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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是否“加大投资劲拉经济增长”的时候
2003年6月4日09:31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

  当前是不是“加大投资劲拉经济高增长”的时候

  5月7日和21日,温家宝总理两次主持国务院重要会议,研究应对“非典”影响、做好经济工作的措施。当前,我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头等大事就是出台并落实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其中,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当前投资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通知》具有综合指导的意义。

  那么,加大财政投资能否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当前的首要职能是重大项目投资还是公共事业支出?在贷款余额高达15万亿之时,增加投资和银行贷款是否会有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于这些重大政策思路的选择,本报邀请三位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分别从“投资、财政和金融”的角度展开论争,以期引起决策层和读者的关注。

  当前的财政政策不一定要“积极”

  国家财政的根本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现阶段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是对支出结构作有针对性的调整,力求在短期内奏效。

  本报特约记者 胡 莹 北京报道

  《21世纪》:针对SARS疫情造成的影响,最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轻损失、恢复经济的财政政策,您对此有何看法?

  翟凡:当我们考虑应对各事件冲击而作政策调整时,应首先对这些事件本身的性质作出明确判断。就这次SARS疫情而言,虽然其未来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从一些地区的经验看,这一疫情应该是暂时的,不会长期持续下去;SARS疫情的影响也有局部地域性的特点,迄今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疫灾;SARS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带有很强的集中性,集中在一定的行业和地区。

  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在政策调整上,应采取那些迅速而且有针对性的政策,把重点集中在受到严重影响的方面,力求政策在短期奏效。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SARS影响遏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避免其扩展和蔓延,使其不至于演变为大范围、全局性的危机。

  具体到财政政策,自4月以来,财政政策在控制疫情、减轻其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方面,做出了较多努力。如前期,财政在非典防治救助方面的直接支出,特别是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患者的免费救治,对控制和稳定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近来,财政部针对受损行业出台了一些财税优惠政策,包括减免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15项政府性基金,减免部分税收,以及对中央民航和旅游企业短期贷款实行财政贴息。这些措施针对SARS影响的集中性的特点,对受损行业提供一定的辅助性支持,有利于帮助这些行业的企业度过难关,避免造成大量裁员甚至破产,减少SARS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不使危机进一步扩散。

  《21世纪》:这些财税优惠政策能够抵消SARS疫情带来的冲击吗?有建议说应实行较大规模的税费减免并继续扩大财政投资等政策。您这么看?

  翟凡:我想强调,财政的根本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而财政政策调整以“熨平”经济周期的职能是第二位的。企业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的救助来度过这场危机,大量的损失应由企业自身来承担和消化。政府之所以在此时对企业提供救助,原因不在于政府有替企业分担风险的责任,而在于在这样一场危机中,企业的裁员和破产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以财政为主来抵消SARS疫情带来的行业损失,在经济效率上可能是不合理的,从财政自身平衡的角度看也不可行。因此,财政仅可能在其收入和支出的可能范围内,对特定行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救助。

  现在,我们需要的政策调整应该是有针对性、立竿见影的。因此,现阶段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是对支出结构作有针对性的调整,增加对特定行业和群体的支持,而大范围减税或继续扩大财政投资的做法并不合适。税制的改革应基于对我国税制的综合评价,服从于长期的效率目标,而不适合于为短期需要而频繁调整。财政投资也没有必要再行扩张,因为扩大财政投资以扩大内需的做法已实施多年,原有投资规模已经相当大,再扩大财政投资很可能带来投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并且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的时滞。

  《21世纪》:SARS疫情的影响和目前的财政政策调整,对宏观财政的平衡会有什么影响?

