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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
2003年3月28日15:35   [ 曹胜 刘立 ] 机构:[ 经易期货 ]

  无论始算于1988年的理论探讨,还是始算于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的实践运作,中国期货市场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虽然也曾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和长期的治理整顿,但是,无可否认,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已经顽强地扎下了根。十余年的风云变幻,十余年的沧海沉浮,在这个国外号称“高折旧”的“黑头发行业”里,一大批忠诚的期货人士,已经从青丝黑发守望成了鬓染秋霜。当国际金融期货的规模用二十年时间赶超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商品期货的同时,我们却仍未走出商品期货的试点阶段。相比于我国市场体系中的其它市场结构,中国期货市场的资金容量、品种规模、市场参与程度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不相形见拙。

  美国的农场主在生产的同时都在收看、收听CBOT的农产品期货行情,而中国的大多数农贸企业甚至不知道期货为何物;国际贸易商人如果离开了国际期货市场的定价基准和价格发现,几乎很难达成升贴水协议,无从安排远期现货的购销、保值和大洋船运的计划,而中国目前仅仅只有少部分贸易商人刚刚懂得在国内期货市场投机。这种国民期货意识和贸易操作水平与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总量和质量以及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那么,为什么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国际期货市场成熟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年之后,没能充分发挥后发效应和学习效应迅速地茁壮成长、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经济功能?

  一两个冶金厂矿、少数几个粮油企业在期货市场上仅有的几个品种上的有限盈利和某一局部时间成功的套期保值个案,并不能说明尚不具备品种规模和部类体系的中国期货市场,已经完全能够胜任套期保值的重任、能够满足国民经济规避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的要求,这也是中国期货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能得到主流社会认同和公众舆论拥护的主要原因。

  一,大病初愈,不宜急补

  我国期货市场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理论和实践都很不充分,相对于中国当时的市场基础和运行机制,期货市场的降生多少带有一点早产的特征。由于法制建设滞后和监管运作经验缺乏而导致的风险事件,由于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参与者缺乏市场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由于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欠缺和对期货交易风险的不当宣传,中国期货市场在试点的初期阶段就遭到了政策面和监管层严厉的治理整顿,交易所、中介机构和上市品种大量裁减,市场资金迅速流失,市场失血严重,加上交易所高比例的手续费和经纪公司迫于生计的恶性竞争,形成恶性循环,市场自我免疫能力和恢复能力每况愈下,最终使得本来先天不足的市场机体又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因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市场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无从谈及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

  虽然从2000年底开始,政策面暖风频吹,监管思路从治理整顿及时调整到规范发展,但是,大病之后不宜急补,再生障碍性贫血也不可能用一两副猛药就可以根治,恢复市场的功能和体能,首先必须放松对市场的束缚,营造健康的、宽松的制度环境,取消一系列的市场禁入限制,建立便于实施套期保值的市场机制,培养各种经济实体的套期保值意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套期保值的需求,只要符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正常经营,就应当鼓励其利用期货市场这一规避风险的经济工具,让更多管理风险的套期保值者和润滑市场的投机资金,踊跃参与到期货市场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市场自身的造血机能。

  二,营养不良,改善饮食

  中国期货市场经过了十年的摸索,目前,仅仅七个品种可以上市交易,与物资极大丰富、流通空前繁荣的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相比较,期货市场现有的品种体系和规模显然是不成比例的。就象让一个年幼体弱的儿童仅吃有限的几种食物,必然导致营养不良、肌体功能不健全。在有限的几个品种上,让期货市场全面表现出在国民经济中的宏观作用和经济功能,显然是勉为其难的。就象让一个人仅仅从事有限领域里的初级劳动,是无法体现出人类全方位的智慧和能力的。期货市场的品种规模和交易规模是市场功能发挥的基础,如果规模过小,则不易发现真实的价格,发现价格的成本和代价必然很高,也很难使套期保值者顺利实现风险的转移。此外,目前对上市品种的开发设计、申报审批的程序要求和政策限制,也违背了期货市场高效率的原则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因此,品种问题不解决,市场无法自己选择自己交易的对象,期货市场就无从谈及内在本性的经济功能,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长期以来整体功能不明显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最终关系到我国期货市场能否健康成长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

