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网上交易软件
·网上交易
·客服电话:8008205158

财经首页 | 滚动 | 国内 | 国际 | 专题 | 沙龙 | 产经 | 企业 | 经管 | 外汇 | 理财消费 | 在线315 | 在线兴业 | 酒城| 会展 | 道琼斯
股市首页 | 要闻 | 快报 | 个股 | 上市公司 | 机构 名家 | 热点 | 数据 | B股 基金 期货 | 论坛 | 网上交易 | 俱乐部: 记者 股民
我的搜财
用户名 密码
个股查询
财经搜索
搜狐首页 >> 财经首页 >> 观点与焦点 >> 经济评论
民企变质
http://business.sohu.com/
[ 袁剑 观察 余有人 ] 来源:[ 科学与财富之价值专刊 ]
  (一)公私共有  

  (二)民企香港春梦

  (三)一个民企董秘的自述  

  公私共有 

  《福布斯》的尴尬与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个英国小伙子开始以《福布斯》的名义为中国富豪正式计算身价。从此以后,这个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国公众与新闻媒体翘首以盼的新闻事件。那些一直以来只有机会分享外国资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观赏发生在自己这块土地上的财富传奇了,其引起的兴奋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国,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范围,实际上意味着“富豪”这个题目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而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质变。这似乎也颇为符合胡润——这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策划者的本意:透过中国富豪的财富神话来展示中国20年的变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润感到尴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们苦心孤诣的中国富豪榜就迅速沦落为人们的笑柄,而这个富豪榜的发布日,简直就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愚人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富豪榜的专业水平太低,而是因为这个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频率演变成中国民企的丑闻榜、问题榜。

  自从今年年中刘晓庆因税案入狱之后,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成加速度增长。而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国富豪榜二、三位的杨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当然,这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

  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继格林科尔、欧亚农业之后,超大农业最近也受到审计师的广泛质疑。这等于宣布,象征中国民企高速成长奇迹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时间中已经折损了三家。讽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还试图将大力引进内地民企作为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码,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热。但好景不长,对于内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经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让人睡不着觉。不过,最近的事态表明,民企不光是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了,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着觉了。许多愤怒的投资者和政治人物已经扬言要追究这些保荐人的经济责任。

  近一年多来,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十六大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将把在体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国民企纳入体制内。而一些权威人士更透露,十六大之后将有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领导行列。这一似乎暗示,在经过20多年艰难跋涉之后,中国民企将迎来他们的春天。然而,中国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实却显示:民企在没有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进入了冬天。实际上,许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企业家,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仅仅是富豪,而不是企业家。

  所谓民企,不过是私有企业的别称,而比较宽泛的意义则是指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在这个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发明的奇怪称呼之后,隐藏着中国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国民企最新一次发轫之初,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寻找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寻求合法性。与现在的风光景象相比,中国民企当年腁手胝足的艰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态,大概早已经被人们忘却。不过,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企的确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中再也不能忽视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与国有企业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观察家还是在中国改革派眼中,民营企业都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得像另外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闻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在杨斌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杨斌,这位有着中国暴发户典型行为特征的中国传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缭乱但却惊世骇俗的角色转变(由一个富豪一夜之间转变为异国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时间中沦为阶下囚),将中国民企最近一段越来越精彩的戏剧演绎到了极致。很难说以后还有没有超越杨斌的后来者,但在中国民企20多年的历史中,杨斌似乎已经“前无古人”。对于那些一直对民企怀有偏见的人来说,杨斌事件不过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偏见,而对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将民企当作医治中国经济灵丹妙药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杨斌事件则不啻于当头一棒。看得出,杨斌事件带给他们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仅就我们初步的检索,杨斌事件爆发后,就有三家媒体发表了社论。它们分别是香港老牌财经报纸《信报》,中国内地的《财经》杂志及《经济观察报》。有趣的是,这三篇社论不仅立意相同,而且题目也非常相似。《信报》社论的题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潜质远胜国企”,《财经》杂志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而《经济观察报》社评文章的题目则更是直截了当:“欧亚农业只代表它自己”。显而易见,杨斌带给中国新兴民企的创伤是相当沉重的。所以,这三家媒体在震惊、失望、沮丧之余,一口咬定:杨斌及其欧亚农业仅仅是个案,人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情况。的确,就杨斌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杨斌的确是独特的,个别的。但掩盖在这种技巧之后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杨斌及其欧亚农业并非是个别的,独特的,它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决不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加以忽略。这个事实,或许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这是所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抱有极大期望的人们,所必须直面的事实。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常识:民企是产权明晰的,而这种产权特征将对民企产生远胜于国企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效率表现。然而,中国民企真的是产权明晰的吗?它强大的自我激励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能够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吗?

