不知归期是何日。

  据观察,当事人的低调,与官方和坊间的态度有关。

  在官方,虽有鼓励党政干部工龄满30年提前退休的政策,但并没有支持干部退休后去私营企业的政策,相反,中纪委下达的党政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在本系统经商的规定,约束力依旧。

  浙江省文化系统一名高级干部还缺一年就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求,当他试图提请有关部门和领导考虑允许他提前退休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斩钉截铁的否定。最后,他以辞去公职为代价,换取了下海的自由。

  其间,有关人士还向他出示了中纪委的上述规定,幸亏去的不是文化系统,否则下海的计划就泡汤了。

  人是走了,“恶名”却留下了。他说,他一度被视为反面典型,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一名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解释道,虽然给出负面评价的是个别领导,但领导的态度有时候和组织的意见很难区分得开。

  领导给出负面评价的理由是,国家为一个干部,尤其是一个高级干部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党校,进高级培训班,出国考察,所有的一切,都是培养成本。官大了,翅膀硬了,就要飞,是忘本。

  如此事例无须太多,人们就自然将个别领导个别单位个别部门的意见,理解为官方意志。于是,低调就成了下海官员们的集体无意识。另据有关人士称,事实上,官方对官员下海并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一些自认为开明的官员,是支持下海官员的个人选择的。

  具体到坊间对官员下海的评价,就我个人的有限接触而言,至少一半的人们持怀疑态度。怀疑的焦点有四:

  贪财,先前下海官员看中仕途,虽然爱钱贪财,可是有贼心没贼胆,眼下明白过来,贼心贼胆都有了,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贼”却没了,共产党这里难捞,就去私营企业主那里挣;

  洗钱,下海官员利用权力捞足了钱财,在反腐败越来越动真格的今天,他们害怕交代来源有钱不敢花,只好假借去私企打工之名,将黑钱漂白;

  权力兑付,官员们在下海之前已经用权力给足了老板们好处,慑于“不得接受私营企业主财物”的戒条,没有将权钱交易及时兑现,但给自己铺好了路,在退休的时候,利用下海的机会兑付已经谈妥的好处;

  犯了错误,官员在任上与污案有染,有经济问题或者其他违反党纪政纪的事,不得不中途溜号,以乌纱帽换自由身。

  徐刚去吉利集团的时候,对朋友和组织的解释是,迎接新的人生挑战,可是听到他的解释的人少,相信他的解释的人更少。坊间流传的徐刚下海的原由,有三个版本,上述四个层面,除了第一个,别的都沾上了。

  事实是,如果徐真的犯了错误,问题没查处清楚,他根本就脱不了身。

  这样缺乏常识的恶意揣度,让徐刚一半是好笑,一半是无奈。

  在官方和坊间的双重负面评价下,低调就成了下海官员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的选择。

  对负面评价的评价

  源于坊间的负面议论,亦非一味地捕风捉影。有此断言的人认为,徐刚是清白的,并不代表对徐刚的恶意评论,用在所有的下海官员身上都有失公允。

  浙江省纪检部门的一名中层官员称,极少数官员用下海的方式洗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名不准透露姓名不允许做采访记录的官员,不肯列举事例加以说明,只是说“这是需要警惕的一种新的腐败现象”。

  华立集团董事长、《财富》2001中国第一商人汪立成说,要防止少数官员在位的时候,用权力为下海铺路。

  汪以为,这是官员下海中需要规范的地方,但他对新一波官员下海热的主流,给予的评价是正面的,进步的。

  在浙江,凡是我采访过的下海官员和他们的雇主,无一例外都是进步论者。

  汪立成说,中国的私营企业虽然不少摆脱了家族化管理,但粗放经营是普遍存在的态势,有政府工作背景的善于管理的官员,下海后为私营企业主效力,对提升私营企业的管理水平,培养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是大有裨益的。

  郑可集认为,私营企业主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我们已经清除了对财富的“左”的错误意识,也应该摒弃官员下海为私营企业主创造财富是人力资源流失的“左”的认识。

  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说,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好现象。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规范的现象,对打破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是新的突破。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惟一方式和选择,当下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一改千年的世俗眼光,对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

  袁此说并非想当然。郭向东,原浙江东阳市吴宁镇党委书记,东阳市的后备干部。郭最钦佩孙中山的一句话:年轻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楼忠福欣赏这样的豪言壮语,找到了他。郭下海了,而今已是广厦集团重庆公司和北京公司的董事长。业绩斐然。

  在袁中伟的考量中,非但下海官员的勇气值得我们倾慕,他们的行为对我们探索领导干部的选拔和退出机制,也平添了一个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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