  翟凡:这取决于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看,SARS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局限于特定行业和地区,在需求方面,主要造成短期消费下降。如果疫情在6月份得到控制,人员流动和交往趋于正常,消费将在短期内迅速回升甚至反弹,则SARS疫情对2003年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将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全年GDP增长率将在7.5%或更高水平上,全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虽然由于疫情,财政支出会有一定增加,但考虑到今年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大约比计划数增收400亿,我估计今年财政赤字仍将控制在年初确定的计划数之内,即占GDP的3%。照此估计,SARS疫情不会对宏观财政平衡产生严重影响,SARS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支出的结构性调整上。

  当然,未来数月内我国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除SARS疫情本身外,出口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疫情对出口的影响,目前尚未显现出来。由于大量国际商务旅行取消,可能导致出口订单方面的损失,而且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像服装、玩具等具有接触性,国外消费者可能因担心而减少购买。据报道,印度声称有80亿美元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定单由中国转到了印度。如果该报道属实,则中国的出口损失总量可能会在300~400亿美元之间,考虑到出口商品中包含的进口部分,这至少会导致GDP下降1.5个百分点。再考虑到出口的乘数效应,GDP的损失将更大。

  果真如此,今年的GDP增长率将低于7%,财政赤字可能上升到GDP的4%或更高的水平上。

  《21世纪》:如果经济一旦出现恶化,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翟凡:如果出现经济恶化,则我们政策调整的目标就不是应对SARS疫情的问题,而是应对经济衰退的问题。此种情况下,宏观财政政策需要更为扩张,占GDP的3%赤字目标显然要放弃,财政将起到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预测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将上升到GDP的4%或更高水平上的原因。

  在财政总量适度扩张的同时,可能也需要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在支出方面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助等,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这次SARS危机暴露了我国近年来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滞后,而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资正应是公共投资的着重点之一。所以将来财政需要减少在一些大工程、大项目的投资,而更多地投资于公众的健康、教育,等等。

  《21世纪》:若赤字达到GDP的4%甚至更高水平,是否会加剧人们对我国财政持续性的担忧?

  翟凡:财政政策总是要在短期扩张以促进经济增长和长期维持持续性之间保持平衡。在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只要政府不将财政扩张当成一项长期性的经常性的政策手段,注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财政平衡,短期内财政赤字扩张不会严重威胁我国财政的持续性。目前我国国债余额约占GDP的17%。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即使总体财政赤字每年达到4%,从长远看,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仅在50%左右,从国际经验看,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

  人们对我国财政持续性的担忧主要是在财政的隐性负债或准财政负债方面,像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银行系统的呆坏账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要占到GDP的50%~80%。相对于这一部分负债来说,当前17%

  的债务余额并不算什么威胁。目前对这一部分负债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显然,它不可依靠经常性财政收入的盈余来解决。

  这些隐性负债作为历史遗留问题,采用国有资产变现的方式来弥补也许更为可行。

  ●翟凡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加大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路论争

  宏观政策的重心应是鼓励社会投资,实施“投资与消费双拉动”,从发展趋势看,投资大周期长的大项目多由社会大型基金投资。

  本报特约记者 胡 莹 北京报道

  《21世纪》: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出《关于做好当前投资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您对此有何看法?

  袁钢明:“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提法和思路总体上很正确。但关键是,抓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应当选准。有关部门把“非典”过后的工作重点放在投资拉动上,就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我们从财政收支现状看“抓投资拉动”有多少资源可用。从《通知》看,抓投资,主要是加大国债和预算内重点建设投资力度,主要靠财政措施。

  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就要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前提。但目前财政遇到了减收难题。政府对某些行业采取了减免税费措施,造成预算安排中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减少;其他很多行业尚未采取减税措施,也会因非典影响而造成税收减少。再者,“防非”使财政支出增加,对财政收入造成压力。

  面对增大财政投资的新任务,财政减收增支的困难不能说不大。“抗非”支出不能减少,财政投资还要增大,就必须较多地增加财政收入。若不增发国债,就不得不加大税收力度。最近财政有关领导讲话,要加大税收力度,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压力很大。加大税收力度将使广大行业的税收压力增大。很多行业受“非典”影响经营本已十分困难,很难再承受税收加大的压力。增大税收力度是说在不提高税率前提下,以加大征管力度的方式增加税收。虽说名义税率不变,实际征管也很规范,只是把规定该征的税征上来,但这样做也使得生产经营单位及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很重。

  我国的名义税率,无论是增值税是所得税,都超过一般国家水平,增值税率比一般国家高约3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率比一般国家累进税率的最高档次还要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低,接近最低生活水平线。企业很难在这样重的税率负担下经营发展。实际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税收减免和所谓“跑、冒、低、漏”现象,很可能是对过重名义税率很难实施的一种调整。本来,在“非典”冲击下,对旅游、餐饮、民航、交通等个别行业实行减免税费的措施,非常正确;有必要以此为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推进规范的全面减税,而不是“拆东墙补西墙”,造成更多行业实际税负加重。