  民企:想象的异邦

  恕我直接照搬一本书名作为本节的标题,不过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题目更能准确描述民营企业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民企形象了。在这种想象中,民企不仅产权明晰,充满活力,而且是天然的市场主义者。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民企只存在于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中,只存在于那些由这些纯粹概念建构起来的自由主义者的大脑中。也因此,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言说的民企(无论它多么美妙),并不是现实中的民企,更不是中国现实中的民企。在两极化的思维中,产权形式无非两种,要么公,要么私,没有中间形态。然而,在中国近20年的改革尤其是最近几年中,我们似乎看到另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形态:“公私共有”,或者更确切说是“权私共有”。这种产权由控制着关键资源的行政权力与企业家共同所有。权力在产权中所占的份额以其控制资源的大小而决定。这种隐形但却无处不在的独特产权形式,我们可以在近几年一系列陆续曝光的民企案件中看得一清二楚。以杨斌的欧亚农业为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杨斌是因为税务问题而出事。但很显然,杨斌案件牵涉到了更为复杂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杨斌与权力的结合。

  杨斌资产的主要构成是荷兰村的土地。正是这片土地使杨斌一夜之间变成了坐拥70多亿资产的中国第二富豪。但有媒体披露,荷兰村土地大部分是划拨。所谓划拨,不过是无偿赠送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现在已经极少使用的土地出让形式,却被杨斌轻而易举的得到了。更让人称奇的是,杨斌居然一次性拿到了3000亩划拨土地。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杨斌先生在名义上拥有这些资产,但实际上,在杨斌的资产构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政府。如果我们不排除这些案件中通常所牵涉到的官员腐败,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杨斌的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那些有权力无偿赠予这些土地的政府官员。不管这些官员出于什么理由这样做,杨斌显然并不完全拥有欧亚农业的产权。极端的情况甚至是,杨斌只是这些资产在一段时间中的代理人,他根本不可能独立的处置这些仅仅在名义上属于他的资产。换言之,欧亚农业并不是装在杨斌私人口袋中的私有产权,而是杨斌与那些与欧亚农业命运息息相关的“权力”所共同拥有的。杨斌既不能一次性通过行贿买断产权而将欧亚农业变成一个边界分明的私有企业,那么欧亚农业的现在和未来的剩余索取权就远不是杨斌一人所独有。那些在欧亚农业中占有干股的人,随时都可以从欧亚农业中索取他们需要的政绩和经济利益,这种索取也许在今天,也许在未来,没有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杨斌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杨斌的欧亚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共同体”。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些关键的制度变革变得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这种官商共同体有可能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产权常态,这可能与一些经济学家的想象相去甚远。在他们的设想中,一次性的赎买可以达到产权的彼岸。然而,现实的产权变迁并不是在理论环境中运行的。经常的情况是,过程可能决定结果,在欧亚农业的丑闻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种模糊不清、过而不渡的产权共同体。这种产权形态在仰融的案例中表现得可能更为充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和平共处后,仰融最终还是与他的产权伙伴闹翻了。在被辽宁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仰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这些指控提出了反驳。但他还是承认:“……当然我当初用了他们的招牌,但即使以无形资产计算,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吧?总不能全都拿走吧?”。这等于是说仰融已经承认,特殊的权力在华晨发展壮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即便仰融不承认,人们也能清楚地发现“权力”在华晨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是行政权力所赋予仰融以这种特殊的“公私共有”的产权身份,华晨是断然不可能在1992年就在美国上市的。而没有这关键的一步,华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在华晨的发展中,仰融个人经营能力和努力究竟占多少股份,特殊权力的助力究竟占多少,恐怕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更不是仰融单方面推算的“20%到25%”那么简单。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权与钱在华晨的成长中根本就是一个须臾不能分开的因素。他们是一个不能拆开的共同体。不分彼此,缺一不可。如果仰融的个人能力在华晨的发展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成分的话,那么,许多短时间内崛起的富豪(就像杨斌一样),则完全是靠权力的“慷慨”赠与而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为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形式大唱赞歌,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制度环境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产权形态一经形成就可能长期存在,变成转型社会的一种难以医治的顽疾。实际上,许多被我们书生气地认作真正民营企业的伪民企,已经成为这种顽疾的一部分。这些伪民企,亦官亦商,与我们想象中那种凭借自己天赋和努力创造财富的民企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赖昌星所一手打造的远华帝国,可能是这种伪民企的最好例证。

