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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枝:改革开放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 现在要解决利益集团垄断问题

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88岁高龄,身体又不是很好。一个退役的老船长,看到这个船的方向有问题,他再一次跳上船头,把橹摆正,把中国改革开放这条航船把它摆正。南巡一结束,十四大正式确定了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南巡终归奠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南巡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印象,中国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我来说两句

走出转型困境 唯有深化改革

作为小平南巡的一位亲历者,更是接待了他,先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一段历史吧。

陈开枝:回忆起17年前接待小平南巡的种种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1992年元旦,我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电话,他讲了一句我没有听懂似乎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

当时,我心里猜想是大领导要来,所以,我马上跟南海市委书记说要回去了。他说:“正好中午了,怎么说走就走啊,吃了午饭再走吧。”我赶紧说上级有重要的任务布置下来了,可能很快你就知道了,但也有可能永远都没法告诉你,反正这个时候我必须走。回来后,我看到收到一份电报,是中央办公厅凌晨五点发到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内容只有一行半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其实,当时身边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老人家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我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接着我就安排了将要接待的部门,管警卫的同志、秘书部门的同志都来了。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说不只是来休息的,肯定会有大动作的。现在回想这是扭乾坤的一个举动,是给广东人给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人民松绑的一个行动。当时的广东人民十分盼望他的到来,这回真的要来了。

后来,中央的宣传组来了,宣传组的人是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有的跟了他几十年。来了就说,“他是来休息的。”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不认为他是来休息的,但是,我向宣传组保证,我们会做好最周全的接待工作。我当时想的是,尽量让老人家多听一点多看一点,年纪都那么大了,来一次也不容易。当然,这也证明他并没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要来广东的具体工作。

为什么坚持他不是来休息的想法呢?

陈开枝: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1992年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于亟待进一步发展的状态,小平同志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宣布“告别政治”、最后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就说,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

而且,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虽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搞经济了,但分歧存在。经济如何发展?有人主张搞鸟笼经济,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那套影响,这个鸟的手要绑着、脚要绑着、翅膀也绑着,现在松开绳子,但鸟还是在笼子里面,群众说这套发展就是鸟笼经济。而邓小平的主导思想,就是说要把笼子打开,让鸟飞出去,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这个主张得有人响应,当时广东就有人响应。有两个领导向中央提出来希望给广东一个特殊的政策,小范围的试点解决一些问题。这正好符合了小平的思想,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素。

1991年上海谈话后,他可能觉得这次是最后一博。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己的思想告诉老百姓,起码让人家知道邓小平是怎么一个想法。即使可以封锁但还可以通过出口转内销,他要挽救这个局面。所以,他就决定南方之行,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把想法告诉老百姓,他就是要最后一博,让大家明白他的思想。

亲历小平南巡的11天里,他有很多经典的语录至今仍然受用,您最难忘的细节是什么?

陈开枝: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的许多历史镜头,17年来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里。 1992年1月19日下午在皇岗口岸参观时,小平同志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的边境上久久地凝视对面的香港土地,他的神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也许是在考虑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这样的大事吧。

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小平南巡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规矩。小平同志当时已退下来了,是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来广东的,甚至可以说,他那时是个老百姓了。但为什么在之后的电视新闻报道中,能看到很多小平讲话的场面和内容呢?那是因为当时我向“邓办”主任王瑞林争取得来的。我说,“我们录音拍片,这是为国家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录啊,如有人追究,我来承担。”

通过很朴素的语言能谈出很深刻的道理来,这就是伟人。当时有人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当小平谈及“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时,“你们说我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是要走社会主义的。”他尖锐地批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那些人尽讲屁话。”他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他就提出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当小平谈及改革开放,他没有用很长的篇幅、很高深的理论来论证,而是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为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对发展要不惜一切?他说,“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错过了好几个机遇期,上世纪70年代本来是很好的机遇期,但是我们关起门来人斗人,搞阶级斗争。现在又是一个机遇,如果这个机遇期又错过了,我们国家就真的是很困难了。”所以,他后来到了珠海亚洲纺织厂,对着一班工人大喊,“我们中国落后贫困了几千年,再不能穷下去。” 在珠海拱北,他指着车窗外一座旧建筑询问是什么,得知那是清朝海关遗址后,小平表情凝重:“贫穷落后是要挨打的啊!”

他感觉到这个机遇抓到了,错过这个机遇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他说自己没有读多少书,但实事求是才是中国解决问题的根本。

到今天,小平南巡已经有20年了,回头去看,如何评价小平南巡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陈开枝:我打了个比喻,很多人都赞成。我认为小平南巡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我是用的什么东西来形容南巡?那就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88岁高龄,身体又不是很好。一个退役的老船长,看到这个船的方向有问题,他再一次跳上船头,把橹摆正,把中国改革开放这条航船把它摆正。南巡一结束,十四大正式确定了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南巡终归奠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南巡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印象,中国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后来,人们的思想彻底转变了,国内一片喜气,人心振奋,都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了,这是深入人心的解放运动。没有南巡绝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更没有我们今天的国际地位。我经常讲,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后,你再研究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历史地位和作用会看的更清楚。南巡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扭转乾坤、改变国运的一次重大决策。

如果让我来评价邓小平个人,通过南巡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小平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民族英雄。大家可以想一想,邓小平在历史上已经经过三起三落,很不容易成为第二代的领导,现在又来一次南巡,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很可能会不成功,但他还是坚持了。为什么我接到电话后对南海的领导说,可能永远不会告诉你,就是这个原因。但老人家确实是不顾个人的一切,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气魄,做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南巡。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富强起来。所以,通过南巡回过头看他当年跟英国记者谈话时说的那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表现了他崇高的人格,表现出他对自己国家、民族那种无限的爱。确实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将会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人民将会永远怀念邓小平,永远记住邓小平!

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小平南巡的推动,很多人说今天的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您认为今天改革的阻力在哪,如何破除这种阻力?

陈开枝:1992年以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改形式主义。现在又深入进去改革,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涉及到利益集团和不同利益群体的问题。有些人说的很好,但真的改革涉及到他本身了他也不会答应。所以,改革一定要冲破利益格局,这是突破口。如果不找到这个突破口是很难成功的。就拿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这30年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就是相对集中的决策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始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解决,最近汪洋同志也说,1992年以前我们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改革开放就是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利益集团垄断问题、利益重新调整的问题。从1984年到1988年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是在推进,整个经济也有了大发展,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没有解决。

中国是一个大国家,民族有很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任何国家面临的都要多。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不是一步走的,雪山是开放的,让雪山顶上的人都下来投这一票也是很难的。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来的提名权问题,提名权是在群众手里还是集中在一把手手里,不能是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深圳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也好,经济体制改革也好,可以从基本问题入手,比如医疗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为什么农民工的子弟就不能进入好的学校,你们的孩子就可以,教育公平需要大的改革。还要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人人都要有保障。从这些问题慢慢解决到发扬民主,各种意见都可以提,不要一听到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我认为改革是民主的制度怎么搞的更大一点,让民众有更多的参与权,让理论监督更能够放开一点。(文/孟德思旧 郭奇邦)

(陈开枝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邓小平南巡陪伴者 搜狐财经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郑永年: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 任何顶层设计都会是空中楼阁

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或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 现倒退现象。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多半进口而来的思潮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我来说两句

再谈小平“南巡”

这些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您怎么评价“小平南巡”的正面意义?

郑永年:再过几天就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南巡”无疑是当代中国改革智慧的体现,是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再次需要“南巡”那样的改革大 智慧。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 ”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八十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 现问题。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的主导思想 ,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基本路线,而且表示一百年不变。

确定了改革路线,那么改革目标如何达到呢?

郑永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之 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九十年代的改制 ,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的民族主义压 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 ,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

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或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 甚至出现倒退现象。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多半进口而来的思潮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有人说经济改革伴随着社会改革,那社会改革是不是没有同步呢?

郑永年: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需要重大的突破。尽管我们提出了包括 “小康社 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目标,但需要把这些整合成一揽子政策,就象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政治路线一样。没有改革的共 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 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九十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 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而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 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此后,国有企业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 。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 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而新加坡尽管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国企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因为支持的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 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 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经济改革中难免会出现利益群体,那么,是不是可以缩小他们的利益?