  三,固本清源,调理经脉

  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于2001年编纂出版了《中国期货市场专题研究》一书,着重从客观上分析了我国现货交易不规范和价格体系不完善、期货品种制约和合约设计缺陷、缺少套期保值机制和动力;从主观上分析了市场参与者期货理念匮乏、在利益驱动下操纵和协助操纵市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理论认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虽然有人否定理论突破和创新对促进期货市场经济功能的作用,但是,人类对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修正的扬弃过程,如果因为理论认知偏差导致了市场功能失真,我们就不应该因循守旧,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1, 关于套期保值理论:从我国研究和引进期货市场理论的初期开

  始,对于期货市场的规避风险的经济功能几乎完全定位于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即针对现货市场的交易部位,在期货市场的相关合约上进行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的期货交易,以期用期货市场的盈利补偿现货市场的价格亏损。这个理论本身没有问题,其经济学原理在于相同标的物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影响因素相同、价格走势大体相同,在套利交易的作用下,期现价格最终(期货合约到期进行现货交割时)趋于一致,只要两个市场的买卖方向相反、数量相等,价格盈亏此消彼长,从而达到回避市场风险的目的;由于期货交易的高效便捷,最终实物交割的数量往往不足交易量的3%,套期保值的成本极低。

  但是,现实中,当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在进行行业推广、品种推介和期货知识普及教育时,往往出于行业利益和营销的策略,比较偏重地宣传了套期保值的成功案例,而忽略了期货市场作为集中风险、分散风险的场所,必须首先面对的风险损失,从而给每一个参加学习的经营者和政策决策者造成一个片面的错觉:只要参与期货市场就可以用期货盈利补偿现货亏损、就能锁定成本和正常利润达到保值的目的。正是由于风险教育不够、对市场风险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不足,不少以保值避险为良好初衷的生产经营者在进入期货市场保值之前对期货市场作为金融虚拟市场的特殊性研究不够,对价格形势分析不够,经常遭致出师不利、当头一棒的沉痛教训,继而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作用,增加了对期货市场的戒心和抵触情绪;由于过去监管经验的缺乏,期货市场时常出现现货月份的“逼仓”现象,也增加了现货商人被动的巨量交割,使得不少人怀疑期货市场的正面功能和关于交割量应该小于3%的说法,甚至错误地把期货合约到期交割实物的被动套利也视作套期保值的行为。由于期货交易的财务处理长期没有自己赖以依据的会计准则,而且期货交易亏损很难被传统经营管理接受,因此对于套期保值本来就有可能出现的现货赢利、期货亏损的现象更是难以理解,甚至会被冠以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期货市场早期的各种不利因素经过片面地理解和有选择性地传递,集中反映到高层政策决策者那里,最终导致了对真正需要套期保值的国有企业和大机构的入市限制,套期保值者被禁入,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功能也就无从发挥了。

  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忽略了期现套利交易的成本和时间的局限性,期货价格最终与现货价格趋合,必须建立在套利交易及时、便捷、低成本的基础之上,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是一个时点,而套利交易必须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必然受制于交通、仓储、物流和金融等现实条件,因此,在市场客观存在投机的情况下,临近最后交易日的逼仓行为就成为可能;目前,交易所交割费用和仓单成本居高不下,注册的标准仓单仓储费用比未注册的仓单高出两三倍,这些费用的存在使得期现套利交易的成本高昂。因此,当逼仓或者弃仓成为可能、套利交易因成本太高而难以进行的时候,套期保值理论中期货和现货价格最终趋合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在传统套期保值理论及其经济学原理中,应该加入时间条件和套利成本条件,在宣传套期保值的避险工具时,应建议回避现货交割月份,强调套期保值的时限性和计划性,不要做被动交货和接货的“套期保值”。