  无需深究,我们就很容易观察到,赖昌星控制的远华集团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商业帝国,而是一个庞大的官商共同体,赖老板也远不止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俨然是一位封疆大吏。因为远华不仅具有了各种的特许权力,甚至具有了实质上的税收权。也就是说,远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级地方政府。在这个案例中,权力与商业利益联系的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政府官员以税收形式的股权参与,远华帝国就会在顷刻之间崩塌。远华集团在产权上的“官私共有”性质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我们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远华集团的这种产权将会一直维持下去。因为没有比这种近乎掠夺和收刮的形式更容易积累财富了,也没有什么产权形式更让那些官员和赖老板感到安全、惬意了。在当今中国,这种产权形式也许是最能够让官员和企业家双方面都感到满意的一种安排。既如此,我们就很容易推导,官商双方将必然达成一种行动默契:致力于维持、巩固以及强化这种制度环境。这就是“官私共有”产权在中国迅速弥漫的秘密所在。这种产权形式几乎可以在爆发的每一个民营企业的丑闻背后看到,其在中国社会中蔓延扩张的趋势由此可见一斑。无论是渐进改革,还是激进改革,最后都牵涉倒一个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过程,但私有化过程和方式本身,就可能决定私有化的最终结果。这里面,过程逻辑经常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中国社会普遍蔓延的“官私共权”的现状是否说明,我们已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民营企业在产权性质上的这种畸变。韩少功先生在一篇名为“人情超级大国”的文章就曾经指出,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伊始及至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土地改革,中国社会的产权形式都由“公私共权”而一脉相承。在经过了1949年之后一场纯粹、浪漫的产权革命之后,“公私共权”的这种产权形式似乎又一次要在中国社会中卷土重来。或许是参透了其中的某种宿命,韩先生似乎要暗示:这种产权制度可能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但很显然,这并不是宿命,而是一种制度的“故意”,是中国改革模式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不过,与历史上“公私共权”的情形相比,当今中国的“公私共权”在规模上似乎远胜以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在今天中国,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资源在比例上可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政府权力没有受到任何成文和不成文法律限制的体制中,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可以任意伸缩)。这必然导致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与政府中腐败官员普遍的合谋。更加致命的是,相比与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中国民间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也似乎处于历史上最为软弱的时期,于是,最契合于目前制度环境的“官私共有”产权形式在中国经济中的泛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甄别谁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了。他们的产权性质如同一团墨水,让人难辨真伪。在我们视野中,一眼即能分辨的纯粹民企,大概只有那些个体户,夫妻店。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与权力“合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根本就难以比较民企与其他企业在绩效上的表现。那些将所有非公有制企业统统当作民企的做法,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错觉,而那些将远华及欧亚农业这类企业也误认为民企,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对所有民企高唱赞歌的人,则肯定是出于一种产权迷信。我们深深理解这种迷信的来由——这大抵是出于对旧产权制度极端厌恶所引起的一种条件反射。不过,无论这种迷信的历史原因多么值得同情,迷信终究是迷信,现实中的民企并不会因为我们概念上一厢情愿的误置而自动变成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民企。

  如果我们对中国民企产权性质上的判断,有相当的真实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中国民企在经营行为上会发生那些变化?

  民企之变

  正如我们已经在许许多多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在“权私共有”和“官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民企作为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和可以观察到的偏离:“权私共有”必然要导致的“权私合营”,这种经营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相当稳定和“合法”的结构,用腐败加以形容似乎远不足够。由于要素资源(比如土地、资金等)非常集中的控制在政府权力手中,民企的经济人本性正在逐渐蜕变为某种“政治人本性”,民企天然的“逐利性”也因此越来越蜕变为某种“逐权性”。在这种本性的支配下,民营企业可能更多的是对政治信号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中国民企的这种特征在最近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当所有的人都在为杨斌突然出任朝鲜新义州特首,而被震惊的张口结舌的时候,就有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观察家指出,杨斌先生演的是一出自救的把戏,其目的是想借这个具有外交豁免权的职务来一个金蝉脱壳。虽然杨斌这一次将资本追逐权力的游戏玩到了国际舞台上,有些过了头,但纵观杨斌的快速发迹史,我们就不能否认,杨斌实际上是这个游戏巨大的受益者。杨斌带有鲜明个人性格特征的表演可能过于戏剧化,但就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一般动力而言,杨斌并非仅仅代表杨斌。由于民企在与权力结盟一路走来的发展中存在诸多“原罪”,所以民企只能依靠与权力更加紧密的结盟,方能避免这些原罪不被清算,这是转型期中国民企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杨斌如此,赖昌星如此,其他许许多多民企亦复如此。

