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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谁能高尚一次?没有中产阶级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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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昕晔

关于阿根廷,我们熟知的是探戈、足球(马拉多纳)、牛肉和艾薇塔(庇隆夫人),近来媒体不断出现的是阿根廷的政权更迭、金融动荡、巨额外债和骚乱。

《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刘力群先生曾经指出,拉美的自由是不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他们的社会特征是:一方面在城市里,在议会里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自由的权钱交易;另一方面就是在安第斯山里,格瓦拉们自由的展开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通常,如果一个独裁者上了台,就会出现像阿根廷那样的裙带资本主义。统治者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像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人。”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影响阿根廷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超剂量”的产物,阿根廷的形势表明了玻利瓦尔革命指明的方向。他认为德拉鲁阿总统接受了一个私有化的国家,那里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安排一切,失业和贫困增加,中产阶级减少。新自由主义特别影响大众阶层。由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非国有化、对增长率缺乏支持、缺少科技、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缺少支持,使中产阶级在消失。他指出,对拉美民主和稳定最大的威胁是贫困和饥饿。

阿根廷的老百姓在一次次的政权更迭和经济动荡中被碾碎,整个国家如同一个搅肉机,还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在这个意义上说,究竟那一方在那个时段里占了上风,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苦难始终笼罩在民众的头上,因为强者依然肆无忌惮,弱者依然孤苦无告,虽然也许强者弱者会不断地变换角色和位置。

是否有一个阶层高尚过一次?

“必须有一个阶层高尚一次,才能把一个民族带出前现代的泥沼。”我们需要去追问――是否曾经有一个阶层高尚过一次?!

18l0年5月,阿根廷赢得了独立。然而,推翻了殖民统治,却并非意味着和平与建设的开始。阿根廷国内对立的局面日趋严重,特别是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各省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阿根廷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

因为独立战争,军队在拉美国家享有特殊的地位。独立之初的拉美政治领袖大部分也是独立战争的军事将领。西班牙人留下的封建经济制度与军人结合,形成了封建军阀体制,这种体制在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中美洲国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另一些国家比较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也相应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军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特殊地位。一般来说,军队并不是独立的政治集团,他们走到政治舞台中心基本的原因是,大部分拉美国家照搬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却没有使其正常运转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和条件。每当政权不能正常更替,或是社会出现严重动荡时,权势集团就不得不把军队请出来收拾局面,军队常常成为其改朝换代的工具。被誉为民主斗士的阿根廷前总统阿方辛说过一句实在话:我们(指两大政党)都敲过军队的大门。军政府的背后,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权派。

从《门罗宣言》到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战后秘密策划中,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被赋予了特定的角色,东南亚的作用是为工业国家提供原料,非洲的作用是为欧洲复苏提供“掠夺之地”,拉美则是美国的资源产地。美国外交部明确提出,“资源的第一受益者应该是美国的投资商,拉丁美洲只需要提供它们应该提供的服务,而不需要去关心民众的福利或者是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过度的工业发展’。”在美国政府高层文件中,其在拉美的利益的主要威胁,被描述成是“激进的”和“民族保护的”,因此乔治?凯南提出,必须“把时间花在现实的权力概念上”,因此不难理解美国一次次的在拉美进行颠覆活动――颠覆危地马拉的第一界民主政府,暗杀智利的阿连德――目的是破坏民主,保证稳定,因为那里的“激进民族主义”威胁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利益”。

拉美最后一轮军政府出现在六七十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是在1976年3月上台的,比皮诺切特晚了两年多,但是比皮诺切特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肆搜捕、严刑逼供、秘密处决,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无辜者被牵连受害。据民间组织的调查,有名有姓的“失踪者”(被捕后下落不明,据认为大部分被秘密处决)达8000多人。阿根廷军政府处决疑犯的方式惨无人道,有许多是用麻袋装着从飞机上扔进沼泽地的。

阿根廷军政府还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它借了400亿美元外债,只修了半条高速公路。1982年,第三任军人总统加尔铁里为了转移国人视线,利用阿根廷人的爱国热情,冒险出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惨败在得到美国后勤支持的英国远征军手下。军政府威信扫地,民心尽失。军政府已经走入穷途末路。1983年,第一任民选总统阿方辛就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履行竞选的承诺,清算军队侵犯人权的罪行。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1987年到1988年,阿根廷发生了三次军人哗变,身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阿方辛根本调动不了军队去镇压哗变。