  一般地,政府扩大财政投资拉动经济,是在财政资金或社会资金宽裕时进行的,财政采用发行国债的方式借用社会资金,不加重国民税收负担。

  如果以加重国民税收负担的方式进行,扩大财政投资的效果,将被加重税负对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抵消甚或得不偿失。

  增加税收力度很困难,再增发国债也困难。增发国债已连续实施到第六个年头,财政未来偿债压力加大,可能造成借新债还旧债的局面。总之,财政要想增加收入,无论是增发国债还是加大税收力度,都有困难。

  其次,我们从财政支出方面看“抓投资拉动”是否抓住了关键环节———第一,扩大财政投资能否有效地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非典”对经济的损害不同于地震、洪灾,无物质设施的严重毁坏,主要是对某些消费、商务公务活动、公众的工作出勤等造成严重影响。对付“非典”所造成的经济损害,主要不是靠直接增大物质设施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能解决问题。财政投资实行多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相对充足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过剩,很多投资项目并非当前迫切急需的,而是对未来长期经济发展有意义。除“防非”物质设施外,一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能快速有效地减缓非典的冲击。国家财政支持很多重要大型项目,固然有长远的眼光,但在当前紧急时刻,应把有限的宝贵资金用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上。“远水不解近渴”。财政资金应当用到解决因非典冲击而不能正常活动的“近渴”上,而非放到现在用不上的“远水”项目上。

  第二,扩大财政投资能否有效地拉动经济发展?从近几年财政投资的效果看,除1998年初国债投资对当时经济具有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外,以后几年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

  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连续实施5年,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同量的国债增发额产生不出新增的拉动效应,且后续增发的国债中相当大部分要用于偿还前期国债,这期间经济增长并非国债资金拉动的效果。

  国债投资项目中更大比重部分是银行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主要是这些配套资金在支撑国债项目。配套资金也不是因为财政立项才发挥了作用,这些资金如果不用在财政投资项目中,也可以用在其他更有经济效益的市场投资项目中发挥拉动经济的更大作用。由于扩大财政投资会增大财政收支压力,需要靠增大财政筹资力度来支撑,将财政困难转移扩散到国民经济中,造成税负加重、经济活力下降。尽管看起来国债投资增速很高,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低,但伴随出现了通货紧缩加重、失业率增高等问题。从实际效果看,财政投资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好办法。

  第三,财政是否在扩大投资中起到了正确的职能作用?在市场经济中,财政主要担负公共事业支出职能,财政投资主要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投资只是进行那些有公共需求而市场投资不愿或无法进行的项目,能够以市场投资进行的项目就不应该以财政投资进行。目前完成和再建中的很多财政投资项目,都可以以市场投资的方式进行。

  现代经济及技术发展,使很多过去不能盈利只能以财政投资方式实施的公共设施项目,现在能够盈利而可以由市场投资主体去投资经营。电力的“厂”、“网”分开和铁路的“路”、“运”分开等等以及稳定快速增长的巨大需求,使电力、铁路、供水、供气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稳定或高额的投资回报,市场投资者趋之若鹜,争相挤入这些领域。更何况高速公路、通讯、开发区等具有明显高额商业收益或垄断收益的投资项目,更可由市场投资者竞争性投资经营。对于可以以市场方式进行的投资项目,政府应当放手让市场投资主体去实施,让民间资金或国外资金投入进来。而且,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那些投资大周期长的大型工程项目大多是社会上大基金投资的兴趣所在。

  近几年,财政投资资金不仅投入到很多可市场化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而且还投入到很多本来就是市场化投资的生产建设项目中,如石油、矿产、原材料甚至机械制造、房地产等等。政府投资直接介入生产投资领域过多过深,使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做法有所加强,财政投资进入有的生产建设项目,角色错位,官商一体,与民争利。

