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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开在盛夏教师是影响我一生的职业
http://business.sohu.com/
[ 王延礴 ] 来源:[ 赢周刊 ]
  ——您的EBMA学生,建议我在认识您之前先听您一堂管理课,果然在课堂上我不仅发现管理是一门有趣的学问,还发现您是位能感染学生的很棒的老师。

  陈:在我中学时有一位影响我一生的老师。我想,从我做老师开始,我就知道我是要做像她那样的老师,所以,做老师是我的至爱,从1986年毕业于无线电专业,然后留校教马列哲学开始,16年来我一直没有间断我的教师生涯。我欣赏与学生之间的那种互动。我记得刚刚毕业时,我是个没有任何马列背景的人,在讲台上面对整个教室的学生对他们谈马列,我真是有点心虚。是那群学生给了我肯定和莫大的享受,课上到一半,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陈老师,这个星期五结束,我们等待下个星期五。”我当时就愣住了。

  从那时开始,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到今天。

  ——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陈:我在今年华工的新教师上岗培训中,面对100名新上任的老师,讲的话题是“教师个人修养和团队精神”,在我看来,一位好教师必须具备三种修养,品德修养、学科修养和个人修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很多小的习惯,比如下课的第一个动作是转身把黑板擦干净,每次上课必须注意着装。因为你是对学生有着重大传播力的人,你的品德、你的专业素养、你的生活细节,都是影响学生的渠道。

  ——您曾经说中学时期那位影响你一生的老师成了你的精神领袖,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她看的,甚至在她去世之后,您用自己的钱但是用了她的名字设立了一份教师奖学金。这是位什么样的老师,给了你如此大的影响?

  陈:我其实是广东人,却生活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边上一个满族语叫昂昂溪(大草甸子)的地方,父母因为搞地质而落户于当地。我的中学老师叫宁齐堃,她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无所不通。在我们那个地方,她是位奇特的老师,常常带着我们郊游,并且在教室里挂满了画。我们班有80多名学生,即便是三个人坐一个座位,我们都愿意跟着她。老师总是说一句话,“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她要求我做最好的学生,我的确做得很好,高中升学考试我是齐齐哈尔市最好的学生,因为没钱上重点高中,我还是留在了宁老师的班上。老师影响着我,我影响着班里的同学,我们配合得很好,高考时这个班80%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今天回过头来,我知道这叫“品质”。

  ——所以大学毕业,你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做了一名教师。

  陈:就是为了像她一样。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她看的。但是在1998年,老师去世了。我突然间不知道该怎样做了。我想了个办法,也许我很自私,我要让她的精神活下去。于是我只身前往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建议由我出钱,以老师的名字设立奖教金。教育局很犹豫,说这位老师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迹啊。我说不,她曾经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命运。教育局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以这份奖教金在齐齐哈尔市寻找和奖励优秀教师。这份奖教金很少钱,但是因为它,我找到了一份精神寄托。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常常在想这代人为什么对过去所经历的如此感恩深重?

  陈:因为太幸运。在社会提倡读书的每个阶段我都正在饱满地学习着。现在人到中年,我们的积累已经深厚,把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融入国际化浪潮,我们游刃有余。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总是处于这个社会的主流,而我们的前辈却没有这个机会。

  ——即便在你教授哲学的时候?

  陈:读哲学的时候,我研究的是伦理学和价值观,就在这里,我遇到了障碍,我发现中国人往往把理想迁就于现实,而实际上理想就是理想,现实则是脚踏实地,我不如弃虚向实,转向管理,因为在中国,能够思想的人不缺,缺的是行动的人。

  ——但是你说你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你坚持行动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否会产生自我冲突?