梅内姆执政期间阿根廷经济出现了一些起色,1992年阿政府抓紧落实改革开放,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经济在持续稳定中出现增长势头。但是2001年7月梅内姆因涉嫌是一个从事非法武器销售的“非法组织”的首领被逮捕,同时其300万比索财产被查封。瑞士银行还查出了有以梅内姆以前妻和女儿的名义开的账户,并有65万美元存款。据报道,1991年至1995年间,阿根廷曾向被实行武器禁运的克罗地亚和厄瓜多尔出口了6500吨武器弹药。据查,这两个国家向中间商总共支付了一亿美元,但阿根廷军事工厂局仅收到4000万美元。检查官怀疑其余6000万美元被中间商或政府官员侵吞。据查,当时任总统的梅内姆曾签署过向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出口武器的命令,但这些武器被转卖给了克罗地亚和厄瓜多尔。

梅内姆的下台与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埃斯特拉达是多么相似。

阿根廷的轨迹与印尼、菲律宾也是如此相似:寡头政治――裙带资本主义――权力寻租――聚敛财富――经济动荡――政治危机――威权政府垮台――权力真空――社会动荡。

在走出前现代泥淖的过程中,没有哪一个阶层高尚过――舍弃自己的权力,牺牲自己和集团的利益――梅内姆在得到释放后,马上表示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并津津乐道自己的“权力走廊”;瓦希德在监狱里还在说,印尼的人民是支持他的,没有他印尼就会分裂。

经济危机的恶果谁来承担?

2002年1月6日阿根廷国会参众两院1月6日通过了阿根廷新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法案,为放弃执行了11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和将阿根廷比索贬值开了绿灯。杜阿尔德发表讲话,“走出实行了11年的联系汇率制的道路将不可能是一条坦途,经历了3年半经济衰退的阿根廷全体国民需要有做出新的牺牲的心理准备。”――民众又一次要做出牺牲了!

经济改革法案对德拉鲁阿政府去年7月宣布的将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和退休人员养老金裁减13%的措施未做任何修改,这个措施一度加重了阿根廷中产阶层的贫困化。

货币贬值、对石油产品追加最高可达40%的特别税以及对诸如电话、水、电、煤气等已经私有化的公共服务公司进行限价的政策,将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民的不满。比索的贬值,将带来物价的上涨,特别是进口商品。虽然政府一再重申将对某些商品价格进行最高限价,但是诸如药品等进口商品的价格在最近几天内一路窜升,大有失控之势。面包工业协会日前已以面粉短缺为由将面包价格提高了30%,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的涨价势必会进一步引发市民阶层的不满情绪。

从1970年代以来,阿根廷已经发生了8次货币危机。从2001年3月以来阿根廷的金融形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政府认为固定汇率制可以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与世界水平保持一致,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经济稳定计划,但几乎所有的计划都以货币危机而告终。

1960年代,阿根廷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30%,从1967年开始,阿根廷政府实施了8个经济稳定计划。Vasena计划在1967年3月开始,因1970年6月阿根廷比索贬值14%而结束。第二个计划开始于1973年5月,由当时的金融部长Gelbard提出,由于投资者对比索的投机攻击,到1975年3月,外汇储备损失56%和货币贬值高达100%,此后,货币继续贬值,同样宣告了这个计划的失败。1975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3%,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阶段(在1975-1990的16年间,除了1986年的年通胀率为90.1%外,其余的年份均在100%以上)。

1976年3月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领导的政府。在军事政变发生时,阿根廷的年通货膨胀率达300%,财政赤字大约为GDP的17%。新的军事政府引进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放松对经济部门的控制。这些改革包括逐渐消除资本控制、利率自由化和减少了对贸易的限制等。此后,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低,但还是超过100%。为了控制通货膨胀,1978年12月提出了的以汇率政策为中心的Tablita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从1979年1月1日开始,阿根廷比索采取对美元爬行钉住汇率制。其目的是通过逐渐把汇率贬值幅度降低到0,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逐渐与它的贸易伙伴保持一致。为了提高这个计划的可信度,政府提前几个月宣布汇率的调整速度。在这个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伴随着政府赤字的减少和国内信贷的收缩,货币贬值幅度逐渐减少。到1979年年底公共部门的赤字减少到GDP的5%。然而在1980年3月爆发银行危机时,为了挽救银行体系,央行对银行系统的贷款迅速增加,从而降低了人们对稳定计划的信心。1980年后半年央行对公共部门融资的增加进一步损坏了市场对Tablita计划的信心。这种信心的损失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国外利率而言,比索存款利率的上升;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而此时,发达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使得阿根廷雪上加霜。到1980年底,根据宣布的贬值率调整后的比索相对国外货币的利率差达到了3%左右,而非黄金储备减少了40%。1981年2月,政府宣布货币贬值10%,Tablita计划也土崩瓦解。4月份又贬值31%,6月份又贬值30%。此后,货币当局采取了双汇率制,允许资本帐户汇率自由浮动。