  2, 关于基差理论:在我们开始引进期货理论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

  一致认为: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的基础,现货价格决定期货价格,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期货价格=现货价格-基差(公式1);于是,初涉期货市场的交易者往往以静态的局部现货价格的水平来判断期货价格的高低和行情走势,认为期货价格比现货价格高出正常的基差水平就卖期保值,认为期货价格比现货价格低于正常的基差水平就买期保值,结果往往遭致了套期保值的失败,对期货市场回避风险的功能产生怀疑。

  传统的基差理论认为:现货价格决定期货价格,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产生反作用。但是,在目前国际贸易的通行惯例中,以及期货市场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货贸易中,现货价格的最后确定往往取决于期货市场的价格,而不仅仅只是反作用而已,是典型的期货价格决定现货价格的模式,奉行的公式是: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基差,乍一看好象只是在公式1 中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移项”运算,但是,产生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例如,11月份美国某大豆贸易商从农场收购大豆价格为520美分/bu,计划租用下月船期卖到中国,为了回避跌价风险,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卖出同等数量的相关期货合约进行套期保值,成交价格550美分/bu,保值基差为520-550=-30,该贸易商计算如果最终结束卖期保值时的基差变强达到-10美分/bu时,可以弥补仓储、保险等成本费用并锁定了正常的利润收入[-10-(-30)=20],于是,在国际贸易中发盘报价:12月船期美湾离岸价格FOB=1月期货合约价格+离岸基差(-10美分/bu);中国进口油脂企业为了保障1月原料的供应同时认为目前大豆价格太高、应有回落空间,愿意与大豆贸易商达成基差交易协议;当一个月后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分别跌落至450美分/bu和480美分/bu时,油脂厂认为大豆价格对自己有利决定作价成交,通知美方在芝加哥期货市场买进期货合约结束套期保值。最终的财务分析如下:

   现货 期货 基差

  11月 520 550 -30

  12月 450/470 480 -30/-10

  美国贸易商最后的实际现货成本价格=现货原成本520-期货保值盈利(550-480)=450,基差变化=-30-(-30)=0,实现了完全套期保值。

  油脂企业原料离岸成本价=期货价格480+协议基差(-10)=470;比签订购销协议时的现货成本价格大为降低。

  美国贸易商销售利润=离岸销价470-现货实际成本价450=20,亦即实际基差变化=-10-(-30)=20;利润得以锁定和实现。

  从上例可以看出,买卖双方通过基差交易方式各得其所,都实现了自己规避风险和锁定利润的目的。当议定了基差以后,贸易商锁定了自己的利润,将结束套期保值的平仓操作交由油脂企业完成,油脂企业通过正确的市场分析既保障了未来原材料的供应,又降低了原料成本,最终,原料的现货价格完全取决于期货头寸平仓时的期货价格。

  所以,期货价格可以决定现货价格。根据这个结论,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利用期货市场改善自己的服务职能,提高行政调控效率,在中国的现货贸易中广泛推行和引导套期保值和基差交易方式,利用行政和制度手段,解决市场自我调节中的“失灵”问题,让更多的各界参与者共同发现价格并逐步建立起权威的价格标准体系,通过现货和期货的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发挥出期货市场应有的经济功能。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已有成功的先例:1996年,美国政府取消长达60多年历史的农产品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通过引导农民参与期货与期权交易,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和风险观念,自担风险,独立决策,督促农民根据期货市场的价格信息合理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结果是农民参加期货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农产品价格发现越来越真实,而且成为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定价中心,不仅将农业市场巨大的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之中,而且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稳定了农业生产。

