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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出版发布会暨理论研讨会纪要
此文源于《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9期、刘淑春整理
近日，美籍波兰学者卡•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的中文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全球化进程为宏观背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揭示了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尤其是国有资产私有化改革的动因、进程、规模、后果及对民族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鉴于该书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经济管理出版社于2004年7月30日在京联合举办了题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出版发布会暨‘产权理论和国企改革’理论研讨会”。社科院、中央编译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教育部社科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有关单位的领导、研究人员，河南安阳彩色显像管厂等国企代表，以及《中国经贸导刊》、《改革内参》、《国外理论动态》等杂志的编辑共20余人与会。现将与会者发言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 对东欧经济转型的总体评价
目前，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已经基本结束。无论在西方、东欧，还是在我国，对东欧经济转型的总体评价可以说见仁见智。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主流媒体对这一转型给予肯定，认为东欧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转型。肯定派依据的是市场的自由化、所有制结构的私有化程度，认为从国内外贸易的自由化和企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来衡量，东欧国家已达到转型初期设定的目标；经过急风暴雨式的私有化改革，东欧国家的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欧盟国家的标准。类似的观点在我国也存在，即认为东欧国家经过激进的改革，已经实现制度转轨，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为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前提。然而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这部著作与上述观点唱反调，认为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不成功的。其论据包括：东欧国家进行的经济转型，其目标是想把原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西欧那样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后来的改革却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即没有民族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东欧的转型、尤其是私有化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对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用经济和社会指标衡量，东欧国家都出现了倒退；东欧的倒退不是暂时的，没有自己民族资本的东欧很难再从经济上翻过身来。与会者认为，波兹南斯基与西方和东欧主流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回避现实，讲述了东欧的一些实情，很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东欧“改革者”宣称的“成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深刻分析了东欧转型失败的根源。因此，波兹南斯基的书有助于澄清在我国流行的某些关于东欧转型尤其是私有化的模糊认识，对全面准确地评价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的成败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东欧经济转型造成了当代史上罕见的大灾难
北京大学吴树青教授谈到，波兹南斯基在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中指出，尽管前苏东国家自改革以来经济严重衰退，尽管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国内外都还有一些人认为前苏东国家的改革是成功的，理由是它们已经实现了经济转型，而中国还没有实现这种转型。而作者却从改革的经济成果和绩效出发，对比了两种改革，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和独特的计算方法，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上对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轨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改革的结果同当年这些国家的“改革家”和西方的预言大相径庭。作者进行了这样的对比：在震惊世界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当时德、美两国损失最严重，国民生产总值损失了25%，但经过五年都彻底恢复了过来；而前苏东国家转轨以来，遭受打击最轻的匈牙利和波兰，国民生产总值损失率也约为25%，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是40%，俄罗斯是50%，乌克兰是60%，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和德国，并且10年过去了，到2001年该地区依旧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因此作者认为，东欧经济改革对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是当代世界历史所罕见。这对正确评价前苏东国家改革的成败是很有说服力的。作者把这种经济转型称之为另一种版本的“通向奴役之路”，因为这些国家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出卖给外国资本，因而葬送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前提，这是很有见地的。同时作者提醒中国要引以为戒，防止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中央党校纪军教授认为，仅从市场化、自由化的指标衡量前苏东国家转型的成败是不全面的，还应从综合国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角度来考察。从这些角度考察，人们就会看到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从总体上看是失败的。根据新的材料，目前匈牙利有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波兰失业率接近20％，居民平均收入下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加上波兰出兵伊拉克等因素，导致米莱尔领导的波兰左翼政府于2004年5月被迫辞职；在东欧国家，两极分化严重，70%左右的居民至今仍然认为生活水平比经济转轨前下降了。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副研究员谈到，前苏东转轨国家推行私有化的后果，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斯蒂格利茨指出的， 改革十年后，“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在我们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但是，波兰似乎是一个例外，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989年水平的110%—120%，因此，西方媒体称其为“波兰奇迹”，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波兰同阿根廷所谓的经济奇迹一样，也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正走向危险的破灭边缘。