  初略划分,中国的民企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城市个体户及乡镇企业为主。在这个阶段中,民企主要从事的是填补大量市场空白的工作。从事民企经营的也都是城市下层阶级和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批人基本上处于中国权力链条的最下端,无缘与政治权力结合。当时一句颇具嫉妒和歧视意味的民谣:不三不四发了财,就很典型的反映了当时民企在身份上的卑贱地位。但讽刺的是,现在看来,正是这一时期的其貌不扬的民企,才是中国最草根最纯粹的民企。

  1992年之后,中国改革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一大批知识分子以及在传统序列中身份更高的人开始进入和创办民企,民企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壮大,在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也日益增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民企与政府权力的接触也开始变得非常频密,中国民企的“民间本色”逐渐消退。民企的这种蜕变,在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加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空白越来越少,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要素资源的竞争上(说争夺可能更为合适)。这种格局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快速成长的民企将必然带有浓重的“权贵特色”,原因无他,要想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就必然要与政府权力结盟。从某种意义上讲,要素资源的竞争与其说是一场创造财富的游戏,倒不如说是一场财富分配的游戏。社会监督的缺失和要素资源的高度垄断,使这场游戏的财富再分配色彩在中国变得尤其鲜明。这是一场快速致富的比赛,没有什么比这种比赛更容易成批量地制造富豪了。只要“操作”得法,你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坐拥亿万身家。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中,这场游戏的真相其实与掠夺无异。从本质上讲,中国改革是一个政府不断从手中释出资源的过程,存在大量与政府进行“交易”的机会,而这些“交易”正是许多民企可以大展身手、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最佳契机。留心一下我们的“富豪榜”,人们很容易发现,绝大部分富豪都诞生在地产、金融这些要素领域以及与政府权力十分接近的公共事业及基础建设(实际上是财政资金)领域。这一点,绝非偶然。从任何意义上讲,要素领域都是一个经济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要素领域展开的争夺,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最后的质变阶段。对于任何一家有雄心的民营企业来说,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位值得尊敬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网上与我争辩说:在任何制度条件下,私有企业的效率都是最优的。但我所担心的是,在一个允许掠夺的制度条件下,私有企业掠夺的效率也可能是最高的。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民企强大的自我激励就很可能变成藐视市场伦理的原始冲动,并导演出另外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当然,作为个体的民企并不能左右它所生存的制度环境。但在中国,民企本身无疑已经成为这种制度的一部分。与国企相比,民企缺乏与政府权力接触的体制内通道,这种匮乏状态使民企有更加强大的动力与政府权力结成共同体。

  当然,政治权力与民企的结盟动力并不仅仅来自民企一方。这种结盟也相当符合转型期政治官员们的需要。将权力转化成财富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核心逻辑。在这种逻辑的强制下,民企就被政治权力主动赋予了一些其他的功能。伴随着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当一部分官员眼中,民企业已成为他们将权力化作私有财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担负了许多企业之外的功能(比如就业和政治控制)一样,转型期的民企实际上也承载了转移社会财富的功能,鉴于中国改革正在逼近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关键阶段,民企的这种功能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我们以为,中国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现罪”,它正在参与一场“分田地”活动。在这样一种“视界”中,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企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仅仅为了利润而设立的单纯的企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个从事超经济分配的组织。从逻辑上判断,这种组织更倾向于敛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拥有这种权力,敛财显然要成本更低。从这一点出发,许多民企对市场伦理的蔑视,实在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民企在与权力的结盟过程中所达成的是一种期限不确定,彼此权利义务非常不明确的契约,而且随时有被清算的可能,所以,许多民企在产权上就被注入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本质,其经营行为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短期化特征和不可预测性。与此相适应,许多民营企业家身上经常显示出的那种天马行空,恣意妄为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经常与某种神话与传奇联系在一起,但仔细推敲,这些“神话和传奇”不过是乖戾、狂热、玩世不恭的另外一面。在产权与预期不稳定的双重夹击之下,民企在行为的短期化方面比国企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短期行为有时候表现得如此夸张,甚至达到连自己都欺骗的程度。一位早期曾经跟随牟其中的朋友告诉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人士找牟其中借3500万元,由于数目较大,心中非常忐忑。但让这位人士意外的是,当他向老牟提出这件事的时候,老牟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脱口答曰:这样吧,凑个整数,借你5000万元。当然,下文肯定是没有的,因为老牟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我一直不能理解老牟的这种行为。朋友给出的解释是:吹牛一定要吹到让人家不得不相信的地步。因为常人的思维模式是,没有人敢吹这么大的牛,有人敢吹这么大的牛,那一定是真的。老牟后来那些要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之类的弥天大谎大概都出于同样的动机。不过,我现在似乎找到了更有力的解释,那就是,老牟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声誉,因为他只需要凭借这种伎俩成功一次,他就可以融进大笔资金,然后迅速贴现。隐藏在这种行为背后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短期行为和贴现主义动机。而在老牟这样极端的个案中,这种短期行为甚至变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为习惯,他几乎不会去考虑在具体的情景中(就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故事),这样一种行为会不会给自己的目的带来损害。老牟的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却体现了普遍附着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的那种乖戾、神秘、总会有“惊人之举”的经营风格。