  此外,确定了基差交易的合理性,积极推广基差交易模式为广大现货交易商服务,就可以在交易所上市品种的基础上进行品种创新,增加内涵衍生品种--套期图利价差(Spread)的交易,即对同一品种的不同合约间的价差关系进行挂牌交易,既方便了跨期套利交易者,又平抑了合约价格间的不正常剧烈波动,防止市场操纵者拉抬远月/近月合约、出仓近月/远月合约的造势行为,降低了市场风险,促进价格发现机制,在CBOT成功推出Spread交易以来,成交量逐年大幅递增。对于中国而言,尤为可贵的是,Spread交易可以有效防止现货月份的逼仓行情,套期保值者可以在近期不利行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及时通过Spread交易将保值头寸转移到相对安全、时间余地较大的远月合约上,回避逼仓后期不得不高位买进平仓或不情愿地被动交货的不利局面。例如,2002年7月前后,中国进口商人买进的到岸贴水多为基于CBOT大豆7月合约期货价格,但是美国基金得知大量中国买家尚未作价买进期货平仓,在天气题材的配合下,进入7月以后急速拉抬7月大豆合约,7-9月合约间价差Spread迅速正向扩大,一些经验丰富的中国商人及时在550美分/bu左右通过Spread交易将自己的头寸换月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9月合约,躲开了美国基金的现货月逼仓,在随后9月合约回落到530美分/bu时重新作价买进。但是仍有不谙此道的中国商人最后被逼无奈作价买进7月合约在599美分/bu的年度高位,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和血的教训。

  3, 关于交割理论:有人说:期货是一门操作的学问,没有什么深奥

  的经济学理论,交割更是一个纯操作的环节,也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期货市场一直受到交割问题的困扰,几个风险事件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现货月份“多逼空”或者“空逼多”的交割矛盾上,严重地影响到期货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也破坏了期货市场的声名和形象。由此看来,交割问题还必须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重视。

  我们不必在此讨论期货实物交割量是否有一个合理的数量比例标准(3%)的问题,也不必讨论实物交割究竟是套期保值还是期现货套利的问题,因为标准的套期保值理论已经作出了回答,只要符合交割标准和交割流程,能够实现平稳、顺利的正规交割,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和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都不会受到伤害。期货交割容易出现问题的理论根源在于:

  期货交易保证金的高杠杆原理,使得投机资金可以用较少的资金控制很大的资源规模,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也为操纵市场的过度投机提供了机会。一旦多空机构主力意见分歧严重,双方重仓对峙,价格稍微朝不利方向变动就会招致巨额亏损,双方心理上、客观上都不愿接受亏损的后果,只能继续斥资护盘,持续增仓对峙,最终空盘量必然会超出现实中所能筹集到的现货实盘量,于是,逼仓在所难免。由于双方资金的获取显然比现货实物的获取容易得多,资金热钱的相对无限性与物质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期货市场在活跃时期容易发生钱比货多的“多逼空”事件;在市场萧条时期,资金流失难以承受有限的货物实盘而发生多头弃仓的“空逼多”事件。因此,在中国期货市场治理整顿前期,交易规则和交割细则都是一味监管和防范“多逼空”事件,以至于矫枉过正,导致治理整顿后期实物交割数量不断增加,“空逼多”事件接连发生。

  根据这一原理,市场监管者应该审时度势地根据市场的资金规模和投机力量,判断市场所处的发展时期,及时发现和监控交割风险,不要用修改交易交割规则、限制和变相限制交割、出台临时政策等人为手段造成对市场的冲击和伤害,而是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的问题,及早控制和调节市场持仓规模,向远约合约平稳疏散持仓,通过按规定适时调整保证金水平和杠杆比例、启动市场紧急避险程序,将交割风险化解和规避,即使交割数量巨大,也能实现平稳交割和合约过渡。交割数量不是调控的目标和关键所在,而是反映调控及时性和成败结果的指标,限制和变相限制交割数量只能增加腐败、激化多空矛盾,使市场风险更明显、更迅速地暴露出来。