波兰经济在衰退四、五年后，曾一度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既使在高增长的年份，70%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停滞就是下降，贫富分化造成社会需求萎缩，社会经济不协调导致增长难以维持，近年来波兰的增长速度几乎陷于停滞，失业率在一度下降后重新大幅度攀升到20%，金融体系不稳定因素日趋严重，出现了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转型后，波兰人民对转型的评价反而越来越差，2003年降到了新的最低点。据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2002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87%，持肯定态度的人占7%，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人填写的是“盗窃”，18%的人填写的是“销售”。由此可以看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是不认可的。这实际上是对以私有化为标准评价东欧转轨成败的质疑。西班牙《起义报》载文指出，“对私有化的反感代表着波兰人对自己国家发生的变革的否定”，原因是私有化“造成了大批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其中也包括重工业和矿业，社会保障系统几乎完全瘫痪了。私有化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为社会保障系统带来更多资金，倒是带来了众多需要救济的失业者。越来越多的居民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教育、住房以及体面的退休”。
与会者注意到，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波兹南斯基是主张东欧进行私有制、市场化的改革的。但即使从市场化、私有制的指标衡量，波兹南斯基都认为东欧的转型是失败的。因为在他看来，在改革后的东欧，市场虽然取代了计划，但经济活动中的垄断程度仍很高，中小企业受到排挤，改革的目的之一——培养当地资本家阶级的任务远未完成，资本的所有权从根本上说是从原来的党内精英手里转到了现在的外国投资者手里，结果本地资本家的代表性不足，并未形成活跃的资本家阶级。因此转型后的东欧充其量是个“畸形的”、“非标准的”资本主义。
2．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波兹南斯基在书中根据自己的计算断定，东欧各国政府将大部分国有资产以相当于这些资产实际价值的10%的价格卖给了外国人，结果使这些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损失了90%的国有资产。对此，纪军教授认为，从匈牙利的情况看，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据匈牙利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洛在1994年议会竞选（获胜后任政府总理）时揭露，截至1994年，政府已售出51000亿福林的国有资产，其收入仅为3190亿福林，即实际上只收回6％的资金。因此，久洛认为，“经济公司的改造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失去财产和市场，而不是革新。”
3．外国资本控制了工业和金融等关键部门
与会者认为，这是私有化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在东欧，无论是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还是以所谓大众私有化的方式实行的私有化，最终都未能逃脱被国际资本收购的命运。据波兹南斯基统计，截至2003年，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工业部门、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产的70%—80%都被外国人买走。他通过对世界各国产权结构中外国所有权所占比重的比较，说明东欧各国最终将国有资产大量出售给外国人的私有化改革，既违背了改革的初衷——通过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本国公民手中的办法对所有权进行激进的改革，也不符合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的惯例，因为目前东欧形成的这种以外国所有权占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即使在发达的西方经济体中都找不到样板。在德国、法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5%。目前东欧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倒是与拉美国家相仿，因此东欧经过这样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如想像的那样走上“欧洲化”的道路，却意外地走上了拉美的道路。正如纪军教授所说，私有化将东欧国家人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转化为主要来自于西欧的买主们的利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欧国家没有一个允许私有化成为外国人大规模接收本国经济的手段，即便在新自由主义最受青睐的英国，也从没有将任何关键性的国有资产出售给外国人。
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给前苏东国家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不仅是发生了90年代的大萧条，更重要的是：一、让国内的剥夺者剥夺了全国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剥夺了全国人民公有的社会财富；二、让外国资本剥夺了民族资本。前一剥夺的结果是，通过私有化实现资本主义化；后一剥夺的结果是，通过向西方国家极其廉价地甚至分文不取地出售国有资产使民族经济殖民化。
二、 东欧经济转型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波兹南斯基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仅仅归结为私有化。私有化不仅使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因为经济主权的丧失而葬送了民族经济发展的前途。与会者认为，这一结论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具有警示意义。
1．私有化并非必然带来经济效率
吴树青教授谈到，私有化是不是评价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前苏东国家的“改革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以此为标准，这也是他们在事实面前不研究、不承认中国改革的原因。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以私有化为目标的改革，却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使经济长期陷于危机和衰退之中？
虽然总体上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前苏东国家望尘莫及的成果，但指导前苏东国家改革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的思想，在我国也还大有市场。特别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存在着把明晰产权等同于搞私有化。对这种思潮不能低估。实践中的“国退民进”、对国有企业“低估贱卖”、“一卖了之”之类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