  中国民企在产权和经营手段上的这些特点必然反映在中国民企的绩效表现上。虽然许多人举出各种宏观和微观数据以论证民企在绩效上优于其他企业。但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有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1073家公司的平均EVA为-1442万元,即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损毁财富1442万元,1073家公司共毁灭财富154.7亿元。而同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中的98家民企的EVA为-17亿元。如果这个统计可信,我们就能得出下面的结论,民企每家平均毁灭财富1734万元,显然这个数字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数字。考虑到民企的资产规模普遍小于其他上市公司,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民企上市公司单位资产毁灭财富的数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的数字还要更高。我们看到的最新统计是,2002年上半年,中国深沪两市1204家上市公司平均0.08元,而民营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为0.103元。这个数字虽然表明,中国民企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要高于其它类上市公司,但并不显著。

  虽然我们的样本均来自中国证券市场,很难描述中国民企的全部。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并不显著优于其它类上市公司。那些认为民企绩效一定优于国企的说法,起码没有得到中国证券市场经验事实的支持。这个结论不仅出乎那些民企迷信者的预料,也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显然,民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机勃勃。

  当然,与许多民企的坚定支持者一样,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制度环境能够得到澄清,民企就能够逐渐接近较为理想的状态。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讲,民企都是中国经济的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企问题上我们可以粉饰太平。因为,民企只能是现实制度环境中的民企,粉饰太平,就可能遮蔽导致民企蜕化的制度背景。而这,才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否则,我们这些曾经热切鼓吹民企的人,就可能亲眼目睹一代民企彻底蜕变的悲剧。昨日的希望之星就可能变成明天权钱勾结的典范,这将是中国改革无法承受之痛。 (袁剑)

  民企香港春梦  

  苦涩的天真

  2002年10月23日,由于审计师提出异议,内地上市的又一家民企,超大农业(682)被突然停牌。之前两天,超大农业刚刚公布了毛利率高达7成的年度业绩。这种曾经让香港投资者和基金经理欢欣鼓舞的超常业绩表现,这一次引来的却是香港投资者的一致怀疑。这一遭遇,与前一段引爆内地民企丑闻的主角“欧亚农业”极其相似。也难怪审计师对逆流而上的超大农业感到不寒而栗。

  加上前期出事的格林科尔,欧亚农业,内地在港上市的民企“四大天王”,已经损失过半。香港投资者对内地民企的信任也由此降到冰点。然而,就在前不久,香港金融界还将引进内地民企当作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挽救之道。这不仅是因为香港严重缺乏上市公司资源,更是因为先期上市的内地民企都有着神话般的高成长表现。在许多香港基金经理看来,内地民企的超常表现,与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完全吻合,一点都不值得怀疑。不过,这个无懈可击的“推理”维持的时间不到一年,就被内地民企一个接一个“意想不到”彻底粉碎。现在的香港,民企问题牵动的已经不止是金融界的神经,而且正在逐渐演化成一个社会问题。立法局多名议员要求通过议案以进一步对民企实施严厉监管。

  针对在港上市民企出现的问题,香港业界人士普遍将问题归结为外部监管,中介机构协同作假,公司管制缺陷等技术性问题,但杨斌事件的本质却告诉人们,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就我们的经验以及上市民企的真实表现来看,许多民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这与诸多在深沪市场上市的内地公司的表现如出一辙。当然,这种骗局远远不止发生在民企身上。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对内地民企的错觉和隔膜,实际上是对内地商业文化及政经生态的普遍错觉和隔膜。这一点,也可以从上市民企的行业分布看出一些端倪。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中,相当部分从事所谓农业和高科技业务,而这些行业正是香港投资人与基金经理最为陌生的行业。看得出,如欧亚农业的骗局,从一开始就是有备而来的。