  交割的实际数量具有一定的经济学意义,不能以交割数量的大小来判断市场是否存在操纵现象,而是要看交割仓单是否最终控制在少数会员或机构手中;也不能把巨量交割的平稳过渡视作一个交易所达到国际水平的标志,更不能美其名曰进入“后逼仓时代”。发生巨量交割,是有悖于标准的套期保值和投机交易无需大量交割的原理的,而且肯定是多空分歧严重的后果,是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到了最后双方都不能全身而退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举动,往往是多头不合时宜地被动接货、空头不合效益地被动交货产生的结果,如果有一个发达的现货市场体系、能够迅速灵活地实现现货的购销,多空双方都不必额外支付包装、检验等交割费用;只要交易所不参与到多空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有目的地营造行情来活跃市场,而是及早运用规则、启动程序调整保证金杠杆效率,防患于未然,巨量交割就有可能避免。但是,有一点可以认定:巨量交割是价格趋势逆转即牛熊转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巨量交割产生的巨大反作用力才能扭转市场长期趋势形成的惯性,如果交易所的调控努力和期货市场自我调节均未能阻止巨量交割,那么市场后市发生趋势性反转的可能性剧增,例如,大连大豆1996年的巨量交割结束了长达数年的牛市,引发了六年之久的熊市;2002年5月合约八十万吨左右的巨量交割则有可能结束了六年的熊市,揭开了新一轮牛市的序幕。这样的例子在过去的线材、胶合板、橡胶等期货交易中也比比皆是。

  控制期货合约现货月份的投机持仓量,可以直接控制实物交割,从而减少巨量交割对市场的冲击和社会财富在交割环节的浪费,避免不满足最终实际供需的无效物资流转。那么,现货月份合约进入交割月的持仓限额怎么确定呢?虽然,各个交易所的交易交割细则中都有定性的规定,但是,没有一个科学的数量经济模型,往往缺乏直观的可操作性,现行的对会员席位的现货月份持仓总量限制也不利于期货公司发展壮大和规模经营,客观上还助长了分仓现象。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模式不妨可以借鉴:通过长期数理统计,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根据“运输能力”、“交割量历史数据”和“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偏离程度”三组数据计算出进入交割月前一月第一个交易日到交割月最后通知日之间可能出现的最大可供交割实货量,然后将该数量除以4,即得出现货月投机持仓限额。美国期货交易员会CFTC认为,只有一个参与者的市场是寡头垄断,有两个参与者的是双头垄断,有三个参与者仍然可以联手操纵,四个(MANY)以上则很难形成价格操纵。中国期货市场缺少的正是这种以客观数据和科学定量分析为基础的数量化、模型化监管系统,而是更多地依靠人为主观判断和行政政策调控。