这里需要从理论上探讨是否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所谓私有制会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其基本依据无非是说只有生产资料成为私人财产时，才会有人去关心它的正确运用与增值。而公有制则使生产资料成为无主的财产，人们都想从中捞取好处而不关心它的使用和增值。这种看法的理论基础是只有财产利益才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惟一动力。而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的话，应当说只有个体小私有制才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只有在个体小私有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才真正归个人所有。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个体小私有制恰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摧毁，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生产越是社会化，生产资料越不能成为单独的个体所有和私人所有，这是经济史的事实。即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它的实现形式也越来越摆脱古典的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式，发展起了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垄断组织的家族色彩也越来越淡化。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就不是单人业主所有制，而是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以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法人治理结构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等等，都表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不只有财产利益。就是说，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并不只有一个财产约束，而且还有其他的经济约束。在现代企业制度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运用和增值，而是有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对于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雇佣工人来说，更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财产才去劳动的。这表明，财产约束至多只是经济动力之一，而不是惟一的经济动力。在能否充分发挥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方面，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私有化。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通过改革获得充分的经济动力。因此，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应当从实践经验中去探索能够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向后退，退回到已经为中国历史发展所屏弃的私有制。波兹南斯基的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就是，前苏东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神话的破产。
2．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私有化不是最佳的选择
杨斌谈到，现在是到了该对20世纪全球的两次所有制结构改造浪潮进行反思的时候了。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国有化浪潮，第二次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第一次的浪潮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崛起、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西欧国家的黄金时代、拉美国家经济的普遍增长（平均增长率为5%）。而第二次浪潮的结局是：东欧国家的民族资产被剥夺，退回到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不是欧洲化而是拉美化；拉美国家先经历了“停滞的十年”，此后经济稍有起色又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成为私有化的失败典型。在东欧和拉美，即使有一两个成功的例子，如斯洛文尼亚和智利，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关键的工业、金融行业并未搞私有化，国有成分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事实证明，国企改革推行私有化将是灾难之路。
现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将国有企业进行拍卖，只是他们还拿不定主意，是卖给外国人还是卖给本国人。波兹南斯基的这本书以及经济管理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俄罗斯学者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一书，已经提供了答案。无论是俄罗斯将国有资产卖给本国人的做法，还是波兰、阿根廷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的做法，实践证明都是导致社会灾难的糟糕选择。阿根廷当初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带来了300亿美元的外资，靠外资流入维持了短期的较高经济增长，但由于丧失了经济、金融主权，爆发金融危机后命运比俄罗斯更为悲惨，老百姓一贫如洗，甚至那些买办资本存在银行里的钱都被外国资本搜刮一空。当年阿根廷被誉为“改革之父”和“私有化之父”的领导人，不是涉嫌腐败遭到通缉就是已被逮捕。波兰现在实际上正在走阿根廷的路。从它们的例子可以看出，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可以带来短期的“繁荣”假象，因为拍卖会引来一部分外资，暂时掩盖私有化造成的财产损失，能从某种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政府似乎可以永久地甩掉国企包袱。但从长远看，正如波兹南斯基所说，东欧在把国有资产拍卖给外国人的同时，已将本国拥有财产的合法权转让给了外国人，这样不仅因几十年累积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使国家遭受损失，而且民族国家被剥夺了从资产获利的权利，因此东欧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改变使这些国家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机会，民族的经济发展不仅有眼前危机，而且还后续乏力，前途渺茫。俄罗斯则是把国有资产卖给本国人的例子，其结果是寡头集团和犯罪集团获利，普通民众一无所有，如果不是普京上台后实行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家的经济将继续走下坡路。因此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如今各地出现了一股自发的私有化浪潮，有人形容说各地“卖产卖地真忙”。自发私有化的风潮，已从开始卖中小国有企业，现在发展到卖大中型国有企业，卖上市公司，侵占农民耕地大卖地皮，甚至卖垄断行业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正如前苏东和拉美国家私有化的经验所揭示，私有化的浪潮不会局限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必然会向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蔓延，因为越是关键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掠夺资产的获利前景就越大。倘若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被私有化了，中国就可能像俄罗斯和阿根廷一样，国家将丧失对工业、金融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实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就难以防止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广大民众的血汗存款就可能遭到肆意掠夺。
3．经济主权丧失的后果是惨痛的
波兹南斯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他注意到，目前我国准备将国有资产拿出来拍卖。他提醒道，在没有国家强有力的监管下进行的拍卖，很容易导致滥拍滥卖现象的发生，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还可能使已有的腐败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尤其是如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有企业的收买的话，其后果将是惨痛的，因为卖给本国人，财产的再分配只发生在一个民族经济体内，但如果卖给外国人，其后果将使整个民族的经济全面贫困化。