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挽救措施,使得Tablita计划崩溃后的通货膨胀加剧。1981年12月,新上任的金融部长Alemann宣布了一项新的稳定计划,重新采用了单一汇率制,停止了政府担保项目并收缩国内信贷。然而,这项计划好景不长,1982年4月2日爆发的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使央行必须对大量的军费支出进行融资。此外,国际商品价格的下降、国外利率的上升、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国际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等外界因素使阿根廷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到1982年7月货币贬值148%,政府又开始采用汇率双轨制,对资本帐户进行严格控制。

于1983年2月激进党政府接替了军政权,1984年1月阿方辛成为总统。政府试图在重复的IMF项目下用渐进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是由于实际工资的大幅提高使生产成本上升,预算恶化,货币一再贬值,通货膨胀持续上升,1985年的年通胀率达到6000%。为了稳定经济以及应付当年秋天的政府选举,阿方辛政府于1985年6月宣布的Austral计划。这是第一个把财政紧缩和收入政策结合起来的计划。在1987年的头9个月里,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5亿美元,为年初储备的60%。1987年9月货币贬值16%,Austral计划也无可挽救地宣告失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阿根廷货币又贬值33%。

1988年8月,阿方辛政府又开始实施一项新的稳定计划――Primavera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月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以内,把官方汇率维持在市场汇率的25%的范围内。这个计划在刚开始时,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政府很快放松了财政和货币约束,此外,对即将到来的1989年5月的政府大选的不确定性的疑虑,以及其它不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使投资者对阿根廷货币毫无信心,导致了经济的完全美元化。1989年2月通货膨胀爆发,政府在遭受巨大的外汇储备损失后,在1989年4月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货币贬值387%,Primavera计划又无可救药地失败了。

1989年7月,阿根廷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之中,阿方辛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宣告辞职。两个月后,梅内姆政府提出了BB稳定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的寿命还不到一年。1989年12月对阿根廷比索的新的投机攻击,导致了比索在1989年12月和1990年2月分别发生了大的贬值,而第二次贬值的幅度达220%,于是汇率又开始自由浮动。

1991年上台的卡瓦略认为,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阿政府用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此外,地方政府还不断地向中央银行借钱,而地方银行则依赖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从而使中央银行的赤字成为公共部门赤字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一赤字基本上是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弥补的。因此,如果能阻止政府随意开动钞票印刷机,那么通货膨胀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基于此,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自由兑换计划”,把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1∶1上。但受美元坚挺的影响,阿为坚守这一固定汇率而遭受巨大损失。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开始,阿根廷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失业率高达18.3%,拖欠了近1400亿美元的外债。2000年底,为防止阿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IMF与阿根廷政府达成协议,决定由该组织牵头向阿提供397亿美元应急货款,其中由IMF提供的份额为140亿美元。

痛苦让谁来承担?

2001年年初以来,阿根廷金融形势不断恶化,终于在7月份爆发危机,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政府财政赤字早已突破原协议规定的指标。由于财政收入大幅下降,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

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之前的确定目标,IMF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2001年12月3日,阿根廷实施限制取款和外汇出境的紧急措施,使金融和商业市场处于半停顿状态。17日,卡瓦略称阿将大幅削减2002年的预算,公共支出将从490亿美元削减至396亿美元。为了节省政府支出,阿根廷不排除进一步降低公共部门工资的可能性。他的强硬经济政策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反对派的激烈反应,最终酿成社会动荡。

伴随着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是,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战后全球经济体系,导致了资本流动的急剧扩大,特别是资本流动构成的转变――1971年,90%的国际金融业务与实物经济,贸易或长期投资项目有关,只有10%是投机性的。到1990年,这个百分比倒了过来;到1995年,95%的巨大业务是投机性的,每天的资金流量超过了七大工业国外汇储备的总和――超过1万亿美元,周期极短,一个星期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0%的资本就能周转一次。早在20多年前,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警告说,这一过程会产生一种低增长、低薪水经济。

如今维持固定汇率的痛苦已经使让政府无法承受,放弃固定汇率成为唯一的结果,这个痛苦要让民众来承受。

阿根廷深藏着社会危机,这不仅仅是哄抢商店,袭击华人,示威骚乱,而是深藏在民众中的不满,由于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造成的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怀念庇隆时代,一如菲律宾人怀念马科斯时代,一如切?格瓦拉重新成为人们的偶像,在安第斯山里,格瓦拉们也许还要展开游击战争――笔者并非要鼓吹革命,只是革命也并非无缘无故这一点现在经常被故意遗忘。“暴力文化能够统一大多数人的期望”,人们甚至不必去考虑与统治者不同的方法。

在阿根廷的内忧外患中,能否有一个阶层高尚一次?!
2002年1月11日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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