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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个日子，我们在编辑部谈起了郭沫若6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当年，毛泽东告诫党内要以此文为戒，警惕中共夺取政权后可能会犯的错误。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重提此文，可谓意义深远。
四个月前，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集体学习。三个月后，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此作为会议主题。中央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重视程度超乎很多人的想像。
2004是农历的甲申年，是新一届政府执政的第二年，是政策理念和决策方式注入新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2004年度，而且预示了科学中国、法制中国的变革轨迹。
2004的新政带有历史变革的意味，故而我们以“甲申新政”来冠名。将“甲申”与“新政”合在一起，其实是传媒人故意要传达的一种认知。
2004这一年，新政主要体现在：在政治体制方面，它试图去触及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环节。比如：执政力建设问题，吏治问题，反腐问题等；在市场体制方面，力图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手段去解决以前未能解决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金融问题和国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在社会民生方面，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强调社会公平与协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国际外交方面，提出了外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思路；在法治方面，有政府层面的《行政许可法》，社会层面的《物权法》，企业层面的《公司法》，市场层面的直销立法等。在整个政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则可浓缩出以下的新政关键词：执政能力，吏治革新，社会和谐，政府治理，制度反腐，新制突破，金融变法，市场公平，外向中国。因此我们本次专刊也以“执政力量下的历史大考”，“亲民逻辑下的经济决战”，“新产经政策的摇摆”，“外向中国的环球审视”，“均衡中国的大政视野”等五个主题统领。
有人称即将到来的2005年为“改革年”，其实2004年也是改革年。与2005年不同，2004年的改革带有急迫性和必要性。2004年的变革指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我们面前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均衡性。很多积累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又没有现成的可供借鉴的模式。新政策、新举措不能因为不完善而延迟，于是，在新政策新举措出台后，便产生了许多前后（市场经济层面）和上下（中央和地方层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必然，也是无奈。
贯穿2004年的宏观调控就是最好的例子。宏观调控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多种综合手段进行，就是一种超经验举措。而这种超经验在现阶段是无范本可言的。由于宏观调控具有预见性，抓得及时，有保有压，措施得当，避免了使局部问题发展成全局性的问题，避免了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的延续是市场的必然，也是对超经验生存的另一种图解。
从这种意义上讲，新一届政府的新政是非常值得探讨和剖析的。意义不言而喻：以新政策、新环境、新市场来驱动中国完成更深层次的改革，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后的阶段性提升，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体制改革的双重驱动，更是中国成长的必然。我们需要传递的就是体现这种变革的力量和轨迹，当政治体制改革更好地推动市场体制的发展，当商业力量成为一种越发强大的社会驱动力时，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便也会更快速、更健康地走向科学发展之路，走向协调共进，走向和平发展，走向文明传承。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