纪军教授谈到，有些人认为，即便外国人收购了国有资产，只要工厂还办在那里，就可以解决就业，政府照样可以收税，这不会对民族利益产生重大不良影响。但波兹南斯基告诉我们，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决不仅仅是存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更严重的是许多难以计算的损失。比如，外国投资者在取得所有权的同时，还从国家手中拿走了从固定资产中收取租金的权利；借引进新技术使大量工人失业；消灭了东欧国家原来的民族品牌；轻而易举地利用对外贸易结算等手段将利润和租金转移到国外；由于外资控制使外贸利润外流，致使东欧国家不能增加外汇收入，等等。
纪军进一步用数据证实了波兹南斯基的说法。2000年时，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已由外资企业创造。2004年1-4月匈牙利外贸赤字14.3亿欧元，比2003年同期增加1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出口增加了13.6%,进口增加12.9%，也就是说，这1亿欧元的赤字是在外贸出口增加条件下出现的，这是违背常理的，只能说明外贸收入流失了。另外，匈牙利1991年负有199亿美元的外债，2001年达到330亿美元。波兰1991年外债余额为300亿美元，2002年达800亿美元。东欧的“改革家们”在津津乐道地宣传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获得了数百亿美元外汇收入的同时，却无法解释外债为什么越欠越多。
因此纪军认为，如果说东欧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经济衰退、财产损失、营私舞弊等问题是暂时的，还有可能逐步改善的话，那么外国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造成的严重后果将是长远的，可能要影响几代人。东欧人民为经济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于那些用经济统计方法估算出来的数字，不仅他们的前辈辛勤努力创造的财富被出卖了，他们自己享有这些财富的权利被出卖了，就连他们后代的机会和希望也被出卖了。
鉴此，吴易风教授认为，如果我国的改革开放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甚至会嬗变成殖民化经济。东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被外资所利用，导致民族资本丧失。因此用什么理论指导国企改革，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
4．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职能不能削弱
波兹南斯基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市场能主宰一切，国家职能可以削弱。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否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象，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国家职能强弱不同的国家会从全球化中收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会因全球化而缩小，相反却越拉越大的原因。全球化下，对民族经济的威胁更多地来自跨国公司的扩张，跨国公司甚至要求本国政府为其服务。如今跨国公司与欧盟这个超级国家一道进入了东欧。东欧国家民族资本被剥夺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天真的东欧改革家们以为资本都国际化了，国家就没有必要去保护民族经济和民族资本了，结果国家的职能被削弱，那里的民族经济失去了保护伞，国际资本乘虚而入。
纪军谈到，新自由主义的“老师们”在教育转型国家的“学生们”削弱政府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忘记运用自己政府的权力。波兹南斯基在书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方面的例子。由于德国政府的干预使德国公司以最低价格收购了波兰的银行。荷兰政府以拒绝加入欧盟相威胁，迫使波兰政府在出售保险公司的价格上就范。美国虽然没有大量收购东欧国家的资产，但它利用受其控制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施加影响，特别是控制其政治精英，其成效通过近几年波兰、匈牙利在科索沃、伊拉克等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亲美立场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因此，东欧国家职能削弱的后果是，在丧失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权的同时，还不得不交出相当大一部分政治权。
三、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吴树青教授谈到，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前苏东与中国的改革是肤浅的。波兹南斯基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前苏东改革与中国改革的差异从本质上说是改革纲领上的差异。用我们的话说，两种改革的性质和目的不同，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同。对前苏东的改革家来说，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而是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为了用被他们看作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取代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因此，指导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所以，他们崇尚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允许外国大规模廉价收购国有资产，听任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命脉。
对中国来说，我们始终肯定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制度，问题是需要通过改革使它固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因此需要改革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而不是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无论改革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应该始终坚持这一方向。
国企代表河南安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留恩在会上介绍了安彩集团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经验。他谈到，河南安彩集团是在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现有成员企业13个。安彩属于新建的国有企业，初建时没有靠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集资建厂，如今资产积累到130亿元。这是靠科学的管理、技术革新和企业文化得来的。安彩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玻壳，打败了国际市场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日本。目前，安彩的产量、技术含量、利润率都是世界第一。安彩竞争力的核心是：“稳定性的保证能力，持续性的创新能力，系统性的集成能力，战略性的应变能力”。安彩所走的道路说明，国有企业不是没有前途。安彩凭借 “为国争光，为民族工业争光，为新国企争光，为人类社会文明做贡献”的理念，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救活了我国“一五”期间建立的156项大工程、大企业中的3个。安彩的实力赢得国际资本的青睐，主动提出与之合作。目前安彩提出“发展要跨越化，改革要市场化，开放要国际化，举措要科学化”。安彩认为，“软件比硬件重要，人力资源比物资资源重要”，企业的发展应以人为本。李总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行，没有有实力的国有经济也不行。我们在技术上正在与时俱进，液晶技术去年已经上马。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