郑永年:“南巡”之后的经济空间扩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市场经济的被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 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进入经济领域。选择退出政治的不仅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群体,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来生活在体 制内的党政官员,他们以“下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 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 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八十年代 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什么样的?

郑永年:权势阶层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他们极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想变革。有人说,他们想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把目前的利益格局固化,并被没有道理。不过,这个群体并没有牢靠的安全感,心里很不踏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中国社会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但在全世界到处寻找他们认为是安全的地 方,随时准备“退出”中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变革来巩固已有的利益。要变革,这个阶层当然需要“思想”。他们的不安全感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缺乏“思想”来论证其 所拥有的权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经常成为社会的“弃儿”。

中国社会近年来越来越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使得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要追求其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这个阶层经常毫不犹豫地从其它任何地方、从其 他任何社会群体中借用一切对他们有用的思想意识。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不相信任何主义,但可以包容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主义。就是说,权势阶层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主义”是百花齐放的 ,各种“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整合性。

现在,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中产阶级一方面人数还少,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这个阶层来说,理想就是稳定、发展、不折腾。法治和法制无论是保持财产还是保 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来说都非常重要。今天,他们对这些年的法制倒退忧心忡忡,不少有条件的人已经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说,这个阶层也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喜欢左,也不 喜欢右。从长远来说,他们应当也必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避免中国社会受来自左右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在目前来说,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代表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 些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思想界能形成集中力量吗?

郑永年: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这个复杂群体是今天中国最分化的。他们的大部分已经为权势阶层所吸纳,成为了典型的利益知识分 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来源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决定了他们的理想。

中国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对社会的愤怒状态。他们的愤怒经常被其它各种激进的思想所利用。他们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断发出愤怒的声 音,但方向极其不明确。尽管如此,草根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草根群体中已经出现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实际的思维。他们接近中国社会,或者处于社会的最底端,因此了 解中国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开始远离传统理想主义争取,而转向了争取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权力。于是乎,他们开始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一 切事情,空气、交通、医疗、教育、住房、社区等等都包括在内。一句话,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而转而追求可以触摸得到得事物。当然,这并不 是说,他们并不想得到政治权利,而是意识到权利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

与八十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八十年代所能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 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过,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 楚。

看到中国今天的发展,很多人争议要不要再一次南巡,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社会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时期。因此,中国需要再一次“南巡”。今天中国社会的民怨大多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解体,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 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 。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

经济改革如何再找到出发点?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 ,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 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 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 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一旦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任何形式的顶层设计会是空中楼阁。

这一轮的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郑永年:首先就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中国的改革往往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 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的。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 公推直选等等。这些地方的领导层面对现实各自寻找着适合自己情况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在很多年里,中国曾经流行“红色旅游”,从源头来寻找灵魂,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面向过去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是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如果不想被革命,那么惟有改 革。邓小平的“南巡”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寻找改革目标,寻找改革动力。在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到改革灵魂,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把中国的 改革事业推到下一个阶段,以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文/孟德思旧)

(郑永年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孙立平: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到了新的节点

邓小平南巡最基本的意义,是在经济领域,确切地说,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中国下一轮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 体制性目标,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来说两句

从突进到陷阱的中国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第二波改革。到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何看待这个历史性事件?

孙立平:首先,邓小平南巡最基本的意义,是在经济领域,确切地说,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中国下一轮的发展创 造了前提。但在20年后的今天看,这个突破是有限的。仅仅是限于经济领域,甚至可以说,就是在经济领域也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只能用不争论来解释。

这就注定了,由此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单兵突进的过程。而且,在当时具体的背景下,改革的选项也确实是有限的。后来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政治体制的脱节 ,社会不公的严重化,甚至改革本身也往往被扭曲,走样变形,最终落入转型陷阱,都是与这种局限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重要而又有局限的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孙立平: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财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上的分化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要让社会结构走向良性演化的橄榄型形态 。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就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个过程,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往往会出现很 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 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

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体制变革仍 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阶层结构可能要比较稳定地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 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

这些年来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应该反思改革的方式吗?

孙立平: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改革进展是相当迟缓的。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有效推进,但经 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如果在80年代的时候做了 也就做了,但那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慢慢来就慢慢来。结果是再到条件不好的时候就难上加难了。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现在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你会觉得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 题会有一定的困难,有一定的风险,现在回头看看,还不如当时就做了。

现在反思起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先天不足。我们的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看成,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目标,更谈不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清 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再到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过去我们一直沉浸在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那样,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 团形成之后,结果就是错失良机。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 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改革顶层设计。20年前的南巡也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吧。那么,您认为,南巡20年后,改革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设计什么?

孙立平: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侵蚀、转型、完善、重建四个不同的阶段。侵蚀阶段主要是计划经济旧体制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过程。但是,今天到了转型、完善 、重建的阶段,更应该体现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顶层设计的过程。改革顶层设计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确立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整体框架;二是顶层设计不仅是权力说了算,不能是今天一个 政策,明天一个政策,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制度建设的过程,要给人们稳定和良好的制度预期;三是顶层设计需要确定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顶层设计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民众的参与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不然的话,谁能够保证顶层设计不会被特殊利益集团左右?

下一步改革应该怎么走?如何突破改革瓶颈?

孙立平:中国过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脱离了过去的再分配体制,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从而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 权贵资本主义,或受权贵资本主义影响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过去20多年使得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新框架,而新的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在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在最 近几年中,中央政府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转变增长模式”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而实现这些发展理念的体制基础,就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好的社会体制。

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 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文/孟德思旧)

(孙立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稻葵:社会矛盾不解决 经济改革将无法进行

中国经济的改革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基础,经济的改革是不能推进的。比如说收入分配的差距,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能进一步缩小的话,很多改革将会举步维艰。如果民众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都没有解决,强制的推行改革一定会加大社会矛盾,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来说两句

中国改革的是与非

中国模式你认为存在吗,中国该不该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

李稻葵:中国的模式在特定的意义下是存在的。目前,中国是持续性的、渐进式的探索经济制度,从经济运行中发现问题不断的去提出制度上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模式是存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制度还没有成型,这个时候谈中国的模式存在与否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处于变化之中,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成就,是过去三十年的不断变化。今天也在变化,这种不断的变化,是随着经济运行中所发现的问题,不断的调整经济制度相对的灵活性。与日本、欧洲或是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有它的独特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它是不断渐进、不断改革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在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均衡,一个经济体、一个经济制度它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表现,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民众的基本偏好,不是学者所能决定的。你喜欢自由主义还是权威主义,无关于学者的诱导,这是社会的选择。

从今天的环境去分析,这种选择至少取决于三个特质,称之为社会禀赋。就好像气侯条件、自然资源条件的基础一样,选择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禀赋。

第一,市场经济中民众的理性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广东、浙江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很高。在于给定它自由市场经济里能不能运行、能不能面对、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创业。坦率的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甚至东北地区,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不如沿海地区高,这是一个禀赋。

第二,民众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取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美国人更多的权重是针对个人自由,而德国等欧洲国家更多的权重是放在社会秩序上。而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历史上是一个统一国家局面的模型。所以,中国的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相对而言更加注重社会秩序。相对而言,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取舍之间,与美国人相比的话,国人侧重于社会秩序。

第三,政府的执行能力。如果政府执行能力强且廉洁行政,那么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间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这三个问题是社会制度禀赋,三件事决定了一个国家最终的经济制度。

如果分析框架被认可,中国的社会制度禀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趋于偏向个人自由。80后、90后的生活跟老一辈不同,经历的发展环境不同,所以,他们有着一种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与此同时,新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复杂,大家对目前的制度安排有着种种的不满,出现了新的一轮改革动力。这一轮改革动力和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社会是有限权威的社会。政府的决策者、任何单个个人不光是政府,它的正式的权力没有变,但行使决策权力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增多了。它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冲击,也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在执行政策中有效程度比以前下降了,所以今天的改革是有限权威条件下的改革。同时,社会民众的偏好产生了变化。因此,个人认为现在着面临新的一轮改革的压力,新的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不同于之前的改革。

“调结构、转方式”的呼声一直在加大,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不够彻底,本质上没有大的转变。那么,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李稻葵:我不同意说现在的改革没有转变。目前,我们有着种种的改革,有很多很多的例子,譬如,红十字会是不是在改革。郭美美事件是不是推动了改革,事件爆发后红十字已经发生了改变。公安部宣布明年清除未成年儿童的乞讨,这是不是改革,是不是变革,是一种变革。

经济结构的改变,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需要进行制度上的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本身也是结构改革的动力,比如说蓝领工人短缺,劳动力工资提高,它也带来了对大型设备、机械的需求,劳动要素的价格相对资本的价格而言提高了。拿大型机械公司来说,大型设备高需求,说白了就是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高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用得起设备了。所以,我不同意说中国经济结构没有改变。还有一个例子,中国的贸易顺差过去是3000多亿美元,而今年在1500-亿美元左右,贸易顺差降低一半,占GDP的比重从7.5%降到2%左右。再看汇率,已经开始出现双向浮动了,老百姓以前是不愿意买外汇的,现在开始买外汇了。再比如消费的比重,已经开始稳定了,甚至于往前走了,以前是下降,现在我坚信应该是逐步往上走了,这些都印证了经济结构在调整。

社会舆论推动的改革会取得成功吗?