  由于示范效应,近几年在香港上市的民企成日渐增多之势。据统计,去年中国企业在港上市集资约180亿港币,民企占其中一半以上。香港特首董建华曾经预计下半年将有50多家内地民企来港上市。看惯了近十年来代表内地国企的H股乏善可陈的表现,香港在经济基本面不断颓败的境况下,对内地民企的殷切和追捧非常容易理解。但显然,这种刚刚燃起的新希望(相关,行情),已经遭到严重挫折。

  由于深沪证券市场的高度垄断,内地民企更加愿意采用上市程序更加简单透明的香港市场。据统计,有意到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已达数千家之多,内地民企对资本期望之殷由此可以想象。而有报道指出,在中国民企最为发达的浙江省,政府竟然制定一个名为“1188”工程,推动该省民企上市。在浙江,“全省8个市成立了企业上市领导小组或者上市办公室,连1/3以上的县政府也成立了上市办。不少地方还把上市目标写进了当地的“十五”计划,甚至出台了扶持和奖励政策。”在如此严重的行政干预之下,内地上市民企质量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不仅如此,行政权力的介入,也为民企公司的中的“江洋大盗”提供了相当程度上的政府信誉。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在政府主导下,国企一窝蜂包装上市的同样情形。如今,这种情况在民企身上重演,实在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丝毫不值得奇怪。而上市民企在香港证券市场上甚嚣尘上的闹剧,不过是同一根藤上结出同一种果实。不过,这种果实的滋味由于香港投资者的某种“(相比与内地证券市场投资者)单纯和天真”,显得格外苦涩而已。

  这种苦涩,可以从我们为大家列出几家有代表性的民企的股价走势中体会到。

  部分民企股一年来市场表现

  代号名称ECN最后交易ECN市场总值每股营利P/E 52周范围

  0932.HK欧亚农业(控股) 9月30日0.380 6.308亿0.349 1.09 0.35 - 2.80

  0739.HK浙江玻璃10月11日0.860 1.537亿0.485 1.77 0.75 - 3.25

  1211.HK比亚迪股份10月11日14.950 80.66亿1.187 12.59 11.10 - 18.75

  8158.HK邦盟汇骏10月10日0.223 7,604万0.028 7.96 0.20 - 0.345

  1104.HK上海商贸控股10月11日0.410 9,840万0.00 N/A 0.36 - 1.48

  0067.HK建联通10月11日0.790 24.11亿0.00 N/A 0.405 - 1.13

  0202.HK国中控股10月11日0.700 32.16亿0.032 21.87 0.60 - 1.75

  1215.HK国新集团10月11日0.012 3.223亿0.00 N/A 0.01 - 0.068

  1073.HK浩伦农科10月11日0.600 1.623亿0.242 2.48 0.50 - 1.80

  2688.HK新奥燃气10月11日1.340 9.876亿0.135 9.93 1.30 - 3.55

  8035.HK华燊燃气10月11日0.900 19.19亿0.069 13.04 0.62 - 1.43

  0809.HK大成生化科技10月11日1.560 29.70亿0.214 7.29 1.40 - 3.325

  8056.HK格林柯尔科技10月11日0.330 3.300亿0.29 1.14 0.29 - 3.725

  浙江玻璃一年来走势图

  欧亚农业一年来走势图

  格林柯尔一年来走势图

  几乎可以肯定,随着民企问题进一步暴露,香港上市民企的股价还远远没有见底。起码就欧亚农业的情况是如此。如果现在欧亚农业已经披露的情况足以为凭,那么,欧亚农业的价格连一分钱都不值。就是说,持有欧亚农业股票的投资者,将会血本无归。遗憾的是,就像我们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的那样,在内地民企中,欧亚农业绝非个案。有理由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在香港证券市场刮起的“民企时髦”的闹剧本质将进一步显露无疑。按照一位朋友的说法,这简直就是一场春梦。只不过,这场春梦实在过于短暂。

  民企为什么要上市?

