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搜狐智库
编辑|王晓旭
最富有的20%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20%国家的30倍左右。如何缩小这一差距？改变什么是关键？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许给出了答案。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三人共享，以表彰他们“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达龙·阿西莫格鲁出生于土耳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是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西蒙·约翰逊是英国人，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专注于全球经济与管理领域的研究。詹姆斯·A·罗宾逊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
三位得主认为制度，尤其是包容性制度，在塑造国家经济繁荣中起着关键作用，而非单纯的资源或地理因素。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表示：“今年的获奖者开创了新的实证和理论方法，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全球不平等的理解。”
一、“命运逆转”现象
三位经济学家巧妙地利用了欧洲人殖民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证明制度对经济繁荣的影响。
殖民者从16世纪开始引入或选择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成为了决定这些地区现在贫富差距的关键。具体来说，在贫困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殖民者往往建立“榨取性制度”（或称为“掠夺性制度”），目的是剥削当地人口和资源，为少数精英谋利。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殖民者倾向于建立“包容性制度”，以鼓励更多欧洲人定居，这些制度为大多数人提供了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利。
让人震撼的是，这些地区发生“命运逆转”，殖民时期相对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最贫困的地区。而殖民时期相对贫困的地区，经济却繁荣起来。
三位诺奖得主认为，命运逆转的根源就在于殖民者建立的制度类型。包容性制度能够给每个人带来长期利益，为经济带来持续性的繁荣，而掠夺性制度只能给统治精英带来短期利益，却会抑制创新，限制经济长期发展。
二、诺加莱斯——一座城，两种命
三位诺奖得主研究了诺加莱斯这座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城市。诺加莱斯（美国一侧）由美国政府1853年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购得。这座城市一侧采取美国制度，一侧采取墨西哥制度，尽管两侧在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人种构成、种族结构乃至疾病模式上，几乎毫无二致，但是经济却存在巨大差异。
在美国一侧居民普遍享受着较高的生活水平，不仅平均寿命较长，而且大部分孩子都能顺利完成高中教育。这一侧的财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人们能够安心地投资并从中获取大部分收益。此外，自由的选举制度确保了居民有权更换那些表现不佳的政客，进一步保障了政治的民主与公正。
然而，诺加莱斯墨西哥侧人们的家庭年收入只有美国侧人们的1/3。大部分成年人都没上过高中，医疗条件很差。在这里，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使得创业和经营企业充满风险。政治制度限制了他们影响立法的能力，而且政治腐败问题严重。
三、殖民者死亡率越高,GDP越低
三位诺奖得主还发现，殖民时期欧洲人的死亡率越高的地方，今天的人均GDP就越低。这是因为殖民者死亡率影响了他们建立的制度类型。在疾病严重、死亡率高的地区，比如热带地区，殖民者不愿长期定居，更倾向于建立榨取性制度，快速攫取资源。相比之下，在气候宜人、死亡率低的地区，如温带地区，殖民者则更可能建立包容性制度。而制度对国家经济差距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AI加剧劳动者贫富差距
有趣的是，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AI大佬的同时，经济学奖得主却对AI持怀疑态度。
达龙·阿西莫格鲁是AI的坚定怀疑者，他直言，尽管AI旨在取代人类工作，但许多AI程序不如人类思维敏捷，无法作为人类思维的最佳替代品。他还指出，AI导致的负面效应主要是两类：一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大数据时代，得数据者得天下，这加剧了‘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二是它弱化了价格竞争效应，对中小企业尤其不利。
西蒙·约翰逊与达龙·阿西莫格鲁合著《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和繁荣奋斗的千年》一书，书中提到，AI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利润的增长，但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利益，反而加剧了低技能工人的失业，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加剧了劳动者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如何获得经济持续性的繁荣？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在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来，根源在于制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