李稻葵:会的。今天的时代是有限权威时代,决策者仍然有正式的决策权力,这点没有改变。但是,大家行使正式权力的时候,受到的舆论压力从来没有这么大,事实上各种场合、各种事件,很明显的关注了、考虑过舆论的压力。再举一个例子,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2月份说提至三千块钱,征求意见之后到了人大讨论,最后一天上升到三千五百元,这就有来自于舆论的压力。

谈到社会推动改革,权威时代的改革模式和现在不同,它追求自我主义,我认为改革该怎么办,我如果能够说服最高决策者,他如果听我的话改革就完了。今天不同了,今天我强调的是有限权威时代,决策者会受到各种各样压力的,包括舆论的压力。我们更需要挖掘的是民众偏好,社会的禀赋是什么。把社会禀赋和民众偏好挖掘之后,再去搞改革就有希望了,否则的话,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谓超越左派右派,都是出问题了,都在以个人偏好代替社会偏好。学者的使命不是说以个人的偏好,我想喝咖啡,因此全社会只买这个咖啡。老百姓不喜欢咖啡,我只能说喝这个咖啡适合于吃甜点,喝你的咖啡适合于吃辣椒,告诉你这个菜单,最终还是老百姓自己去选择,我认为这是新时代学者的职责。

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是“打左灯往右转”,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你怎么看这个方向性的问题?

李稻葵:现在的改革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挖掘民众到底需要什么,这不是民粹主义,一定要健全社会制度禀赋。第二,一定要认真的考虑如何去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说产权一明晰,把价格一定,政府就回家不管了。现代市场经济需要非常复杂的监管体制,非常复杂的基础经济和社会制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维系经济正常的运行,防范经济波动的调控措施,包括宏观调控、监管等。还要注意到的是利益冲突解决的方式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包括法制,这些都有很大调整的空间。我觉得现在左派右派也好,讨论应该上一个层次。要站在充分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禀赋的基础之上,去深入的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的、关键的制度安排,这才是最核心的。

未来中国的社会模式会是什么样的?

李稻葵:中国未来的社会管理模式,至少跟美国不一样,和欧洲、日本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的模式更加强调社会的秩序。相对于美国而言,比如说在美国的制度下面,百姓可以组织民兵,公众可以携带武器,美国的宪法第二条就明确讲到了,尊重个人携带武器的自由,尊重百姓组织民兵民间武装的自由,当然这些民进武装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管,这种自由度中国可能就不会存在。中国社会更加强调的是基本社会秩序,这是未来的大图像,跟中国的制度禀赋有关。从短期来说,中国经济的改革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基础,经济的改革是不能推进的。比如说收入分配的差距,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能进一步缩小的话,很多改革将会举步维艰。如果民众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都没有解决,强制的推行改革一定会加大社会矛盾,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改革阻碍的根源在哪里?

李稻葵:目前的改革和15年前的改革相比,它不具备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没有缓解。

不是矛盾越突出才会推进改革,而是矛盾缓解之后才会推进改革?

社会矛盾突出会促进社会领域的改革,这个我同意。但是社会矛盾的突出它不会促进经济的改革,经济的改革往往会激化矛盾。

有人倡导西欧模式的福利社会,也有部分人提倡美国两极分化模式,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模式?

李稻葵:这些模式不见得都符合中国的国情,还是回到中国社会的制度禀赋,跟西欧和北欧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社会制度禀赋。老百姓是崇尚个人自由,但是不像美国那样极端的崇尚个人自由,把个人自由的权重放的很高很高。也不会像日本、北欧那样的国家这么注重社会的秩序,也还是需要保留个人积极性,中国是和他们不同的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体制。

不能够把个人的偏好强加给社会,这不是学者的任务,从道德上讲,这么做是错的。不能说喜欢西欧,在西欧读过书,在美国生活过,中国就应该去学西欧的体制,不能这么想。我们的任务是把社会当成一个物理状态去研究它,去挖掘出基本社会禀赋,根据禀赋研究什么样的制度是符合我们的发展。只有社会制度禀赋和社会安排是一致的,这个社会才会稳定。如果不一致的话动乱就在所难免。

当民权与市场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先尊重哪个?

李稻葵:个人认为平等是重生的,而不是原生的。中国社会传统是什么,百姓要求是什么,要根据这些需要出发,来推动我们的改革。中国社会偏好是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有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比之与美国、欧洲而言,更加侧重于社会秩序,毕竟我们有几千年大一统的封建传统,你不能说这个传统是错的。

社会秩序最优的一种状态目标是什么?

李稻葵:社会秩序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基本社会分配的公平度要维系,机会的平等要维系。社会上不能出现极端的贫困、不能出现极端的不平等。传统的观念中公正要维系,利益的冲突要有合理的比例公平的解决,权力的分配要绝大部分人能够接受,这些都归纳为基本的社会秩序,这两个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基本的取舍。

想要达到这种社会秩序的状态,中间还有多少路要走?

李稻葵:中国制度改革的红利还有很多,用行话说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需要积极务实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够用讨论改革的方式,来谈论今天的改革,那一定会碰的头破血流的,今天是一个有限权威时代的改革,不是某一两个英雄或者自认为的英雄能够决定的改革。(文/孟德思旧)

(本文整理自李稻葵教授2011年12月搜狐财经访谈稿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党国英:等中产阶级崛起了 再去改革最难的部分

只要有市场,哪怕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也比没有市场强。农民被放活了,他贡献了劳动和土地,只要自己的收益比过去强,哪怕别人的收入增长更强,农民自己也会有所行动。我希望中产阶级崛起了 ,再去改革最难的那个部分,这可能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这个时间段粮食供应上不能出现问题,在过渡时期粮食必须要自给。【我来说两句

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

邓小平南巡已经有20年了,开启了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的序幕。有人说这是改革中的转折点,您怎么看南巡的实质意义?

党国英:小平南巡讲话后,使当时短暂中断的改革又延续了。我们要用事实去评价。当时的改革是个分权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体制内分权,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当时 ,中央弱化权力,下面有着强烈的分权要求,邓小平的讲话促使了分权过程的延续。

从发展上来说,有两个资源可以继续利用,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农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 货膨胀,这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土地红利同样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土地要素所有者本应得到的收入转化成了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收入或再投资的资本,经济增长的成本就大大降低 了。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为什么中国农业仍在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仍在提高,答案还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市场,哪怕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也比没有市场强。农民被放 活了,他贡献了劳动和土地,只要自己的收益比过去强,哪怕别人的收入增长更强,农民自己也会有所行动。

现在进城务工的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人口红利逐渐变小并趋于消失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现在的城镇扩张并没有认真去规划,地方政府喜欢搞大广场,土地耗费很厉害,征地会越来越困难, 土地红利也会越来越小。

虽然今天的中国取得了发展上的奇迹,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农民的问题您,如何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可以“消灭”农民吗?