  按照一般的看法,内地民企转道香港上市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高速扩张的资金需求,但这种说法非常值得追问。

  按照传统的财务管理的理论,企业上市有利有弊。其利在:

  1)分散风险

  当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时,公司发起人的财富与公司的价值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通过出售一部分股份,发起人可以分散集中持股的风险。

  2)增加流动性

  过于集中的,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是缺乏流动性。因为很难找到买家,即使找到买家,如何定价也是一个问题。

  3)便于今后的股权融资

  非上市公司,要进行新的股权融资是很难的,原有的股东可能没资金,也可能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而新的股东对于公司缺乏了解,担心投资的收益。上市公司由于有严格的监管和透明的信息披露,进行新的股权融资要容易的多。

  4)确定企业的价值

  有很多原因需要为企业的进行估值。对于非上市公司,估值很困难得,而上市公司的价值,可以由市值很好地来衡量。

  相对的,公司上市之弊在于:

  1)报告发布费用

  上市公司每半年都要公布年报,半年年报,对于小公司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2)信息披露过多

  经营数据的披露可能会让竞争对手获得足够商业情报。

  3)谋私利

  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可以有很多合法的自利手段,比如给发自己发高工资,搞裙带关系等。

  4)市场定价偏低

  如果企业的规模小,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不活跃,会因为流动性差而被定价偏低。

  5)控制权问题

  公司上市后,原来的经营者可能会因为短期业绩的不好,而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与内地证券市场的IPO市盈率相比,香港上市的成本其实非常高。以下是我们根据一家拟在香港上市的民企的具体情况,列出的上市费用。

  在上市的申请阶段,需要支付以下的款项:

  保荐人费用:200万港币;

  保荐人律师:130万港币

  境外律师费用150万港币;

  境内律师费用:60万港币;

  审计费用120万港币;

  公关公司:60万港币;

  评估公司:15万港币;

  印刷费用:50万港币;

  合计:785万港币。

  以上费用不包括所有中介机构差旅费、复印费、电话费等等其他费用。

  也就是说,到香港创业板上市的费用在800万元左右。

  上市成功后,还需支付总筹资额的3-5%作为的承销费用。

  如果发行股票筹集5000万港币,其中的1000万港币,是不属于上市公司的。上市的成本不能说不高。

  面对如此高昂的上市成本,民企还像赶集式的挤着去香港,显然,股票上市在民营企业家的眼里,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

  民营企业家看重股票上市这种外部股权融资手段,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金融政策下,有特殊的意义。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要么有抵押,要么有担保,信用贷款在中国是很少的,要获得超过净资产的大笔融资是很难的。

  1)资产变现

  股票市场是变现资产是个理想的场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只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可能更迫切些。以H股形式申请在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由于H股大股东手上股份并不流通,不能轻易抵押或出售,这一点要打些折扣。而且,近期民营股大跌似乎也没有动摇他们上市的决心。

  2)引进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越来越觉得管理起来力不从心,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希望股份化后,能够改变以往小作坊式的管理。

  3)其他的好处

  其实,这才市民营企业家最看重的,在中国,上市的公司仍然是凤毛麟角,在银行看来,上市公司的信用无疑是最好的,如果民营企业能够上市,对今后的外部债权融资也是极有好处的。在上市公司还属于稀缺资源的今天,作为上市公司的控制者有着很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很容易与其他利益集团互相利用,从而成为保护自己的很好的手段。

  内地在港上市民企大多为高速成长的私人控股公司,以香港资本市场相当低的估价水平,像内地民企这样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的公司,去港上市的动力应该非常微弱。理由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人分享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利润,间接融资应该成为内地民企的首选融资方式。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显然,民企蜂拥赴港上市的动机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据香港媒体报道,目前有逾二千家民企申请于境外上市。虽然我们相信,这些申请上市的公司中也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但鉴别出这些公司的成本可能相当高昂。香港投资者及中介机构对内地经济的陌生将使这种局面变得更加困扰。

  中国民企也许是世界上最渴望上市的最大企业群体。不过,稗草不除,庄稼也长不好。(观察)

  一个民企董秘的自述  

  我们为什么要上市。在换了五家券商之后,我终于离开了日益不景气的证券业,来到了象征着中国未来希望的民营企业打工。嘿嘿,您还别说,就因为我有证券业内混了几年的经历,老板居然让我负责企业境外上市工作,还封了个董秘的位置,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老板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可是自创业到如今,自家的企业论效益,不好不坏;论资产,不大不小;论知名度,不高不低。这些老板都不是那么着急,毕竟做实业的要想迅速膨胀还真有点难度,更何况老板在一亩三分地里也算有了点名头。可是手里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这可是老板的心病呀。看看左右,和自己同步起家的老哥们,唉,更多的都是小哥们,他们少的有一家上市公司,多的都有好几家了,还有的都控了境外上市公司了!这怎么能让我们老板不着急,这让做大哥的脸往哪放?!其实呀,这也怪我们政府,老板头两年就准备上创业板了,改制也改完了,辅导也辅导完了,偏偏这创业板如水中月、镜中花,要不是这样,我们老板至少也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了。