  财政投资应当从可以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直接生产建设的投资项目中抽身出来。财政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支出作用,重点不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而是在于加强社会需求迫切、资金安排不足的公共事业上。这次“抗非”,财政大量增加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及其他相关公共支出,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到了“刀刃”上,起到了其他资金及市场主体都起不到的支持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这正是财政支出职能从以财政投资为主转向以公共事业为主的重要的转型契机。财政支出用于社会需求迫切、长期落后薄弱的公共事业上,比用于很多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财政增大公共事业支出,不是临时措施或权益之计,不能因非典疫情缓和而放松,而应当作为财政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和长远方向。

  政府抓消费比抓投资对促进经济更有效

  《21世纪》:您认为财政投资加大力度,会加大财政困难,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压缩财政不必要的开支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袁钢明:前一段“抗非”最紧张的日子里,财政资金慷慨支出,力度很足,遏制住了疫情的扩散。当时,有关部门表示,财政全力支持抗击非典,财政收支困难主要通过节约不必要的开支,调整财政支出方向,调整国债项目来解决。这一做法和说法,非常正确。

  非典突发,打破了财政原来正常情况下的预算安排,财政增大“抗非”支出,对财政收支造成了很大困难。在社会很多方面都受到非典冲击的情况下,财政收支的困难,不是从增加财政收入方面想主意,而是从节省财政其他支出上想办法。不仅要重视长期反复倡导的节省不必要行政开支的传统办法,而且要提出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及调整国债项目支出的新思路,即是说,通过调整减少国债项目的财政投资来节省财政开支。

  收缩调整国债项目规模、减少财政对国债投资支出,是解决财政收支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从节省财政开支方面看,各方面的支出安排差不多都已经满打满算,有些方面安排不足,有些方面是透支安排,财政已经做了赤字预算,需要财政支出的各个方面都很难压缩支出,传统上每次要想节约财政开支时,都要保必要重点、保经济建设,只能从压缩行政事务开支上想办法。

  但是,这次“非典”突发造成的特殊困难,仅靠压缩会议、差旅、出国、培训、考察等等来应对,已经不够。而且,从所列出的要求压缩减少的公务活动及行政支出的形式看,很难判断这些活动是必要还是不必要。现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很多公务活动,与经济活动及经济效益有直接的关系,有时很难辨别这些活动与企业商务活动谁者更有效益。非典对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使大量的商务洽谈、购销、展览、会议、差旅不能正常进行,对企业下一步投资和生产经营造成很大后续损失。非典疫情严重时期,大量商务、公务差旅及培训、教育、文化活动锐减,和旅游、饮食、文化等第三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是同一个过程。

  这样说,并非是说很多行政事业开支很难压缩。很多花费财政资金的活动的确没有效果,应当压缩,这是应当列在日常财政开支压缩范围内的,应当认为已经做了压缩;到了非典特殊时期若再要压缩的话,可能会压掉有效益的、必要的活动及开支。

  《21世纪》:财政困难加大,又不能通过压缩开支来解决,那么财政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方式呢?

  袁钢明:相形之下,已经上马在建或已经做好资金安排的很多国债投资项目,在目前形势下却没有多少必要性。这些项目中,有些是近几年为扩大内需、保持投资规模和速度而上马,有些是在国债资金充裕情况下的可安排容纳下巨大资金量的超大型投资。这样立项的投资项目,不是以看得清的市场需求前景为依据,而是以实现办成战略投资大事为目标;这样的投资,建设规模大,资金占用多,拖延时间长,资金效益要在未来远期阶段才能实现,有可能造成投入资金的时间成本过长,初期设计及实施过程有可能跟不上以后时期需求的剧烈变化,存在着投资与需求错位而发挥不出效益的风险。

  这些投资项目是在近几年经济不热、投资机会不多、国债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安排的,当前没有紧迫性,未来也不一定可以实现预期效益。这些投资项目的时间跨度长,向后推延的调整余地大。一些项目仍然是在层层行政审批、决策者与投资无关、无人真正负责的体制程序下立项上马的,存在着明显的决策失误、资金误置问题。

  在当前财政收支困难的特殊情况下,各方面资金开支都很难压缩,对国债投资项目进行清理、推迟、压缩,从国债项目中腾出资金来用于当前急需,是调整压缩财政开支的一种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一些国债项目应当停建,一些国债项目可以缓建,财政可以从很多项目中退出。很多国债项目可以以重组、分拆、拍卖等多种方式转让给市场投资主体。