党国英:中国的粮食已经连续8年增产,这就是最基本的体现。前年为什么波动?主要是国际投机因素的影响,还有就是国内农民存粮存的少。回过头来说,南巡讲话之后产品 的市场化成绩显著,这个成功导致了中国的专业化。专业化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陕西的苹果、甘肃的土豆、内蒙的牛奶、山东的蔬菜、河南河北的小麦,就是高度的区域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带来了效率 的提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要素市场化改革基本上是裹足不前,而要素的市场化对分配有重大影响,要素就是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劳动要素。相对来说,资本没什么大问题。土地要素最大的问题是 ,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证。劳动要素也有问题,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以及人口转移的障碍,致使我国一大部分已经是城市常住人口的所谓“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真正在城市定居,而用打工收入不断 在乡村建房或修房,建房后又基本不使用,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我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劳资关系,农民工工资低就是劳资关系问题。所以,农村改革问题是出在要素改革方面。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 个方面看,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

我们承认农村市场化是有成绩的,但总体看喜忧参半。产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做的不够,影响了分配,怎么影响分配呢?劳动市场影响打工者的收入,土地市场影响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从体 制上说,这两点非常重要。中国的专业化突破了很多学者的估计,为什么呢?当时那么多人反对搞承包改革,搞承包制每家几块地怎么搞现代农业,结果中国人证明自己是可以搞的。农民用机械联合收 割,简单说是从小麦种到收,玉米从种到收可以全程机械化。肯定了这些年农业发展的成绩,但是问题也要看透。西方收入分配理论是说要素价格理论,所以要素市场有序,收入分配就有序,收入分配 就是要素价格的问题,所以农村的改革就是从体制上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从国外环境来看,似乎我们也要注意到外面的因素对农业改革的影响。

党国英: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就是中国农业缺乏竞争力,农业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水浇地农业要比国外的旱作农业成本高很多,劳动生产率比国外低很多。如 果说国际形势好转,各国国民都安居乐业,非洲农业恢复了,南亚农业恢复了,对中国来说会产生市场供给压力。国际粮食供应会增加,然后粮价下跌,下跌以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很难维持。2010年全 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36和0.41左右,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花钱吃饭是挺贵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后农民会不种粮,中国农民对价格反映会很敏感。

我希望中产阶级崛起了,再去改革最难的那个部分,这可能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这个时间段粮食供应上不能出现问题,在过渡时期,粮食必须要自给,要不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就 完全乱了方寸。

你刚才谈到了要素市场的改革,那么,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脚步不一致,该如何解决,才能为解决农村问题找到突破口?

党国英: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个方面看,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 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农村要素市场改革受很多因素制约,有一定难度,改革速度不会太快,市场化程度也不可能太高,这些都应该心里有数。但是,和目前农村要素市场状况相比,需要改革的 空间还很大。有的改革看起来难,其实还是认识问题没有解决。

改革开放之初,用家庭经营承包制替代传统集体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个功绩谁也不能抹杀。现在对承包制有很多的批判,但相当多的批判不对。承包制还是有生命力,农民承 包经营跟规模之间是可以匹配的。但是,承包制尚未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比人民公社制度是一大进步,但仍然不能很好处理效率和公平两者之间的关系。承包制可以鼓励生产 者增加短期投入,但却不利于中长期投入的增加。越是人口密集地区,这种情况就越是容易发生。我国的人地比例过大导致土地集中困难,成为效率损失的一个因素,但根本因素还是承包制所产生的产 权不完整造成的。

有人说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

党国英:大家说改革有问题,我认为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过渡时期的基本冲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三是劳动和资本的矛 盾。城乡之间目前存在一些的问题,主要是劳资关系。劳资关系出现了问题,其实也包括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劳动者付出代价,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工资报酬低,居 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从另外的角度去看,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就在于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的以外还存在着两种关系,您怎么看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这种关系的变化?

党国英:在公权领域,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先要划清公权、私权的边界,笼统的说法是有交际的,但是大体原则可以找到。划定边 界以后,公权领域同时也要有动作,但是一定要小心。国家政权控制了很多的权力,公权过于庞大,改革的任务是约束公权,扩大私权,还权于社会。还什么权呢?还政治权利,还财产权利,还公平享 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简单说我认为要解决私权领域划定边界问题,在私权领域解决劳资关系问题。那么,公权领域本身没有严格的边界,劳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公共问题,但主要是劳 动者个人权利保障,你不能通过投票把我的权利剥夺,这是属于劳动者的权利,不能用公共决定原则来决定我的权利。

当务之急是下决心解决土地财产权问题,改革的方向是放开产权交易,管住土地利用规划,建立多元化的土地财产权结构。在城市,要解决房屋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业主的合法权利 。

另外一点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表层意义上说,这个矛盾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地方管理体制问题,但深入分析,这个矛盾所涉及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我觉得现在应该着手去 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早做。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政府要通管许多事情困难重重。事实上,我国地方自主权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增强了,但这种变化有的是改革者有意识推动的,有的则是中央政府 实在无能为力,一些权力自然地转移到地方政府手里。

很多人提调整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往深层次说是四个权力的问题。在私人领域,要把基本的财产权,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在这个空间不搞少数服从多数。再就是劳资关问题。同时也要适当改革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形势是不规范化,现在成天审批这开发区那开发区,说到底就是地方官员坐下来起草了一个东西,找到一个所谓的名目,上报到上面,然后跑部钱进,这是不可取的。

对重庆、成都的城乡综合改革试点怎么看,有着深层次的意义吗?

党国英:重庆改革的亮点是推动农村要素的市场化,重庆关注收入分配调节,而收入问题其实是要素价格问题。所以,重庆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来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抓住 了要害。要素市场改革的两个关键,一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一是劳动要素市场化。重庆注重要素市场的权利平等,是关键中的关键。土地要素市场改革,要解决城乡建设用地的同地不同权问题;劳动要 素市场改革要解决农民进城就业的权利平等问题。重庆在两个方面年都做了努力,值得肯定。

此外,重庆的“打黑”成绩卓著,提高了农村的社会品质。重庆近郊的村庄可以不设保安岗位,政府派2名住村警察。这个不容易。黑社会横行,老百姓遭殃。打黑与反腐结合起来,方向就不会 错。在过渡时期,打黑与反腐这两件事情,需要一定的非常手段。对黑社会和腐败分子,多伤害一些不过分。当然,从长远看,要建立一整套法制化的体系遏制黑社会和腐败的蔓延。

从成都改革来看,这么多年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因为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 至陷入政治动乱的泥淖。但是,远不是所有国家饶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成长。就中国而言,我以为,即使在现有基本宪法秩序之下,改革仍有空间,生 产力释放仍有空间,“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避开。成都改革的成功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快速增长20至30年,跃上一个全新的稳定发展平台,取决于我们国家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可持续供应,更取决于技术 进步这一改善要素利用效率的核心竞争力。成都改革的范本应该让我们重视四个因素,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和基层民主政治。

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因改革不到位,不仅妨碍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的继续提高,影响社会安定,还使中国土地市场的严重扭曲问题愈益严重。从中国现实出发,做虚所有 权、做实承包权,将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的基本路径。有人以为这个改革很难,但成都做到了。未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会在20%以下,农业人口会在10%以下,这意味着未来中国 还要创造出超过过去 30年里所形成的城市规模,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还会让我们怀疑中国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么?成都的改革证明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权益水平 ,更孕育巨大商机和发展拉力,其重大意义无法估量。还有就是,如果把握好节奏和策略,政治改革还有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保障。政治改革大的谋划当然需要中央政府去做“顶层设计 ”,并要树立风险意识,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但这决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政治改革领域可以无所作为。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是,传统乡村社会不能嵌入民主政治,但商业社会却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产权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政治三足鼎立,形成成都改革的基本架构。有这个逻辑存在,我们便可以相信,只要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中国经济也未必会产生因投资 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两个城市的改革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党国英:我以为要“回头看”,做一个系统评估。例如,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布局究竟做怎么样的规划,需要有科学的思路。我个人认为,农村人口布局要分散和记 者相结合。专业农户需要分散居住,因此要规划小型的专业农户居民点。基本的脱离农业的家庭可以集中到较大社区。完全脱离农业的家庭,要安排到社区居住。这个过程不必太急。

要素供应的绝对数量不会构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硬约束。第一,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真正缺少的是优质耕地。建筑用地供应并非常数,而是建筑技术和土地政策的函数。在技术条件改善以后 ,滨海、滨河土地可以用于建筑;政策改进以后,山区农村建设用地可在严格规划的前提下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目前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土地边际GDP产出数倍于平均产出,说明现有城市存量土地的利用 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中国的劳动供应形势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仍然很大。笔者的调查表明,城市部门的日工资单价低于农业部门的日工资单价,农村劳 动力就可以发生转移,这就表明,在中国农民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农村劳动力会持续向城市转移,并且工资水平不会显著上升。这个过程要结束还会有二、三十年时间。第三,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形 成资本积累的强大源泉。维持高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是综合的投资机会与投资回报率。按中国的发展水平,未来中国的投资机会仍会十分广大,维持高储蓄的前提条件将长期存在。(文/孟德思旧)

(党国英,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

崔之元:追寻自由社会主义 肯定重庆经验而非重庆模式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特别专访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崔之元先生【我来说两句

南巡将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很多人内心触动很大,您是如何看待南巡的实质意义?

