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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薛兆丰先生商榷:要不要帮工人一把?
2003年8月13日14:30   [ 张天蔚 ] 来源:[ 搜狐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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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帮工人一把

  从2003年8月1 日出版的《南风窗》上,读到薛兆丰先生的《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一文(以下简称《越》文),有若干疑问想提出来讨教。

  薛文说:关于福利问题,我有两个基本观点。一,工人的福利高低,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单靠良好愿望和高喊口号无补于事;二,工人向雇主争取福利,应该由工人自己量力而为,不宜由外人越俎代庖。

  而笔者以为这两个“基本观点”都有可商榷之处。第一条里的“单靠……无补于事”一节几乎是普遍真理,单靠愿望和口号不但于工人的福利无补,于其他一切事情也都无补。但这样一句听起来等于没说的话,却不是白说的。因为在完整的语句里,在从“最终取决于”到“单靠……无补于事”的逻辑关系中,指明“单靠良好愿望和高喊口号”的无补于事,也就间接否定了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和劳动力供求关系之外寻求工人福利改进的任何可能。换句话说,除了等待社会进步“最终”给工人们“自然而然带来”福利改进之外,一切努力都是“无补于事”的。

  再换句话说,作为群体的工人,除了苦挨苦待之外,任何试图改变境遇的主观努力,都是于事无补因而根本就是多余的。一直听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是理性的,但还是没想到能如此地理性到近乎冷漠。

  其实在《南风窗》上陆续读到薛兆丰先生的几篇文章,知道他是自由经济学的坚定信徒。上述的观点中,也充满一嗅便知的“自由”气息。《越》文后边提到的所谓“工人和雇主间的劳动力买卖关系,始终是平等的,没有说一方必定就能欺负另一方的。”也严格地符合自由经济学的基本教义。而在这个基础上理解薛先生的第二个基本观点,也就大致能够知道为什么别人眼里的扶弱济困,到了薛先生那里就成了“越俎代庖”,而且“不宜”。因为在自由经济学的理想“模型”里,工人与雇主间的关系不但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必须让他们之间自由地、不受干涉地进行交易,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和效益最大化的。而一但有外力介入,就免不了扭曲了真实的供求关系,不但可能造成社会效率的降低,还可能对劳资双方都造成伤害。

  问题是现实中是否存在经济学所设定的理想条件。而如果现实条件并不“理想”时,在理想条件下设定的模型还是否有效,或应该做出怎样的修正,才能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才是经济学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具体以劳工问题论,在社会现实,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导致工人与雇主间的关系只有在完全抽象的概念中才是“平等”的,而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乃至交易关系中却是极度的不平等。雇主对工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招工时没有合同,工作中没有保护,辞退时没有补偿的故事,我们实在已经听得太多。当然这一切都可以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来解释。但如果因为解释了,所以就坦然了,就能够不再把一个个受摧残、受伤害的生命看做生命,而是看作数学模型中的一个数据,而且据此主张劳工放弃斗争,静侯“进步”,那这样的经济学还不如没有。

  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但却知道某些经济学家是强烈拒绝道德判断介入经济学的。薛先生这样的自由经济的捍卫者,就更是对此充满厌恶和警惕。所以他才会说“要理解世界,就必须拨开‘动机’和‘良心’的迷雾,看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也才会把对资本家贪婪本性的谴责,和对劳动者境遇的关心、帮助,都贬作“社会真实进程的画外音”。

  但是,经济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故事,于是就没有与政治、人性、道德无关的经济,也就没有与道德无关的经济学。以笔者这样的外行看来,经济学固然有很强的技术性,但一俟经济学家们试图用某种经济学观点解释经济现象、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免不了与政治、道德有染。而当如薛先生这样对社会现象发议论的时候,秉持何种经济学观点,与其说是方法的选择,不如说是武器的选择,实际上则是立场的选择、道德的选择。

  比如,被薛先生小心地呵护着不允许外力介入的劳资关系,是否真是那么独立和自由,因而符合平等、自愿的市场交易原则,本身就颇为可疑。就我们所能了解的事实而言,由于资本相对稀缺和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现实,某些地方在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向本来已经处于强势的资本倾斜的倾向。在这些地方,不是有谁越俎代庖地为工人谋福利的问题,而是政府为实现尽快发展经济的眼前目标,而使权力介入市场,越俎代庖地为资本“扫清”因劳工为争取自身福利而形成的“阻力”,以逢迎资本的问题。在已事实存在的血汗工厂中,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劳工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当工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而试图有所行动时,却因其经济、政治上的绝对弱势而完全无力。同时,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都实际剥夺了工人们团结起来、凝聚力量的权利,使工人们在与雇主之间的博弈中,处于完全无“牌”可出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薛先生却要求工人们“量力而为”地与资本,甚至包括资本背后的权力单打独斗,其实就是要求工人放弃所有争取权益的行动和念头,老老实实地等着社会进步之后“自然而然”地降临的福音。如果工人们听到这样的说法,引起的一定是道德的反感,而不会是以为明白了什么学问。

  反之,“外力”也可以以相反的方式介入经济活动,如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禁用童工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不但是出于人道的制度设计,而且在经济上也可能极大地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以使工人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时候更有力量。或许薛先生会说,八小时工作制最初也是由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自己“量力而为”争取来的,而未假外人“越俎代庖”。或许是的。但我们毕竟已经生活在21世纪,尽管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工业化初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典型特征,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的父兄姊妹们,为了获得他们的基本权利,再把100多年前的血泪历史重演一遍。而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在事实上剥夺了工人们联合现代的权利时,又不予以补偿、出面为工人们维护基本权益而撑腰,则非但不是实现了在“小政府”观念下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反而是失职和失德。如果21世纪的中国还只能在无情牺牲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以令人瞠目的低价而在国际市场上维持其“比较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在道义上是可耻的,在经济上也未必拥有长远的竞争力。对极度廉价的劳动力的习惯性依赖,不但会助长资本家的贪婪和冷酷,而且会抑制其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使其成为不断榨取劳工血汗的劣质资本。这于资本家而言当然是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而言,却未必有所助益。

  希望有更多的“外人”来“越俎代庖”地帮助中国工人维护其基本权益,以使他们能在极其不利的供求关系和生存环境中,也能获得基本的生命尊严和生活保障。如果实现了这一点,“我们的”那些资本就要亏损、破产,那只能证明他们还根本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混事。这样的东西,破产了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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