  陈:我看过很多很穷的地方,始终认为人不应该活成这个样子,应该有人做些具体的事情改善他们。人要活得有意义,我从小就问,我的意义在哪里?在华工,我努力做到经常和学生在一起,我带的辩论队连续3年获得全省第一,我为全校学生组织大型讲座,每年我都在校党校兼职上课……这个国家需要一大批有理想、有志愿从自己做起去奉献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只知道应该去做,而且喜欢去做,并且还能达成我的心愿。

  在我心中,某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比如关爱、合作和奉献,包括生活和工作,它们不会因为时间或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你的忧患意识很重,但你并不悲观,我总在你的眼角眉梢看到笑意。是否因为你常常接触的企业家们让你看到了这些实际上与你志同道合的行动者?

  陈:企业为社会做着巨大的贡献,它们应该做得更好,我总是为一些企业无疾而终而惋惜。我所接触的企业家们是一批喜欢做事、成功欲望极强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脚踏实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重,他们知道是时事造就了英雄,而不是自己造就了自己。

  文化是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最大障碍

  ——企业管理中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为什么你会专注于企业文化的研究?

  陈:转向企业管理之初,我涉及的并不是企业文化,而是公共关系,在做企业形象战略研究的时候,我感觉到,企业管理中还有比较核心的东西我没有碰到。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了康佳,在康佳兼并牡丹江(相关,行情)电视机厂的过程中,我的感触很深,在你有资金、有管理、有技术、有品牌参与的时候,如果对当地员工的观念和文化不做全面改造的话,兼并就不能成功,康佳的兼并成功,最主要一点正在于把特区企业的观念带到了内地。这个案例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向西方学了那么多东西,最后总还是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变革没有完成。

  1995年,我将研究方向转向企业文化,这在当时看来是非主流的、偏门的、虚的东西,也有很多人对此质疑,但是我坚持走下来,发现它其实很有内容。

  ——我在你的著述《企业文化塑造》中看到,麦科特摩托、科龙等都是你的实践案例,通过文化与企业接触,有何感受?

  陈:麦科特摩托公司是第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企业,当时是1996年底1997年初,企业库存太大,产品销不出去,危机四伏。我对总经理王铭利说,如果你信我的话,我们俩一起来改,后来把整个队伍从销售副总到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换了一遍,重建了一支队伍,过了几个月,库存下降了。我的方法很简单,某种意义上是用“洗脑”的办法使整个队伍换上全新的理念,按照适宜的方法做事。现在的队伍很稳定。如今的麦科特摩托销售去到了十几个亿,最近兼并了意大利品牌比亚乔在中国的工厂,可谓前途远大。我于是再一次感到文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1998年,我们与科龙合做了一项企业文化工程,叫“万龙耕心”,我任总顾问,这个工程在科龙的内部反响很大,到了1999年,科龙的业绩达到顶峰,年销售额达到89亿多元。

  ——这么多年研究“企业文化”,你认为文化的能量如何?

  陈:很多老板对我讲,我们也要做企业文化,我会问他,企业处在什么阶段?在创业和成长阶段,企业的任务是生存,主要做产品、做市场,做生产、做质量,还轮不到讲文化,但发展到一定规模,文化就被作为管理方法被提上议事日程。我自己喜欢企业文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做文化管理的最大特点是都从好的方面去做,管理有时讲罚,讲严厉的控制,而文化讲的是改变你个人的行为,也许别人看来是“虚”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很“实”的,它最终会落到每个人的行为上。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的行为不好,就归咎于中国文化一样,其实中国的文化何其博大精深,因为一些人的行为不好,就导致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诟病。所以如果在企业中改变文化,就可以改变员工的行为。

  我的想法可能狂妄了点,我觉得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是文化的障碍,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于是我在想,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区域,如果它们自己的文化做好了,很可能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就做好了。另外一个观点是,文化需要载体,我们说美国具有现代文化,其来源是它的很多具有现代文化的企业,像微软、IBM、通用汽车、可口可乐,日本也有,SONY、松下,中国却比较难讲,真正大型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还没有培养出来,那么中国就很难有现代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讲,我希望为社会做一点事情,我从企业文化的改造做起,身体力行。假如每个企业的文化做好了,每个员工的行为就会变得很好,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载体,中国就会具有比较持久的竞争力。

  ——除了你所提到的几个项目外,TCL、美的以及亿安集团等等企业也是你的接触对象,现在亿安的案子已有定论,当时你怎样认识它?