  四,消肿降压,增强活力

  《中国期货市场专题研究》一书总结评价了中国期货市场试点运行和治理整顿以来经济功能发挥的状况:价格发现功能初步显现,规避风险功能已经开始发挥,其他积极作用正在得到认可。然而,即便是效果较好的价格发现功能,也付出了昂贵的成本代价。且不必说关闭的几十家交易所、数百家期货公司的巨额投资和重复性建设造成的社会浪费,也不必说初期的市场参与者由于缺乏期货理论学习和系统操作理念在期货市场上的巨额资产损失,也不必说大量物资商品的集中交割和长距离运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经济低效率,这些都是期货市场试点初期不可避免的探索、学习过程中必须付出的学费,但是,仅从中国期货市场试点初期的运行机制中也不难发现市场发现价格的成本之高:1,某些已关闭的交易所为了活跃上市品种,没有把精力花在正常的品种合约设计和研究推介上,而是亲自出面组织资金大户人为营造行情,许诺并适时出台临时政策配合大户行动,在实物交割制度上配合逼仓成功;一旦投机过度、局势失控,反而落下把柄,遭到市场操纵的当事者或市场受害者的起诉,结果伤害了广大市场投资者最终也导致了自取灭亡。2,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交割费与市场的整体盈利水平不相适应,交易所作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实行会员制组织机构,但是交易所处于市场的上层建筑所获取的利润比例和总额都远远高于作为市场基础结构的期货经纪公司,而且以期货公司为主的会员单位并没有享受到会员制章程中赋予的全部权利和收益。市场的多空双方除了交易的盈亏之外还必须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资金的总输出远远大于市场参与者的总输入,市场一直处于一种慢性失血过程。3,交易品种不多,但是交割费用种类、环节却不少,交割的各环节费用相对较高。以小麦、大豆、豆粕三个品种为例,根据目前各期货品种由交易所规定的交割费用可以推算出套利交易成本分别为30、50、55(元/吨),如果以去年小麦、大豆、豆粕三个品种全年平均价格测算,套利交易者必须套到3.5%以上的价差才可能获利,而这些品种一个停板的差价幅度也不过3%,套利交易在价格发现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市场的交易成本之高、发现价格的成本之高;由于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升水幅度过大而吸引较多符合交割标准的现货流入期市注册成标准仓单,而期市内沉淀的标准注册仓单则由于期价对现价维持较大幅度的升水而难以向现货市场消化,由此而导致期市货到仓库死,实盘压力沉重,并可能致使部分沉淀的投机资金撤离期市,量仓交易难以显著拓展。降低实物交割费用对期市交易规模的拓展和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将具有重大意义。4,上市品种期货特性不明显,小品种、大行情难免发生监管不力、行政成本过高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小品种产量有限,现货价格风险也相对有限,譬如绿豆,全国一年的产量也不过六十多万吨,即使国家统购包销,或者全额买断无偿供应,就可以完全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按照当年绿豆平均价格3200元/吨计算,付出的社会成本也不足200亿元,而我们在绿豆期货交易上损失的交易资金、交易所手续费、期货公司佣金以及巨额交割的运输、储存等累计资金耗费总额却是数以十亿元计,如此发现价格,成本代价可见一斑。

  以上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或者目前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温故知新,防患未然,很有必要再次审慎反思总结。

  五,药典在手,标本兼治

  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关于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期货从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四个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条例》和四个办法),及时遏制住了中国期货市场当时盲目发展的势头,为期货市场的治理整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对于中国期货市场的拨乱反正和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无异于一剂治病良方。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程度,《条例》和四个办法在很多细节方面过于严格,为了维护市场的安全不得不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很多条款就是针对当时的某些具体事件和短期现象而制定的限制性整治处罚措施,可以说具有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因此,《条例》和四个办法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物,从出台之日起,就已经落后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并且阻碍和限制了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

  作为一个行业的法律基础和规范标准,仅有《条例》和四个办法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不仅需要药到病除的灵验“药方”,更需要的是能够包治百病的“药典”,因此,今年中国证监会及时修改了四个办法并上报申请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给行业的规范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和空间,取消了一些具体的外部限制性条款,增加了很多内在自律约束和激励机制,从鲜明的强制性行政细节管制转变为引导性市场自主调节。一个行业的规范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兼容高效的指导性法律,还需要一系列协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中国期货市场目前仅有的、尚待完善修改的《条例》和四个办法,远远不能满足期货市场全面、正常发挥经济功能的需要,甚至阻碍了期货市场的规范运作和功能发挥。《期货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研究和修订已经成为期货市场重新启动和发展的掣肘和制约,必须尽快解决。中国期货市场十年试点和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土地上,法制建设必须走在前头并先行完善,必须“先修渠、后放水”,否则,一旦水流控制不好就会“泛滥成灾”。

  总之,中国期货市场虽然先天不足,但是可以后天调理,虽然功能不济,但是可以引导培养,只要我们正确认识这个市场、爱护这个市场、耐心培育这个市场,假以时日,中国的期货市场也会健康成长、发展壮大,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挺立于国际期货市场前列,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国际金融发展中发挥出卓越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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