  政府抓投资工作,不应当把重点放在如何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上,不是自己增大资金筹集力度,自己抓紧实施,而是应当把重点放在鼓励社会投资上。最近国家发改委提出投资体制改革设想,放宽投资领域,凡是外商投资可以进入的领域,国内社会投资均可进入。这一提法,和调整国债投资提法的方向相一致,很正确。在非典对经济造成冲击的情况下,社会投资热情有可能受挫,政府不应当在社会投资遇到困难的时候,重视以加大财政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规模,而应当通过鼓励社会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规模。

  社会投资筹资来源广阔,筹集方式灵活,社会投资主体自找机会,自担风险。社会投资适应市场需求,投资效益及融资安全程度要比财政投资高。政府抓投资工作应当转变思路,把鼓励社会投资放在抓好投资工作的优先位置上。但是,诚如前述所言,政府以抓投资促进经济,效果并不好。政府抓消费,是比抓投资更好的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

  《21世纪》:十六大以来,政府多次提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您对此有何看法?具体到这次非典,您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来拉动非典过后的经济增长?

  袁钢明:十六大报告提出“投资、消费双拉动”和“调整国民收入中消费比例过低的情况”,这是与1998-2002年间一直强调“投资拉动”的不同提法。2003年3月份两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注意投资、消费双拉动,更要注意消费的拉动作用。”这种新的提法,把拉动经济的重点从投资转到了消费上,这是政府对经济政策选择的新认识,是从近几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从近几年实际情况看,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影响比投资更重要,更具决定性作用。居民消费需求不强,社会投资就强劲不起来。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即使政府靠财政资金及配套资金把投资抓上去,也是效益不大,风险甚大;而且,没有消费需求支持的投资,融资困难,难以为继。政府要想有效地把经济促进上去,首先不是把投资抓上去,而是要把消费促上去。有了旺盛的消费需求,就不愁引发不起强劲的投资热潮。

  此次非典,遭受冲击较大的行业,都是受到了消费大幅度下滑的影响。虽然减免税费可以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但是如果消费需求起不来,企业没法经营,减免税费等措施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要想使经济回升上去,关键要把消费需求促上去,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

  非典过后,消费需求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受非典压抑的消费完全释放出来,如商品购买等,这部分消费总体上不会受什么下降性影响,只是推迟而已。第二,受非典严重影响而剧烈下降的消费缓慢恢复,如旅游、饮食、文化等,由于非典还存在延续性影响,这部分消费与以前相比,会出现下滑。第三,受非典影响而增加的消费继续较快增长,如健康卫生用品设施、通讯、电脑、电器、汽车等,受非典影响而减少的其他消费支出也会转向新的消费。

  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鼓励消费,把被非典压抑、推迟、破坏的消费释放、恢复、激发起来,推动起新的消费热潮,把经济促上去。

  《21世纪》:您对拉动需求、刺激消费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袁钢明:简言之,就是“用财政政策抗击非典影响,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苦战,财政政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抗非”任务,度过了艰难的关口。财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打了

  一场漂亮仗。下阶段,财政应继续保持抗击非典的重视力度,维持“抗非”特殊时期所采取的一些减免税和财政补贴措施,做好应急准备,财政不宜再承担其他新的支出重任,主要是休养生息。

  促进经济要靠货币政策。从消费需求入手拉动经济的政策措施,可以靠货币政策来支持和刺激。国外以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近10年甚至近10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不断创新的消费信贷所支持起来的居民超前消费。1990年代的日本,一味由国家财政进行大规模投资,老百姓总是觉得保障不足,消费信心缺乏,储蓄率很高,持续下滑的消费需求把日本经济拖入了泥沼。

  我们应当大胆借鉴国外发展消费信贷的成功经验,大踏步地推进在我国刚刚起步,在国际上已趋成熟的消费贷款,如购房贷款、购车贷款、教育贷款等,将这些已经取得经验经受住了考验的消费贷款推向更广的人群和领域。把贷款对象从少数高收入人群推广到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贷款还可以向医疗保健、培训、文化、通讯、旅游、农村等更广阔的领域扩展。货币政策、金融体制、银行经营都应当为快速发展消费贷款创造条件,发展金融创新工具,在提高金融安全和效率的基础上,满足消费贷款的需求,对扩大消费提供充足持久的支持力。

  ●袁钢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

  防范加大投资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到4月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已达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3%,为六年来最高水平。

  本报记者 孙 铭  北京报道

  《21世纪》:近期,中央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经济发展。您对有关金融政策的观察和评价如何?