崔之元:可以说是感慨万千。我想先从正在读的一本邓小平的新传记说起。传记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 他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还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他从2000年开始写邓小平的新传记,花了11年时间,访问了中美两国许多和邓小平熟识的当事人。该书的很多情况中国和美国的多数读者是闻所未闻的,如巴拿马运河和中美1979年邦交正常化谈判竟也有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这本传记中占有突出地位,专辟一章,标题叫做“邓小平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1992年南方谈话”。其中傅高义对邓小平1992年1月17日离开北京,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于2月21日回到北京这段时间,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为何“邓小平年谱”没有记载1992年1月26日和1月28日两天邓小平的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傅高义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在大背景下,邓小平镇定自若,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使中国转危为安,执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他仔细梳理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1992年10月12日-18日召开的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说法。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理论”和“实用主义”关系的理解。他说,“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 傅高义认为,中共14大“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这不由使我想起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杜威来到中国访问,由于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和关切,他把访问不断延长,在中国的11个省做过讲演,当时中国只有22个省,因此杜威走遍了半个中国,两年零两个月后才回美国。杜威对20世纪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者重大的影响,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张彭春就是杜威的博士生。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也有深刻影响,他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1920年代就成了知识界的名言。不过,胡适在宣传杜威时过于简单化,以致1919年和李大钊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说自己和胡适介绍的杜威观点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是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价值观的误解。不过约定俗成,这么多年都译为“实用主义”,我也姑且用之吧。

我想强调的是,“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赖和对两者的认识都不断在实践中深化。杜威强调不仅在给定的目的上要不断探索不同的实现手段,同时在实践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变对原来目的的认识。我举一个格林斯潘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产生了一个对“手段”认识的大变化。大家知道,格林斯潘原是最相信彻底自由化、私有化的。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他最有趣的新观点是认为,只有通过国有化才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经济W型,也就是二次探底的危险。他的理由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关键在于有毒资产坏账不能迅速剥离。因为美国政府的救市基金TARP是由7000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构成的,是公有资金,当它来买坏账的时候,那些花旗银行等的股东大部分都是私人的。现在市场的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前1美元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后只有0.11美元,花旗银行那些股东就想再等一等,看0.11美元能不能恢复到0.5美元,那时候他们再卖。这些私人股东不愿意出手的话政府就很难剥离这个坏账。于是,格林斯潘就想通过国有化来回避和绕开有毒资产的定价问题,因为你把花旗银行本身全部或者部分国有化之后,政府的7000亿基金本来是公共基金,来买坏账的时候的定价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或者大部分国有的。这就像一个人从左口袋到右口袋,你的定价高了或者低了都无所谓,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这样就能够迅速的剥离坏账,使经济迅速复苏。格林斯潘的建议非常有创意。但是他还是强调这是暂时的国有化,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重新私有化。所以我说要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格林斯潘并不僵化,他也认为要国有化。但是他认为是这只在手段上的创新,目的还是基本不变。但假设格林斯潘认为暂时国有化后再重新私有化的时候,不必全部私有化,比如现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已经有79%国有化了,在重新私有化的时候只有40%私有化,仍然保持部分的国有化。假如是这样,才符合杜威“不仅要探索手段,而且要深化,甚至改变对目的的认识”的观点。这样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样理解实用主义,我觉得才能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所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特别重要的是如下一段话: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邓小平这段话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因为后者没有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害就是不问“姓社姓资”。但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指的是不做脱离实践的纯概念之争,而不是在总结实践经验时也不问“姓社姓资”。根据“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0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他语重心长地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我为邓小平这句话所深深感动,觉得他把“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既在实践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

多党竞争不是民主唯一形式

评价一下南巡20年来的改革进展,尤其是这10年,有人说这,10是改革休克的10年,您同意不?

崔之元: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改革。从“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来看,我们不能把“改革”狭隘地先验设定为必定如何让如何。这里举一个中国农村选举的例子。1990年代,西方有一部分学者看到选举中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仍然有70%左右是中共党员,他们就认为这个选举一定是假的,没有实质意义。

但我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有相当大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要把西方看成是静止的。现在在美国已经出现一个趋势,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每一个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往往是根据一个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根据这个候选人属于哪一政党来做决定的。比如说,一个加州人选州长时把票投给共和党的施瓦辛格,但在选总统时选择的却是民主党的奥巴马。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互联网不那么发达的时候,知道候选人属于什么党,对选民来说,往往有一个节约信息成本的作用。而现在的情况是,人们要了解每个候选人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容易,成本越来越降低,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即实际上政党认同已经相对下降。

我认为,意识到这一趋势对于观察中国农村选举的意义就在于,中国70%农村的党员能当选村委会干部,可能不是因为他是党员当选的,很可能是他对村里如何修自来水、如何修这条路很熟悉,才能够在竞争中当选。因此,不能因为他作为党员当选了村长,就证明是党在操纵选举。

我认为现在的农村基层选举,处于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过程中。没有理由认为,候选人的政党身份有那么多的重要性,也没有必要认为,有好多党来竞争才能叫民主。也就是说,不能把民主的定义直接定义为多党竞争,因为多党竞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是并不是民主唯一的形式。

观察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认为改革就只有某一种唯一的形式。我们的思想要更为解放一点。

有人说您是新左派代表人物。您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矛盾怎么看?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崔之元:这里先对新左派的说法做一点说明。“左”“右”这两个概念比较复杂,而且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没有使用过“新左派”这个词。

“新左派”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第一次出现是1994年。当时我在香港出版的《21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同时部分内容拿到《北京青年报》发表。当时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杨平,写了一篇评论,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出现了新左派》。到1997年以后,汪晖写了一篇《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新左派”这个词被用得越来越多了。既然大家已经用了这么多,我个人也没有去否定。

但是我想有一个主动的界定,在西方的意义上来定义“左”。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三个等级的制宪会议。坐在国王右边的是比较保守的贵族、僧侣阶级;坐在国王左边是第三等级,代表平民、大众的立场。从开始的意义来说,“左”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坐在国王左边的那个阶级。因此,如果从当时法国坐在国王左边、代表平民的利益和追求的意义来定义“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把新左派理解为保守的、反改革的,我就不接受。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会失去执政之基。

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一特点并不大为人所了解或重视。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By Invitation)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1891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因而有群众基础。

近年来,福山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人对政治体制的思考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他们从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对美国政治体制有所反思,也重视中国所谓"威权制度"的有效性。但即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与群众的关系的深刻之处仍然缺乏了解。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例外,他对政党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转变参与》中深刻地分析了选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来,1848年普选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保守措施,选票可以分散、转移、转化很多社会矛盾,对国家统治更有利。有一幅画非常形象,画的是"有了选票就可以不扔石块"。然而,"选票会使那些直接的、强烈的、'刺眼'的政治行为失去合法性,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却行之有效并符合人们心愿",造成带来政治推诿与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选权建立后,选举制度从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势选民被收买或被强权挟持,而这意味着普选的建立以"损失公开表达公共精神及参与热情的机会"为代价。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术语,这意味着政治上极大地强化了退出机制,极大地弱化了呼吁机制,这一弊端也为当时的主流进步人物如斯图亚特•穆勒所诟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尤其重视呼吁机制。在竞争与市场中,退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竞争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不过,"竞争也不一定抑制垄断,反而因为摆脱爱找麻烦的消费者让垄断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选民改入他党(退出),让大党可以"屏蔽"很多呼声,因而更舒服,实际上不利于大党的进步。

考虑到这一点,并加上忠诚因素,会发现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强度因忠诚度而不同,也因政党政治表现和问题严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党与群众之间长期性的实践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期间),往往会取得比简单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与忠诚可以构建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协商民主或慎议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因其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与人民联系紧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呼吁机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实现机制。

肯定重庆经验而非重庆模式

您认为改革的下一步怎么办?如何找到突破口?