  陈:我接触亿安时它刚刚入市,我曾和当时的总经理王健长聊过,并且也为亿安做了组织诊断,当时的结论就是,组织架构非常不合理,因为无法沟通,这个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对亿安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应当反思的不是个人与企业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给企业提供了怎样的环境以及企业从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的问题,即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很多文章都在分析罗成或者亿安,我都没有什么感受,我觉得应该解释这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亿安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我的感受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在没有确定的时候,它会走到哪一步?而这个社会,到底容忍什么样的行为?我个人认为在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这是必然要交的学费。

  ——你选择企业文化,与你身为女性有没有关系?女性也许比较善于从虚入手。

  陈:没有关系,但和我学哲学有关系。我有三个专业结合在身,工科、哲学、工商管理,这个结构使我能够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具体的实物,也可以抽象出道理,所以一个人要在知识的领域不断拓宽,要厚实。我们的刘焕彬校长提出的学校办学理念非常好,我也一直铭刻在心,就是“厚基础、强能力、宽适应、重人格”。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所接触的企业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他们的功劳,或者是我们团队的功劳,我只是以顾问的角色在旁边提建议,能够让文化在企业发挥作用,则一定是企业自身的功劳。每做完一件事情,我总是讲,这和我们没太大关系。

  ——如果这样,你的成就感在哪里?

  陈:更多地在于我把一件事做成。比如联邦家私,它在一次转型中将纯粹的“生产和设计家具”演变成一个“家居中心”,提供给大家一个“现代生活的样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愿意陪着他们完成这个概念。在时代广场的卖场完成后,我和联邦集团的杜泽华总裁、石松副总裁一起去看,我心里非常高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品质当中的一些元素,这个卖场就成功了。我所做的是构建了一个管理体系,比如流程制定、岗位描述等等,把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现实,这让我非常赏心悦目,而企业所需要做的则是知道如何去理解消费者,并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在这个角度上大家共同做些事情,是非常好的。

  ——您与企业是如何挂钩的呢?

  陈:我与康佳的陈伟荣总经理是在1995年省经委组织的一次大型企业研讨会认识的,我有幸发言,讲到一个企业的战略要关注到哪些要素,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对企业做分析,陈伟荣总经理问我是否愿意到康佳看看,我当然愿意了,那时康佳正处于上升阶段。因为我常常有论文发表或会议讲话以及培训课程,之后很多企业找上门来。麦科特摩托当时与华工合作一个培训课程,全部老师上完课王铭利总经理回头来找我,他认为我可以帮到他,但是我很犹豫,因为他的企业状况的确很有危机,最后他的诚意还是打动了我。那是做得最苦的一个案例。也很有成就感。王铭利总经理说:“陈老师是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是缘分。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来找,但是的确精力有限,一个时期只能做一个,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案例。

  ——在您看来国内企业的前景如何?

  陈:很多国内企业很优秀,我认为它们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去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我一上去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敢确信,几年之后,所有学管理的人都要到中国来,MBA的课堂也会从新加坡移到中国。当时的学生之一,香港的星光集团(亚洲最优秀印刷企业)董事长兼总裁林光如先生(与成龙同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今年找到我,说陈老师你当时说的时候我真的不信,但是现在我信了,所以今年我们来大陆参观。我想提醒的是,中国大陆的企业进步非常快,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这一点上我自己都很有信心。

  文章偶尔变成铅字即可,

  不必太出名,女人尤其如此

  ——之前我访问过彭剑锋教授,其实你们所做的很多工作是相似的。早几年曾经风靡过大江南北的一些策划大师今天都不知去向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在为企业做着实战性的工作,很难说他们的成败,对他们自己来说这倒是很难得的经历,您怎么看这些人?

