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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SARS调查特刊:忧患中西部
2003年5月3日18:02   来源:[ 《财经》杂志 ]

  【《财经》杂志将于5月9日推出《财经SARS调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请关注!】

  中国卫生资源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间的配置长期失衡,如此状况日积月累,中西部将如何应对SARS的威胁

  □ 本刊记者 楼夷 本刊实习记者 田启林/

  警言与现实

  4月24日,四川岳池县城汽车站。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挥手示意,一辆来自深圳的长途汽车戛然停止。一位神情委顿的民工刚下车,就被带走了。

  在这位民工的家乡——岳池普安乡十五大队,村民们纷纷猜测他犯了什么罪。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得了“非典”,从广东的医院逃回来的,却被堵在离家60里地的县城,重新送往医院。

  来自岳池县的打工妹赵素芬告诉记者:“亲戚们都劝我要当心。”她还听说,另外一个从广东逃回来的民工尚不知下落。

  类似的戏剧性排查正在全国各地上演,方式不一,既有村委会调查,又发动群众举报,甚至动用警力。随着农村“双抢”季

  节迫近,数百万打工者返乡的可能性,使农村的“非典”防治形势愈加不容乐观。

  早在一个月前的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其《中期报告》中预见到今天的困境:“中国的许多贫困省份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和装备,来应付SARS的暴发。”在4月14日举行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内陆省份的担忧,并提出希望到新发病例的地方去调查。

  这种担忧正在成为现实。3月7日,山西出现了首例病人,10天之后扩散到19例,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4月15日,内蒙古出现首例病人,经过短短10天上升到70例。

  4月17日,宁夏报告首例病人。截至4月30日10时,SARS已扩散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内蒙古、甘肃、山西等缺乏医疗经验和设备的15个中西部省区。在全国确诊的3460例人中,中西部占483例; 2203例疑似病例中,中西部占452例,且呈迅速上升趋势(参见本期相关文章)。

  天平失衡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所指“内陆省份”,是指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土面积83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86.6%;人口7.16亿,为全国的59.1%。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根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的公报,中西部19省市区的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仅相当于东部省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样失衡的是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卫生部2001年的《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同为此次SARS重灾区,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6.28张,山西省只有3.23张;以每千人拥有的医生计,北京为4.62人,山西仅为2.69人;以每千人拥有的护士计,北京为3.59人,山西为1.33人。

  在中西部19省市区里,山西省的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在另一个也发现了SARS病例的安徽省,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士数仅为1.83张、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五个安徽居民,才能享受到一个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北京尚且猝不及防,中西部地区的医疗系统将会面临怎样沉重的考验!

  较早出现SARS疫情的宁夏,已经备尝苦果:没有专门的传染病院,除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设有传染病房,并配有两台专用呼吸机,其他综合医院均无传染病房;六所定点接诊非典医院没有配置非典病人专用呼吸机、床旁X光机、多功能监护仪和空气消毒机等医疗设备。另外,由于没有专门的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测病理还要送到北京,非典病情的快迅检查难以施行。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坦承,由于中国农民的收入、农村医疗条件以及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比城市水平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将非常严重。

  更加脆弱的防疫体系

  受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更是非常薄弱。

  据记者了解,一般而言,各地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只占其支出的1/3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计划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传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传染病(如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了一系列注射器和针头未消毒而导致大批农民感染艾滋病等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

  记者在采访中,普遍感觉到防疫系统人员对于“重医疗轻防疫”的不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嘴上说‘预防第一’,实际上并不把预防放在第一位。”他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吃饭问题,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靠创收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方面导致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

  此次SARS突然来袭,中国公共预防体系面临极大的考验。在SARS重灾区之一的山西,记者走访了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得知该中心最大的问题是投入少,设备陈旧。中心门诊主任李茂栋以做血常规检验为例,“我们现在还是一边眼睛看着显微镜,一边用手计数,而大医院里都是机器直接打出来的。我们下去搞体检特别不方便。”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些忙于抗疫的防疫人员都对于国家增加投入满怀期待。“只要把疫情损失的十分之一拿来投入,就好了。”

  冰冻三尺

  在SARS的威胁面前,如此脆弱的草根层农村公共预防机制让有识之士备感担忧。

  “今日SARS的威胁,是中国长期失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对新型的流行病应对失措的集中体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仑对记者说。

  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袤的中西部和农村,与“赤脚医生”这个历史名词相伴随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曾给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20世纪70年代,该制度与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一起成为农村医疗的“三大法宝”。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90年代后,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事实证明,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其人口覆盖率始终低于10%的水准,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

  至于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更是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参见《财经》2002年4月20日号《农村医保风雨飘摇》)。

  与此同时,在卫生费用逐步减少的压力下,各地纷纷出现了拍卖卫生院的一幕。1984年财政制度改革后,财政经费逐级下放给省县乡各级政府自行支配,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饭”的一级独立财政,其中卫生经费也由县财政划拨到乡政府直接管理。但由于乡政府缺乏懂得卫生知识的管理人员,对乡卫生院的管理多是流于形式。加之很多地区乡财政捉襟见肘,出现了乡政府截流卫生经费的情况,甚至有的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来自卫生经费。

  “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谈起此事直言不讳,“这是政府从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退出。”

  另据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近11年来的公共支出的分析显示,中国公共开支的分配向富裕区域倾斜,而在区域内则向发展最快的省份倾斜。据统计,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增强、劳动保护不足、部分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的集体作用下,农民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呈现相对和绝对恶化的趋势。

  萧庆仑教授则用“可悲”一词来评价中国对公共卫生的投入。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一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到2%左右,1996年以后不断呈下降趋势。1991年至2000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比例中也逐年下降。

  在萧庆仑看来,如果说中国在落后时期财政能力在公共卫生方面力有不逮,那么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这么少的支出只能反映出政府对这个领域的忽视。

  “毕竟基础医疗是一种公共产品,SARS事件让我们反思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不能退出的太彻底,政府对于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不足未来还会使我们陷入其它困境。”王延中对《财经》解释说。

  迟到的努力

  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从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财政部并即日从这笔基金中,对中西部地区按每省1000万元进行预拨,用于有关患者的救治工作。

  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国务院在已安排20亿元国债资金的基础上,再安排9亿元;为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建设,安排专项资金6亿元。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已经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SARS的防治。“为控制疫情,中国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目前还不能准确计算出需要投入多少钱,但卫生部已与财政部达成默契,只要卫生部所做的预算是合理的,财政部就会大力支持。”

  出身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此番受命,使许多观察人士产生更多的寄望:经此一疫,非常时期的救急与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能够一同得到解决。■

  本刊记者叶伟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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