崔之元:我认为可以借用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概念来形容下一段的国情走向。我觉得重庆已经初步地形成了“自由社会主义”。我想指出一个历史事实:现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黄奇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担任记录员,不少他记录的邓小平谈话要点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重庆的一个特色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重庆国资总量从2001年的170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2万亿元,再到2011年1.5万亿元,跃居全国地方国资第4位。但在重庆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而是“国进民也进”。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5320万股,占比66.40%,近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2010年初以每股一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 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麦当劳”,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在重庆,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不仅如此,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基于“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又好又快与公共正义的有机统一”的创新思路,推出“十大民生工程”、“共富12条”和“民主法治15条”等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呈现出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态势,这些方面的进展都得益于“国进民也进”的经济制度基础。

重庆已经走在了全国前面是吗?

崔之元:重庆近年来不少改革举措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例如: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重庆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在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上迈出了重大一步。重庆组建了30亿元资本金的兴农融资担保公司,“三权”抵押贷款达到180亿元。去年,重庆共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个,建立起农民按股份分享经营收益的体制机制。再如,重庆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等9类群体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国资委对微企每年无偿拿出1亿元国有企业利润作为资本金补助,是国资“社会分红”的一种体现。这些举措都需要国资发展以及“国进民也进”的经济制度基础来支撑。

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正在进行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验的规模要比香港更大,在维度上也更为丰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长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亲自接见过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分给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一个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两千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这么说,您认为重庆现在的发展模式值得推广?

崔之元:我倾向于使用“重庆经验”这个词。前面所说的重庆经验在今天是有普遍性意义的。我将这种普遍意义称为“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重庆经验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前面分析的“国进民也进”这一“自由社会主义”创新就是典型的例子。

关于重庆的改革经验我此前写过一些初步的探讨文章,也在重庆挂职锻炼了一年多时间。我曾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重庆经验进行时”,也就是说,重庆的改革发展和探索还在进行中,重庆改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经验也在进行中。

重庆值得关注的探索经验还有一些,比如“地票交易”。重庆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发展权转移。我认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应量计划指标,而是土地“发展权”指标。发展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土地用途”的权利。通过“地票”,重庆已经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这对于正在修订中的中国“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尚无“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对农民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隐含认可和发展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发展权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 一词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

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映中国的高速发展。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

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

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是有前瞻性意义的改革和探索。(文/孟德思旧)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国资委主任助理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匡贤明:全社会体会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好处

但由于特殊情况,中国改革在90年代初陷入了停顿状态。这个停顿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对市场化改革有很大的需求。南巡讲话恰恰适应这个社会需求,适应了全社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重新启动并且加快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南巡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我来说两句

改革阻力强大但无须悲观

邓小平南巡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史上的一件转折性大事,其实质是什么?

匡贤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南巡。我个人更愿意从发展阶段的角度、从社会需求变化的角度解读南巡。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按年 人均收入100元的标准,当时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30%,2.5亿农村居民在贫困线上。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其途径就是打破要素配置的计划管制。应当说,市场导向的改革很快就初步解决了 温饱问题,全社会体会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好处。但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1991年底,按年人均收入304元的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还有10.4%。这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但由于特殊情况,中国改革在90年代陷入了停顿状态。这个停顿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对市场化改革还有很大的需求。南巡讲话恰恰适应这个社会需求,适应了全社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 求,重新启动并且加快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南巡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因此,从社会需求角度看,南巡的实质是,小平同志准确判断了社会发展经济的需求。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高明之处。

怎么看这二十年的改革成效?

匡贤明:的确过去20年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首先带来的是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其次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尽管还有不完善的 地方,但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享受到了巨大的市场化红利。第三是融入了全球化,享受到了全球化红利。

但我个人认为,过去20年改革最大的成就是使中国发展阶段发生历史性跨越,由从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即首先满足人自身的生存 需要;进入发展型阶段,追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更具体地说,社会公共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公共需求结构升级。城乡恩格尔系数持续下 降,意味着居民食物支出比例大幅度降低,而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第二,由私人产品需求到公共产品需求的公共需求结构升级。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增长。1990~2009年,城镇 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从13.1%快速提高到25.7%。第三,利益表达与诉求的公共需求全面上升。

这个变化,既是改革带来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给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改革面临的很多矛盾与问题,都要从这个历史阶段变化的角度来看。

改革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匡贤明:人的需求变了,对改革的要求也不同了。30年前改革的要求是解决温饱问题;现在人们对改革的要求,主要不再是解决温饱了,而是要满足发展型新阶段新的需求。 例如,第一,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甘肃正宁校车交通事故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于它暴露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短缺的现实问题。医改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看病贵、看病 难的问题突出。第二,要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过去的改革是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的改革则要构建共同富裕的体制,不能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对过大的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不 容乐观。第三,要有利益表达的途径。现在不让人说话的难度越来越大,与其如此,不如尽快构建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天经地义的事,做得好是他 的本职;做不好要批评。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收入和支出要公开,不能成黑箱。

  但客观地说,改革在相当多的方面没有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改革供给还不能满足社会的改革需求。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很多专家谈改革共识的破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没有让 大多数人受益,有的群体在某些改革中。既然改革不能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人们为什么要推进改革?为什么要欢迎改革?回到小平同志20年前,人们清楚地知道市场化改革可以带来好处,可以释放活力 ,才对改革有期盼。

怎么看当前推进改革面临的阻力?

匡贤明:这几年,尽管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有所亮点,但改革总体上处于困境之中,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久议不决,决而难行,行而 难破。所以我认为,改革确实面临强大的阻力。但这个阻力来源是什么,可以做一个细分。

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很多人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客观上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可能要逐步习惯有利益集团的改革。事实上,中国未来社会中,利益集团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 ;利益集团公开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会越来越多。

因此,我更愿意把改革面临的阻力归结到改革本身。也就是改革方式问题。大家知道,阻力最小的的改革是帕累托累进的改革,我们现在的一些改革措施,还不能做到帕累托累进,那么利益受损 者自然反对改革。反垄断损害到垄断行业利益,收入分配调节损害到某些高收入者利益,财产公开损害到官员利益。不是说这些改革不重要,相当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理性地寻找改革的方法,寻找帕 累托累进的改革方案。中国改革进程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赎买等,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方案。

中国需要再一次南巡吗?