  眼见这国内创业板遥遥无期,上主板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老板一着急,就只能选择境外上市了。说实话,以我换了五家券商的经验来看,境外上市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举措。您想想,这个费那个费的,怎么着也得1000万,关键是境外上市那些费用,中介机构是先收的,能不能上市,那是命,钱可一分不能少的。

  要想上市哪有不花钱的,可除了花钱还有其他的。由于老板决定上H股,那就得上证监会、国家经贸委。我们去呢,老板还不放心,总认为一定要亲自去趟北京,请证监会、经贸委的领导好吃好玩一顿,我们上市的事能够一路绿灯。这不,前两天跑了趟北京,可人家早就反腐倡廉了,老板以前哪些老招这次失灵了。他还不信,还得再来,这么大年纪了,一趟趟赶北京,您说累不累呀。

  其实,企业要上市,关键不在跑了多少趟北京,而是企业本身要过得硬。可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有“原罪”的,要上市就先要把这些给包装好。于是乎,选择中介机构就不是以能力为基本要素,而是以最愿意帮助我们掩盖“罪证”为准则。

  说真的,民营企业的“原罪”并不是他们的错,十多年前你要是不戴个红帽帽,麻烦肯定不断。于是如今的民营企业不用查祖宗三代,两代就莫名其妙出来几个“红帽”老爹。当年戴“红帽”是为了行事方便,可如今要上市,就得把这些关系给理理顺。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关系好点的,帽子摘也就摘了,要是关系不好的,还得掏一大笔钱去把股份买回来,您说这冤不冤。而且这事还马虎不得,弄不好是一国有资产流失,那麻烦可就大了。

  当然,民营企业也有它自身的问题。想上市不是,那就得有利润,没中介机构要求的那么多,就只能通过各种关联交易,从头做起。这还不算,中介机构还要保证有连续的高速增长,还好,我们还不是什么都是假的那种公司,虽然要连续高速增长挺难的,但保证稳定的增长总还是有的,或许再努努力还是有希望的吧。

  说了这么多,境外上市,成本那么高,可为什么还要去?其实,我们老板也不傻,肚里小九九打着呢。境外上市的确圈不来多少钱,可是作为一家境外上市公司,还是有不少好处的。首先,在一个地区可大大提高知名度,知名度是什么?是资源!今后,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说话的份量总要重一点,地方政府总是要另眼相看一点吧,政府的支持可不是有钱就能买来的,税收、土地等等一优惠,这不就相当于又融了好几千万,以后就是向别人借钱也比现在方便些吧。我们老板是个聪明人,创业十多年,资产也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到了放弃原来那种老的经营管理模式的时候了,如今的社会,不是十多年前的社会了,再凭老经验也不一定管用。可有些习惯并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而一个管理体系的改变就更是困难。上市无疑是借外力来规范企业,用国际通行的制度来规范企业、改造企业,这或许将成为企业上市的最终成果。

  嗨,我又想多了,又犯了老板经常指责的“书生气”太重的毛病,不说了,回去干活了。 (余有人)

2002年12月12日17:31

我来说两句 推荐给我的朋友(短信或Email)

内容相关文章
  • 重庆16家民企的银行梦想
  • 民企脸谱:民企发展的十个第一
  • 生态报告:民企处在最好发展时期
  • 民企生态报告:民企应享受同等国民待遇
  • 全国工商联换班 民企老板首超执委半数(名单)
  • 中国民企发展的八个误区
  • 捆绑20家小公司 民企发债中关村尝试打包
  • 浙江民企上市打造蓝筹军团
  • 对民企的“原罪”勿一刀切 刘永好为民企辩护
  • 民企风波不断 香港监管当局亡羊补牢
  • 作者相关文章



    搜狐首页 >> 财经首页 >> 观点与焦点 >> 经济评论
    经济学人
    最新资讯


    本网站提供之资料或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搜狐财经频道联系方式:热线电话 (010)65102181转6835电子邮件 sunnyjia@sohu-inc.com
    Copyright © 2002 Sohu.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搜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