  陈:我和彭教授有时会是同一家企业的顾问,我们这组人和其他几组人还不太一样,相对来说理论基础是比较系统的,以前的策划大师走不下去,也是因为本身的基础不扎实。我们还有一点不同是比较喜欢贴近企业,基本上优秀的企业我们都碰到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舞台——课堂,在课堂上我们接触了更多的企业,使得我们对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困境预先都很清楚。我们也有弱的地方,比如传播不够,我不是很喜欢传播,特别是女人,更加不喜欢。

  ——为什么?

  陈:可能林语堂对我影响比较大,他有个观点,说文章偶尔变成铅字就行,也不要太出名,小有名气即可。讲这个话的人是比较潇洒的,因为他曾经拥有过。

  ——在你看来那些到企业去亲历亲为的顾问们的选择是否正确?

  陈:一个人处在什么角色才能正确评估他的价值,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做顾问要比直接做总裁做得好,比如屈云波做派力营销做得很好,但做科龙我很难说他做得成功,对他来说这是个很好的经历,但对企业来讲,失败就是失败。对科龙我一直没有评价,因为它是上市公司,我非常尊重它,但不管是谁做为职业经理人,他必须把企业带到一个高度,而不是降到一个低度。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总裁,也有企业出非常高的价钱来请我,相信比现在的价钱都要高,但我没有敢动,原因在于可能别人会比我做得更好。我应该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而不是去“试试”能否做好总裁,因为你要负责任。

  ——在你与这些硬朗的企业、男性企业家打交道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你的确是柔弱的?

  陈: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这种感觉,可能“顾问”的身份帮了我,或许身份和长相的反差也帮了我(笑)。而且我对问题的解答是非常直接的,行就行,不行就重新来过。我对我自己说话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我认为我不能给别人东西的话,我宁愿不开口,所以我被号称是“很会讲话的人”。和企业打交道,你首先要清楚人家请你来不是听你说话的,人家是要解决问题的,所以不存在力量不够的问题。我自认为是个比较敬业的人。

  ——你真的认为项羽这样懂得疼惜女人的男人已经不存在了吗?

  陈:起码在我身边很难找。我总认为物种的分工很有道理,男女互相依靠,自然分工,像我这样什么都要顾到的,不是太合理。我觉得女人比较适合教历史,而不是管理,历史中的光环也好伤疤也好,都是已经过去了的,对女人来说不会有太强烈的冲突。这样的女人应该培养孩子成长,给她很好的价值观、性格和生活习惯。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你看你,看我……(笑)。有一次我翻我的工作照,身边几乎都是男性,我当时就有点难过,我想可能是我摆的位置不对吧,我应该更多地和女人在一起。所以,骨子里我还是认为“男女有别”,不是我们的能力或力量不够,而是应该有所分工。

  不过如果让我重选性别,我还是选择做女人。

  ——课堂上你会用些女性的视角来解释某些问题,比如从女人的角度看刘邦和项羽两个男性管理者等等,而且你又能把握很好的度,在生活中你是否也可以如此恰倒好处?

  陈:我的生活并不完满。1995年我的婚姻破裂了,我在婚姻中的错误恰恰在于,我太女人了,我包揽了一切,做饭、带女儿,太迁就于丈夫。这和管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和变化,你就会被淘汰。也就在那一年我从研究哲学转向研究管理。我要给我善良漂亮的孩子最好的生活。1994年前我与我的导师李春秋老师出了很多哲学论著,其中《生态伦理学》填补了伦理学领域的空白,所有人都看好我在哲学研究上的前景,但我毅然转向管理。转型很顺利,一年多后,我已经成为广东省企业家协会的理事。

  ——一个把事业做得一帆风顺的女人,应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控制得很好,因为如果望“人”生意的话,你看起来是健康完美的,但事实上并不这样。

  陈:上帝是很公平的,他不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对事业,你只要下决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好。我很欣赏雷锋的一种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上课时我经常告诉学生们,在任何事情中,自己是不重要的,事情是重要的,因为事情本身没有不合作,关键是看你合不合作。虽然生活给了我一些挫折,但我仍然能够做到在生活中以别人为中心,我和小孩子的父亲现在还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

  ——你还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生活吗?