匡贤明: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南巡之所以能打开改革停顿的局面,既有他个人的威望,但更有社会需求作为基础。小平同志适应了这个历史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凭借个人威望 打破了改革困境。

在这种格局下,希望再用小平同志南巡这种方式推进改革,既不现实,也很难起作用。不现实是因为没有人具有小平同志的那种威望;很难起作用是利益多元化后,原来行之有效的改革方式很难 满足社会需求。刚才说的,利益多元化下,重要的是找到社会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制定帕累托累进式的改革方案,降低改革阻力。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适应新阶段社会需求的变化,减少改革阻力,推进 改革进程。

因此,纪念南巡20周年,重要的是继承小平同志坚持改革的基本政治决策,而不是用他推进改革的方式来推进现在的改革。

未来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匡贤明:未来5-10年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从中国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改革至少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以消费主导为主线的经济转型,二是以民富优先 为导向的社会转型,三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三方面缺一不可,但三方面改革的进展不一。相对来说,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还面临相当多的艰巨任务,但在三个转型中总体上进展较快;社会体 制改革,这些年进展比较快,尤其是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方面。现在最大的短腿是政府转型,也就是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从现实情况看,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要进一步突破,都取决于政府改革的 突破。例如,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扭转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在这方面,不仅要把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无论 哪个国家都可以用,更要把市场作为一个制度。

因此,未来几年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瞄准政府转型这个关键点。而在具体实践中则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要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中心,不断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权力结构、改 革中央地方关系、形成公共治理新格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新突破。以此既为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拓展空间,也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争取时间。

对未来的改革突破,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匡贤明:一方面,谈不上乐观。我很担心这几年改革困境继续持续下去,陷入“改革陷阱”中。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陷入困境中难以取得有 效突破,由此难以根除旧有体制积累的弊端,难以预防转轨进程中产生的新弊端。进一步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能否推进,体制能否进一步完善,制度红利能否继续保持并且不断扩大。也就 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主要是“改革陷入困境”的陷阱,或者叫“转型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对改革持悲观态度也大可不必。从历史上看,当前中国改革的内外环境比20年前要好得多;改革阻力不是意识形态争端而是利益问题。只要是利益,就可以谈,可以赎买。许 小年(许小年新闻,许小年说吧)教授提出的用赦免和赎买打破国企垄断,就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方案。此外,我非常看重地方政府的改革试点。与过去“试点-推广”式的地方改革不同,现在地方改革试点 更多的是“试点-竞争”。只要有竞争,对同一个问题不同地方就会探索有效的方法。这可能使一些看上去无解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因此,客观判断社会需求变化趋势,理性分析改革面临的阻力和问题,提出有效推进改革的方案。这是改革研究者的本职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乐观和悲观。(文/孟德思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鸣:邓小平的改革如“踩着两个鸡蛋跳舞”

邓小平是个不太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按曾经跟邓小平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的说法,当年那个喜欢打牌和油印的小平,就对别人的评价不怎么敏感,后来经过太多的大起大落,神经未免练得像铁 一样坚强,外加耳朵有点背。对于历史学家的毁誉,甚至历史的毁誉,邓小平并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样的在意。【我来说两句

“南巡”超越发展主义

你曾经用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形容过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是两个鸡蛋,意义何在?

张鸣:这是源于阎锡山的一个事例,他有一句话说,“踩着三个鸡蛋跳舞,一个是老蒋,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日本人,三个鸡蛋都不能踩破了,踩破了那个都麻烦。”我就 模仿这个比喻谈了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我觉得邓小平言下之意就是存在两个鸡蛋,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为了稳定。所谓稳定就是共产党统治,就是这两个东西在跳舞,这两个都不能踩破了。所以, 你说它是左也罢,右也罢,但是,它很重视发展,这一点跟其他人稍有不同。有些人是宁可革命也不要发展,但是他是宁要发展和革命之间,更倾向于发展。从风险上来看,实际上是在走钢丝,好在两 个鸡蛋都没踩破。

邓小平是个不太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按曾经跟邓小平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的说法,当年那个喜欢打牌和油印的小平,就对别人的评价不怎么敏感,后来经过太多的大起大落,神经未免练得 像铁一样坚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外加耳朵有点背。对于历史学家的毁誉,甚至历史的毁誉,邓小平并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样的在意。无论是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荣 耀,还是一时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一致的攻击,说实在的,对他行为的影响力都相当有限。

认同“南巡”还应再来一次?

张鸣:我们不讨论是否适合再来一次,就算有合适的机会,关键是谁来“南巡”。

怎么评价“南巡”20年后的中国发展?发展中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张鸣: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际上后二十五年才进入高速发展期。尤其是1992年后,我们都是建设者,发展是在这个年代才实现的。回头看看 ,当时的发展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有很多人说这是在搞资本主义。但突破很大,观念上的障碍基本消除了。问题是非发展主义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问题。现在地方的一系列问题, 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现在我们说环境也破坏了,文物也没有了,人的健康也出现问题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治问题,必须有一种力量遏制它。所以,必须承认中国发展很快。这些年,中国是一日千里的发展, 也得承认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整个工商业发展速度是挺快的。但是,背后的问题又会出现结构不平衡,国企一支独大,甚至可以说是“国进民退”。问题有很多,不能否认它的发展,发展的确给中国带 来了很多机遇。另一方面,政府的钱太多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政府觉得发展就是一切,钱多了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办。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钱不是万能的,如果在人民币上做文章,整个社会是一片 怨声载道。

与当时相比,现在改革突破口在哪?

张鸣:当然是政治改革。我觉得邓小平南巡是很重要,可以看出那个情景下,得要靠这种方式去推动改革。实际上在某个领域看起来是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用南巡这样的方式 ,非组织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推进改革。这种非组织活动的方式是得到一致赞扬,靠组织外运作把事情整个盘子端过来是相当不易的。

很多人都在疑惑,究竟怎么去改革?

张鸣:实际上还是以政改为主,进一步推进行政改革。尽可能的把官僚关系转化为规范化、程序化的官僚体系。不像现在进也不知道怎么进,出也不知道怎么出,比卖官鬻爵 都蹊跷。卖官鬻爵是正经八百买的,过去有钱明码标价,实际上就是有秩序。有秩序就好,现在有秩序吗?明明知道是卖官鬻爵,你知道是怎么买的,怎么收钱,恐怕卖的也不知道怎么卖。所以,这就 是要重视的问题。至少先整顿官僚关系,对中国来说官僚政治很重要,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传统。官僚政治比较有规矩了,老百姓怨气自然就会少一点。

行政过程中要规范化,减少公务员数量。可以在待遇上提升一些,程序上规范化。还需要司法建设的进一步独立,然后再进行民主化改革。在行政改革部分,公务员规范化、行政规范化要深入去 推进,还有预算监督必须要健全。

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包括社会改革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张鸣:如果不启动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很难启动。社会改革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所谓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有点复旧的味道,重新回到集权时代,社会全能主义社会控制。其实 是死路一条的,全能主义只有把人变成地域化、单位化才可能实现这种控制。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口流动加剧,不可能出现系统性控制。社会管理不能触碰其他领域,所以在社会改革上做文章。至于社 会改革怎么启动,这是一个难题。换句话说,如果还是集权模式下的管理,最好是跟改革是背道而驰。当然,必须要学会在法制条件下,就是非户籍管理,非城乡二元这样的结构改革。

改革中难免出现一些利益群体,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垄断,如何缩小这部分群体的利益?

张鸣:这是一个制衡的问题,利益集团让谁来制衡。惹到利益集团很多人都是短视,最好的办法争取更多的意见。

尽管说现在格局跟当年不一样,有一些利益集团格局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它的膨胀就在那个时代,得益于改革开放,不可能说不改了,就 关起来跟朝鲜一样,对它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它跟老百姓是不对等的。但是,现在的改革就是要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当初的改革不推行政改,会形成寡头政治,你不打破僵局就破不了这种 局面。现在的僵局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危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危机随时会到来,而更大的危机是社会危机。

知识分子现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思想界是不是需要重新研讨,以促进改革?

张鸣:知识分子是在扮演一个中坚的角色,一种中坚力量。实际上左与右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改革操作过程中也需要这些人起作用。改革需要知识、需要思想,也需要具体操 作的能力,这都需要知识分子起作用。但是,现在确实是有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性太强,完全是唯权力马首是瞻。而且,现在的知识分子缺乏担当,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体缺乏担当,这是个大问 题。(文/孟德思旧)

(张鸣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周瑞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 社会矛盾突出

社会经济转型引发的矛盾积累凸显,种种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对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有一些总体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我来说两句

走出转型困境 唯有深化改革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迅速变成新的巨大物质力量。

它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确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小平南方谈话,奠基中国改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在1991年2月至4月期间,我组织凌河、施芝鸿等同志共同撰写并发表了传达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谈话精神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

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四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一些理论家长达一年的批判。这也成了1992年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今天,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我们回顾历史,把握现实,必定会更进一步认识南方谈话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接着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最早是柏林墙倒塌,然后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台,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

与此同时,前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突遇政变,叶利钦出面把政变解决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解散了前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六四风波”与“苏东波”一样,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

他们声称: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他们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说,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