  何德旭:最近,央行向全系统和各家银行发出《关于应对非典型肺炎影响,全力做好当前货币信贷工作的意见》。《意见》下发后,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开始付诸实施,像有的商业银行设立了专门的“抗非典专项贷款”,有的商业银行对

  于承担防非典重要物资生产任务的企业提供预授信或提高授信额度、实行优惠贷款利率,有的商业银行在信贷、结算等方面对涉及防非典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防治非典、发展经济之际,在金融政策方面作出的积极反应。商业银行虽以利润为经营目标,但也应首先服从“防非”和发展经济的大局。

  《21世纪》:基于这种情势,央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否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否表明央行会改变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立场?

  何德旭:从央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看,其核心是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实施适当的信贷倾斜,保障“防非”所需的资金供应,为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包括保持金融支付系统、清算的稳定运行,保证金融秩序的安全稳定等)。所以,即便是出于“防非”需要,货币总量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货币总量同比增幅已经不低),货币政策“稳健”的基调也不会改变。

  其实,所谓“稳健”,是对货币政策原则、方向和基本趋势的把握,而非基于货币政策操作层面(扩张或紧缩)的提法。即是说,坚持“稳健”原则,并不妨碍央行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对货币信贷总量进行必要的调整。

  在更深层次上说,强调“稳健”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虽有所下降,但潜在的风险并未消除,因此,货币政策“稳健”

  的基调不应改变。当然,从经济形势和近几年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看,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应该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和调整。

  《21世纪》:可是,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积极贷款并适当下浮利率,这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或与银行的利润目标相矛盾?

  何德旭:这正是许多人担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一,央行《意见》和相关政策是一种指导性意见,不带有任何强制性,商业银行在贷与不贷、贷多贷少、利率高低等方面仍有充分的自主权;二,央行要求各分行和金融机构加强对贷款投向和投量的跟踪监测,加强对贷款企业产品库存和市场销售信息的跟踪分析,提高风险意识,即是说,商业银行对与非典防治有关的贷款不是“敞口”供应,而是有条件的;三,对金融机构发放“防非”相关贷款有一些保障措施,如实行财政贴息、央行的资金协调等,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商业银行的忧虑;四,适应公众对“防非”医疗用品、药品和食品等需求增加的趋势,商业银行贷款给企业开发、生产有市场前景的“防非”产品,可赢得商机。总之,凡符合银行信贷原则、满足信贷条件的“抗非”项目,商业银行将会积极支持。

  《21世纪》:在“抗非”过程中,金融政策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何德旭:金融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非典”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良好势头。

  其着力点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确保受非典影响较大行业、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条件。

  迄今为止,受“非典”影响最大的是旅游、交通、餐饮、娱乐等行业,随后“非典”将对其他行业、企业发生“滞后性影响”。而作为向这些行业、企业提供融资的商业银行,将可能遇到上述行业、企业还本付息甚至产生新不良资产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对这些行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使它们不至于因现金流的断裂陷入困境。

  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当前投资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通知》提出要加大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有关银行已经承诺的贷款要及时发放,适当增加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支持国家重点建设。应该说,在非典疫情已对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

  但是,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一定要按照《通知》要求,严禁各种“形象工程”,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

  重复建设。这也是防范加大投资力度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的重要步骤。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到4月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已达15.05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创下了过去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贷款的过快增长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可忽视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行业和项目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机构贷款的高增长,潜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

  因此,在商业银行支持受非典影响的企业、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吸取1990年代初期经济扩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的教训,既要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保持经济发展态势,又要遵循贷款原则,兼顾银行资产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注重对企业及项目的认真评估,避免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此外,央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应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和投资稳定增长;管好用好支农再贷款,加大对“三农”

  经济的支持力度。总起来看,只要运用得当,金融政策在抗击非典、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大有作为。

  ●何德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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