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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财政部发声:地方财政风险可控!

来源:结构化金融公众号

昨日,新华社发布电题:如何看待当前地方财政运行态势,其中特意提到许多有关于中国财政的许多信息,以及透露出来的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态度。 一言以蔽之,地方财政没有问题,大家请放心。其中提到的中国的财政实力很强大、各项财政指标很优秀、地方财政有40%来自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隐性债务处于中央财政有效监管之下大大减少,等等,都是围绕这个而展开的,只不过是一种暗示而非明示的方式。

在当前这个时点,出现这样的声音,是有原因的。

因为再没有这样的声音,以及发声问背后所隐含的政策调整。问题题就麻烦了。在此前的一篇文章当中,作者将六月份视为是政策与经济形势摊牌的关键时刻。作者很多次和金融圈内朋友交流都提到,如果六月前后政策还未有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的话,金融可能都没有什么好干的了。

近几年,在疫情、经济转型升级、房地产市场低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地方财政面临窘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乏力,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一直作为第二财政的地方融资平台也遭遇再融资难题。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借助融资平台,充当了中国积极财政的主要推手。地方财政遭遇的困难形势,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投资缩减。

之前,作者根据自身开展业务接触到的信息,发现很多地方都开始要求施工企业或是贴息,或是开拓融资渠道,以帮助融资平台获得融资,作为获取基础设施工程承包的重要条件。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局面,这表明地方政府的确资金非常紧张了。

更加致命的是,一直以来非常坚挺的城投信仰已经开始弱化,形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主流金融机构开始逃离低信用评级的融资平台,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收缩投资区域,资金撤离,从北往南、从西往东,最后只停留在少数几个经济金融财政都表现非常优异的省份。

城投信仰的削弱,引起城投加杠杆的困难,甚至连现有债务规模都难以维持,而进入去杠杆的状态。这在很多民企及房地产企业身上发生的事情,似乎也有可能在城投身上发生。

很明显,城投去杠杆必将导致基础设施的投资大量萎缩。这不仅仅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作者与数十个省份的多家建筑施工单位交流,获得的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理解与判断,当前有大量的基建工程由于城投融不到钱以及建筑企业担心城投还不上钱,而处于停滞。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将要收缩,加之房地产投资本已收缩,这会大大减少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量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大量的白领蓝领开始失业、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的时候,通胀、财政赤字,杠杆率,这些同样也是用来衡量经济状况的指标,是不是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按常理来讲,通胀、财政赤字,杠杆率,这些都是过程或手段指标,而就业、GDP增长才是结果指标,人们开始思考,到底过程或手段重要,还是结果重要。

而在现有的各种政策基调之下,收缩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全社会都似乎成了共识,当前中国到了必须拼经济的时候了。其实中国一直以来都很拼经济,只不过当前较之以往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前面几十年经济取得的成就太大了,做到了“既要还要也要”,而现在拼经济,需要对于指标进行取舍。

当前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关键的问题的是提振信心,消费者的信心、投资者的信心。消费者的信心提振,取决于收入的预期,见效较为缓慢。而嗷嗷待哺的城投,投资者的信心来自于政策的变化,一旦重新获得大众原先那样的信仰,可以迅速通过投资而提振需求。

今天新华社提供的关于中国财政信息。作者也有一些观点,与大家分享。一是中国的财政指标很优秀,不是一般的优秀,而是太优秀了。

新华社的文章提到:

中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控制在50%,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作者几个观点如下。

60%的所谓的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和逻辑的数字,人为主观的经不起推敲的。学过财务分析的朋友们都知道,两家不同的公司,用同一个指标去评价其某个方面的表现时,有个可比性的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何其之大,哪有一个一致的标准。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政府控制了大量的企业生产性资产,以及资本管制,天然使得中国的政府能够维持很高的债务率。

中国的政府也应该持续提高债务率,以解决当前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生产力发达,国民生产总值比十年前高出一倍不止,然而大众的体验却是没有钱了。

关键的原因就是财富结构不平衡。

想要消费的人没有钱,而有钱的人消费已经到达饱和。政府债务本质上是一种未来的税收,就是把有钱人手中的钱借过来,提供给没有钱的人来花或赚。如此经济才能实现循环。

日本的债务率260%,也没有见有人担心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美国的国债债务率从次贷危机之后一路上升到120%。现在美国就业好的很,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一位移民到美国的朋友,在美国买了房搞装修,发朋友圈表示,当前美国的问题是招工难,业主给装修工一天1000美元的工资,都还要看工人的脸色行事。

从美国财政加杠杆的手法,可以推断出来美国的经济政策思路是, 经济不彻底好转,货币宽松与财政积极就不停手,一切为了战略目标的达成。毕竟,国家竞争最后比拼的是谁的生产力更发达,谁的科技更先进,谁的社会更有活力,而不是谁的政府欠债最少。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本有余力可以更为发力的财政,却为何按兵不动呢。 而中国的特色是城投与金融机构联手,凭借城投信仰,做了本该财政来做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央行与财政的大论辩。

正如一家发展关键阶段的企业,业绩指标一般,这使得风控合规的指标优秀,黯然失色。 当前的政策形势是,通胀由央行负责、财政指标由财政部负责,而年轻人就业指标谁来负责?为了帮助年轻人就业,我们能够容忍再多几个百分点的债务率?

隐性债务治理之下,城投开始市场化转型,去财政化。然而城投发挥的积极财政推手的角色,谁来顶替?这种形势之下,财政自然需要发声发力了。

二是新华社的文章提到,当前地方财政收入正在改善。今年前4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14.8%。而且,地方400%左右的财政收入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同时,文章还提到,过去五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40万亿元,年均增长8.4%。

如何理解这些信息,作者的理解,这是一种暗示。

一直以来,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有个形象的而且也是被官方认定的说法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然而,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儿子。老子为了让儿子有责任,强化纪律,强调儿子自己养的儿子,自已负责。这无可厚非。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几个做爷爷的有钱,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养不活孙子,而让孙子饿死的。

一直以来,作者对于中央财政从2017年以来推行的强化财政纪律、治理隐性债务,将城投债务与政府债务切割等政策的实施, 有一个评论就是中央财政这些所有动作就是获得一个期权,中央政府有权不兜底,而有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行权。中央政府是否行权,要视行权是否符合经济理性,即满足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这一点中国的城投类似美国的两房,而其重要性还要大于美国的两房。因此,作者一直以来并不太担心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除非哪一天,中国放弃经济增长任由一代年轻人无法就业而躺平,或是预算内财政自己直接安排每年10个百分点的财政赤字,把当前城投干的事情自己干掉了,否则城投的存在,对于经济全局而言,仍然是利大于弊。

近几年中央财政的政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集权。信用货币之下,货币发行机构掌握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征税手段,就是通胀。在资本管控的前提下,这几乎赋予了中央政府的无限征税能力。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及未来的通胀、地方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依靠中央财政贴补,本就是经济的常态。至于以通胀或是财政赤字换取经济增长,划不划算,这是一个需要权衡的事情。不同的国家,国民性不同,而会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日本选择了放弃经济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美国选择了通胀以发展经济。

而中国从2008年以来,几轮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和城投扩表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应该由赤字及通胀来承担后果。这是有因就有果的事情。既有因在前,现在又想避免后来之果,这种前后矛盾,也是经济出现困境的一个原因。今天的新闻,透露出来令人乐观的信号,或许政策转型,就在当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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