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两难背后的中国改革之困

摘要:在之前银行业寄望央行出手缓解资金紧张而不得的时候,央行的淡定赢得不少掌声。而当动荡加剧之时,央行“奶妈”似乎又不得不朝着几张待哺之口松开了乳扣,暗送“维稳”之意。政府金融政策的两难摇摆,正可谓是当下中国改革大局进退维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郭儒逸

  最近中国金融市场上演的“钱荒风暴”可谓横扫四方,波及之处一片哀鸿。台上的戏子们出将入相叽叽呀呀地唱的热闹,台子下面则有一位沉默看客呷着茶、眯着眼,冷眼旁观而一言不发。央行,或许还有幕后的政府高层,在这个场景之中,原本就打算是这么一个角色。

  可惜的是,戏份精彩,看客没有忍住,努努嘴冲上了前台。

  在之前银行业寄望央行出手缓解钱荒而不得的时候,央行的淡定赢得不少掌声。而当动荡加剧之时,央行“奶妈”似乎又不得不朝着几张待哺之口松开了乳扣,向台上台下暗送“维稳”之意。政府金融政策的两难摇摆,正可谓是当下中国改革大局进退维谷的一个缩影。

  新一届高层自从上台以来,就把“改革”做成标签摆在了办公桌案头。不法成宪,不恤人言,举国上下莫不引颈相望。目下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无疑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纵观历史上的改革——或者称作变法,封建时代前期的“建章立制”似乎显得更易成功,而越往后成功的几率越小。即便这并非铁律,但也足以令统治阶层有所思考——积重难返,最是深忧。

  前一阵子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一时喧嚣,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向来敏感,也最触及根本。胡适在1918年就曾写出评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1918年的中国,主义泛滥、思潮汹涌,时人公知莫不以满口“进口学说”引为荣耀。高谈主义固然危险,诚如胡适所说,那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干的事情,但是有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却不得不在思维领域讲得明白。要紧的不是奉行什么主义,而是打算怎么奉行。宪政背后的观念博弈,就是如此。1918年的那个遥远年代,如果说是思想并立、争论嘈杂而需要默然埋首,那么当前思想界受抑状态下的“纸上谈兵”则显得更为迫切。

  政改在中国改革大棋局中无疑是一枚关键的落子,而师法的对象多半认为仍将来自于西方。我们有必要再吃着西方思想家们一二百年前的剩饭,背诵着他们的咳嗽——那些颇具普世价值的咳嗽,来寻觅适合中国国情的隐秘路径。其实,中国自古并不缺乏自由的火花,但基本上没有形成培植的基础。当老子的《道德经》最早在16世纪传入欧洲后,接下来的17、18世纪,在那个学术思想传播不甚方便的年代,老子思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哺育了欧洲的知识分子,能够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激烈碰撞,吟咏而归。这也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带来了革命性的先声。从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杜尔哥,到亚当斯密,再到哈耶克,无不对老子的“无为”(魁奈第一个译为自由放任)思想推崇备至。而可惜的是,在老子产生的天朝上国,却是一片令人扼腕的沉寂。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钝刀割肉,就那么慢慢阉割了在西方人看来是开明政治起源之地-------中国的阳根。

  如果对大众传播学有稍许了解,德国女传播学家诺依曼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或许可以对中国思想自五四以来的断层做出某种解释。沉默的螺旋,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而王小波对此也有过类似仅在字面意义上的相反论调,在他的作品中,不乏对“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一个群体,冷峻的触及和思索。五四前后,再到1949,在纷繁嘈杂的思潮之下,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社会主义,无论是出于何种的动机。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则是,一些声音叫的越来越响,一些声音渐渐沉默了下去,甚至直到今天。诺依曼和王小波的一致性在于——沉默。中国的政治家们对于民众的沉默是欢喜的,但却刻意忽略了沉默背后蕴藏的力量。要想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聆听反对者的声音,而笔者感受到的却并非如此。这是致命性的错误。

  上述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但也绝对不能拖而不决。相信新一届的高层,对此也了然于胸。苏联时期的一个传闻,或许也可以对今天改革之迫切性发出同样讽刺意味十足的问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代,这位喜好奢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将自己的办公室布置得富丽堂皇,当他的母亲一次偶然参观之后,没有欣喜,却是不安地问道,你这么做,那等共产党来了之后会怎么处置你呢?这位苏共最高领导的母亲,直击的正是当时特权阶层的高度腐败。当无产阶级砸碎了身上的枷锁之后,似乎并没有如愿得到马克思许诺的整个世界,而却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懑之情。抛开俄罗斯现状的成因不谈,怀念一下苏联解体时莫斯科广场上民众长舒的那口气,这对于现在中国的执政党来说,无疑是一件不寒而栗的事情。

  对于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现状,要改革没有问题,但改革的时间、力度却注定要破费周折——这正是现在改革的困顿之处。

  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实际的顾虑较少,可以在思维的领地信马由缰。而政治家们则不得不考虑改革进行之时社会的承受度和不能突破的底线。简单来讲,就是改革的成本。最不济的动荡,是一个十分恶劣的后果。于是,这也造就了当前广泛存在的改革心态的矛盾。其实这一矛盾自古有之,任何一场改革和变法,都不会是在围炉煮酒一派祥和之中完成的。若干年前的历史课本上,在对古代的某些改革最后评价中——无论成败,几乎都会加上一个“不彻底”的定论。现在看来,要做到彻底,又谈何容易?

  于是,久弃不用的中间派这个词,可能用来形容时下的这种摇摆不定再合适不过。

  而距离我们不是那么遥远,又比较著名的另一种中间派,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后的那一帮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欣赏欧美的民主,在经济上则赞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其中单就金融来讲,主张应由国家主导来加以经营。这一派的理论现在看来,似乎已经破产,也鲜有成功实践的案例。但是,二者如果颠倒过来,情形又似乎没有那么黑暗。而正因为如此,也成为当前这一种中间派之所以仍然阴魂不散的理由。

  两种中间派之间,本质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对不确定的道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显而易见,把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一定会破产。那么剩下的另外一种,他们所带来的担忧正弥漫在这个国度的上空,挥之难去。

  那么,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学者雷颐所言,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无疑,这句话应该成为执政党晨吟暮诵,真正需要念念不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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