  陈:当然,我没有刻意去改变自己,但是在老师的影响下,我对生活的要求很高。生活可以简单,但是要保持品质。我很关注女儿的生活品质,我要给她最好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给她最大的房子,我不喜欢大房子,我喜欢温馨的房子,我喜欢听音乐,看电影,我要带她去看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不希望理想迁就现实,我要让它们保持一致。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目标,回到生活的本意上。

  ——在别人看来,你的生活和事业都已经达到了很好的品质,未来呢?

  陈:我喜欢音乐、填词和书法,它们都是极其讲究结构的,它们的美感不在于单个的音符或字体,而在于结构和布局,对于我个人的生活布局来说,还是有另一半比较好。博士、博导、教授、副院长……对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不该拿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完美型的人,如果有一天站在讲台上,有碍市容了,我就不教课了。我想放下工作,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看看街上有没有让我一见钟情的人。

  肖像

  ●王延礴

  生活的品质 陈春花在电话里几乎是没有表情的。

  但在课堂上,一个神采飞扬的智慧女人出现了,教室里座无虚席,所有在职MBA学员们的注意力被这位陈老师并不高亢的声音牵引着,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在荡漾,而关于管理的知识与经验在相互的撞击中逐渐散播进每一位在场者的知识库里。

  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有一双向上翘的笑眼,当然也有年轮刻下的鱼尾纹,但是,这不妨碍她拥有女人所具有的一切美丽特征,她甚至和女儿争抢朋友送的玩具狗,因为她们同时发现大狗的肚子里有两只小小狗。

  陈春花从不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因为她从不怀疑女人的力量,但是在男性当权的企业界,作为企业顾问,她偶尔也问一下自己,是否摆错了位置。

  生命从一开始,对她来说就是厚爱的,她于是始终是以平和的身份走过,即便在婚姻受挫的那一刻,因为无数人的关爱,使得她可以重新开始平和的生活。在她的内心,生活从来不代表任何抗挣,那只是“品质”的代名词,而生活是需要品质的,品质则是需要创造的。

  她认为自己没什么长处,如果说有,则是她的知识结构和时间管理。

  三个专业结合一身,工科、哲学、工商管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集成,就像一只多棱镜,可看实物,也可抽象道理。时间在陈春花的手里,价值变得很高。每年都可以剥离出一段时间,行走在安静的路上,除了贴近企业,还可贴近自然,否则你会不知道,人的需求是什么。女儿需要温馨的家,需要看风景的快乐。父母姐妹需要团聚的快乐。陈春花都努力去满足。她是个希望理想与现实合而为一的女人,她太理解生活的品质是什么。

  社会同样需要品质。在她研究的领域里,文化就是品质,它贯穿着一个企业的兴衰,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她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的障碍,但是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于是我想,如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区域完善了自己的文化,很可能整个社会的文化就做好了。

  以一个女人的视角和力量,要完成一个社会品质的改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不过,放眼望去,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其实都是生活的真正品质。

  

  陈春花

  广东湛江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昂昂溪。

  1982.8~1986.6年毕业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工学学士;

  1987.8~198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伦理学硕士课程;

  1999.1~2000.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1999.5~2001.5年毕业于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

  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代企业管理课程客座教授,澳洲国立大学国际管理硕士课程客座教授。中国企业形象战略评审专家、广东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副会长、广东省精神文明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伦理学会理事。

  曾先后出任和主持康佳集团、科龙集团、TCL集团、联邦集团、亿安集团、麦科特摩托公司、福州东百集团(相关,行情)、顺德信用合作社、美的家电事业部、南方航空客舱部、广东电信等公司管理顾问及管理咨询项目。

2002年11月12日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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