在1991年围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无论传说是否属实,我相信,小平同志当时应当是非常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和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关系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已是88岁高龄,但他仍以巨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视察南方,发表谈话,时机恰到好处,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简明生动的语言,激励人们 “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希声扫阴翳!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所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社会经济转型,矛盾积累凸显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GDP总值由1978年的3645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40.1513万亿元,增加110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至2010年突破3万元,增加近80倍,即使按美元可比价格计算也增加了30倍。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预计增长9%以上,将超过43万亿元。

中国的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9.27%。小平同志当初预计,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它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1000%以上。

反观中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1.2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的基本稳定。

这些年中国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海外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均凸显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

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一些海外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在外交应对上,中国有时会陷入某种被动局面,应对选择不足,方式不够灵活。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

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门卖官买官盛行,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各级均有部分领导干部涉案,有的贪得无厌,金额数以亿计,有的敛财贪色,情妇、二奶众多,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其次,腐败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检察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有部分法官、检察官犯案,个别地方甚至“一锅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法院、检察院是主持社会公道的重要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其腐败使社会正义平台受损。

  第三是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还被资本严重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均比经济领域的腐败影响更严重,这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

不容回避,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某些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一些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各种侵蚀。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戏称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既荒诞,又低俗。

在2011年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因为许多人不把普通公众的孩子当回事。一些公众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一些突发事件和事故中去,即使是政府有所作为,社会上也会充满某种不信任情绪。

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有不少 “我不相信”的反馈,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评价。部分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所谓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这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在到处宣泄。

  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有所泛滥,人文精神有所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一些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健康堪忧。

上述种种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一件要反中央,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因为有外来干涉。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对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有一些总体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我们还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走出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

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中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仍然用得上20年前的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前,应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改革攻坚阶段。

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应考虑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到2004年,我们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基本达到。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

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因此,“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

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中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十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中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全党统一认识,统一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上来。今天回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1.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小平同志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

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小平同志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

“冒”者,创也。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进入改革深水区,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创出新事业。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让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小平同志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

现在的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

3.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

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

4.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小平同志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做中国改革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今天,我们应当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

推进系统改革,决不半途而废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国内外十分关注。去年以来,思想理论界就非常活跃,各种观点看法齐亮相。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的不同声音。

虽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派观点的核心问题较为接近: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那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产生了与当年类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而形成的改革共识,面临严峻的新挑战。

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

而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面临深刻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一些远交近邻对中国心存疑虑……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绕不过去的。

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综上分析,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值得赞赏的是,党的十七大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召开十八大的政治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不动摇,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让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息奋斗。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原载于2012年1月《财经》杂志)

吴敬琏:让老百姓富起来 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

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呢?我认为有两个: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实现邓小平同 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我来说两句

改革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并且敢说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到201年,长期积累的中国 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也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HDI)也 有很大提高。

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现在的民众已经富裕了。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自然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恶化更是触目惊心。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 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寻租腐败蔓延,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 。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 。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这时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 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上面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 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解开了原有大一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束缚,扩大了居民的自由择业和创业的权利,使原来被压抑的潜能 得以发挥,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但是,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体制,各级政府官员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 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国有大型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 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 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 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把全能政府控制整个社会说成可以拯救世界的“模式 ”。其实,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加强,只能反过来使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愈演愈烈。

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呢?我认为有两个: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 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陈同海平均每天花公司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这个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后有相关部 门公开应答,称此吊灯实际价格为156万元)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

近年来出现“左”的思想回潮,其中一项内容特别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政策。但“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 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各种各样,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 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相反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于是,在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少数人专制和民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我们都知道普通老百姓(甚至我们的专业人员)的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得资本的收入增长,而资本的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资本是国家 的资本。国家的资本只能造成国家的收入增长、国有企业收入的增长。第二部分资本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他们的份额增加,也只能使得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的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制造业来说,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我这两年常说的,就 是施振荣讲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要向两端延伸。以我们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 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在原来的含义上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当然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这几年一直强调的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说到民主、 宪政问题,我认为一蹴而就不太可能,但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该有一个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本文整理自吴敬琏教授2011年讲话稿 未经本人审阅)

许小年:相信民众的创造力 相信市场的活力

邓小平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政府退出经济,在经济中减少它的干预。邓小平的思想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认为在市场上民众的创造力,民众的自由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要远远超过政府的管制。所以邓小平做的是什么?邓小平做的是改革、开放,政府退出,让市场决定,让老百姓决定。【我来说两句

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 不需要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调头向上第一是靠改革;第二是开放。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

邓小平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政府退出经济,在经济中减少它的干预。邓小平的思想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而凯恩斯是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场。他认为市场是非完美的,这 个应该承认,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之物完美之人,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是,别忘了政府也是不完美的。

凯恩斯在学术上、在逻辑上的错误,就在于他看到了市场的非完美性,这一点是他的贡献。然后呢他又假设了一个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让市场能够更有效的运行。当然我们走得更 远,我们比凯恩斯走得更远。我们不是说像凯恩斯那样,是用政府,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我们是用完美的政府代替不完美的市场。

我的观点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往往不完美的市场效率比不完美的政府还要高。那么邓小平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认为在市场上民众的创造力,民众的自由发挥,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要远远超过政府的管制。所以邓小平做的是什么?邓小平做的是改革、开放,政府退出,让市场决定,让老百姓决定,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是改革和开放。现在经济中碰到的困难靠什么来解决这些困难?不是靠政府花钱!花钱!再花钱!而是靠不断地改革开放、培育新的增长点,相信民众的创造力、 相信市场的活力。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使得国家的服务业在世 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40%,美国是80%以上、日本是65%,连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中国的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50%。服务业长期的落后和政府的管制有 着长期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服务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洗头的、捏脚的,而是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这些行业有多大的空间、有很多投资机会、能创造很 多工作岗位。拿金融服务业来说,80%以上的中小企业现在没有金融服务、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能创造多少就业?医疗卫生行业,现在我们都不敢去医院,去医院没 病都给你搞病了,排队、拥挤、医生服务的态度,有病的不敢去医院,没病也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民众的需要?因为管制。想办个医院,先到卫生部报批,等着吧,两、三年不批,为什么不批也不告诉你。民营医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打擦边球、钻墙角,最后 还是经营不下去,政府铁打的医疗体系阻碍了资源流入,结果就是供应的短缺,看病难。现在不提政府管制,反而把气都撒到大夫身上,说大夫医德有问题。大夫的工资也是管制的,不能由市场的供给 、需求决定医生的工资,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市场价值,但市场的规律总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表现的方式就是红包。不给医生涨工资,还骂他收红包是医德有问题,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是计划 经济的逻辑,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老用计划经济的逻辑,把事情全搞扭曲了。医学院毕业不就开那点钱吗,还不如做公务员呢。大家知不知道,公务员不创造价值。公务员做的工作都是价值的重新分配, 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政府手里的钱都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以税收的形式交到那去。如果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都向往着不创造价值的工作,我们这个社会长久发展下去是不是令人担忧。

对文化娱乐体系过度的管制,一个片子出来三堂会审,关系搞得不好就说你品位低下不能播。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你为什么要插一杠子评审呢?为什么你 的口味就比老百姓高雅呢?这种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政府经常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作茧自缚。中国还是一个中等程度发达经济,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有很大的潜力,但我们 作茧自缚;第二件事就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到今天,地下钱庄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为没有法。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大家去注册,政府可以收税、可以 监管、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

在经济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存在信心问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民众的创造力、对市场的活力始终充满着信心,我们缺乏信心的是政府的政策,我们对于改革开放在近几年的停滞 不前深感忧虑,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 们GDP的增长率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只有5%、8%,但是这5%、8%是健康的、是可以持续的、是高质量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的。

(本文摘自许小年教授2009年1月的发言 未经本人审阅)

周其仁: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经济既得利益,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补偿。但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下岗。【我来说两句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邓小平未竞事业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本文摘自周其仁教授2008年演讲 原题《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未经本人审阅)

资中筠: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

1992年“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对政治思想则并无放松,而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 进一步低俗化。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我来说两句

文化启蒙 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 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 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 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 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 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 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

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 ”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 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而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里,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 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 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 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 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 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 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 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 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 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 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 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 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 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 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 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 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 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 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中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 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 ,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 ”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 ,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章摘自《士人 风骨》 资中筠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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