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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民营部门的发展不仅仅是从无到有，而且是从小到大。究竟这些民营企业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今后还将如何影响中国？圣诞节前夕，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纪野（Ｇｉｌｌｅｓ Ｇｕｉｈｅｕ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民营企业是目前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而且它们正面临巨大的变革：一方面，它们正努力利用政治力量为自身争取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它们也对自身的治理方式进行改革，努力发展成更正规、更现代的企业。
另一位专家，里昂证券董事总经理李慧女士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也认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上市后，也正经历着一场公司治理的变革。
民营企业已非往昔
学社会学出身的纪野更多地利用采访与面谈的方式进行他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调查，纪野发现，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其他种类经济体。而且，除了国家没有开放的能源等特殊领域以外，民营企业几乎遍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现在你已经很难计算得出民营企业对中国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了。”
“中国政府也对民营企业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弥补国有企业的不足之处。”纪野说。他的调查还表明，房地产行业的民营企业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最大，“在全国前100名富人中，70％—80％都是靠房地产起家的。另外，房地产商人对城市居民和城市规划的影响非常大。”
相比之下，李慧则更多地从投资与证券业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民营企业。但是她同样认为，民营企业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目前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还是国有企业，但是正是众多民营企业的存在及其发展才对大型国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反过来也促进了我们的国企改革，使之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她说。
“国企的力量从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就可以看出来，三大保险公司、三大石油公司、四家电厂和四个电讯企业就占了内地赴香港上市企业的近80％的市值。”李慧说，“我们可以看到，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非能源类企业中，例如消费品行业等。许多民营企业由于其对市场把握比较准，已经成长为大企业，而相比之下，一些大型国企的优势正在减退。”
她认为，民营企业不仅在推动国企改革，也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没有民营企业，政府可能不会‘逼’国有企业改革。当然民营企业也有它的弊病，但它的出现触发了国企改革的动力。特别是这种跨所有制的竞争，对于整体经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是有好处的。
变革悄然发生
民营企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而且其自身内在的发展也已悄然出现了更新的趋势。
纪野发现，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及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加剧，许多民营企业开始质疑，为什么一些行业允许外资进入却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另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上的待遇也有差别。这种“不公平竞争”促使民营企业家进行一种“上层路线”的变革。
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家走上层路线的例子是，今年12月份起，中国的零售业市场全面向外资敞开，但有一家大型超市的老板代表零售业企业向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相关法规，以保护自身利益。“在欧洲，这种举动很普遍。”他评价说，“但在中国，这却是最近的事。”
“我采访过一些企业家，他们表示将会采用任何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来解决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例如，通过亲自从政来影响政策的决定。”这一发现令纪野很兴奋，“我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即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是如何成为政府官员或者协会领导的。”他甚至发现，一些具有政府职能的机构在这种趋势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个法国学者看来，工商联以前曾是控制民营企业的机构，但现在它可能越来越代表了民营企业的利益，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这对工商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正从上层的代表转变成下层的代表。”
纪野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逐渐壮大的民营企业正越来越重视通过加强品牌管理的方式来解决产品和信用问题。在一次采访中，他接触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专门生产袜子的老板，因未将其品牌及产品注册登记，导致仿冒品泛滥而束手无策，但这也让他认识到自有品牌管理的重要性。”
纪野认为，“模仿”其实是一个通病，是一个经济体不够市场化的表现。欧洲在19世纪也存在这种毛病，尤其在医药产品行业。导致模仿的一个因素是政府在规划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足。“政府应该从一个参与者转变成一个指导者，这是一个过程，而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说，“欧洲当年也是通过商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独立的机构以及经济法规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是系统性问题，许多类似的机构并不是独立运作的，例如银行就不是独立机构。”
作为投行的经济学家，李慧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考察中国民营企业的变化时发现。“目前民营公司治理还有问题，但这与民企发展阶段有关。”她说，“但是近期的创维事件却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前阵子有传闻说董事局正逼黄宏生辞职，这说明创维已经感受到，作为一个公众公司，它必须按公众公司的标准来行使管理。这次创维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相信对中国的民营企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化有帮助。”
刚结束在欧美企业考察行程的李慧说，现在欧洲仍有许多家族企业，但这些家族只有所有权，不能直接干涉治理，更不能牺牲公众公司的利益。
信用问题挑战中国私企
尽管中国民营企业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气象，但两位学者都认为，信用问题仍将是下一步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屏障，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立法和执法。
纪野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中最缺乏的是信用。包括三方面：第一，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信用；第二，企业间的信用；第三，企业和银行间的信用。他表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消费者喜欢买有品牌的产品，认为是一种“保障”。
李慧指出，信用的缺失，关键不在于民营部门本身，而是对于他们来说，还缺乏一个外在的压力。“对于企业来说，信用不是自发产生的，要有外力推动才行，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国企因为有上级领导监督，所以在信用方面有种无形压力。你想想看，国企是‘死’掉多少才有今天的局面？为什么香港几乎全是民营企业，却不存在信用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法治的问题——中国现在对于不讲信用的企业还没有一个严格的惩罚法规。如果政府还没有订立一个游戏规则，没有外在压力，没有一个统一的信用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鼓励民营企业去讲信用？”
纪野也强调，法律固然很重要，但贯彻更重要。“我们经常看见的情况是，当公司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们不会选择去法院，因为它们觉得去法院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执法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曾经问过一些公司‘当与客户发生冲突时会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他们都选择‘私下协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私企的第二大发展瓶颈在于融资渠道的不畅通。纪野发现，从银行贷款也是困扰民营企业的一大难题，从银行得到贷款很难。李慧并不认为是银行想限制私企发展。“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但事实上，存在许多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以及长期的思想意识遗留问题，最终造成了现在的融资渠道不畅。”
她认为，政府应该转变一种老观念：即除了向国家借钱，企业没法得到融资。“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这从浙江一带的国有银行存款数量下降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地的ＧＤＰ增长可能达到13％以上，但国有银行的存款增加却极其有限，那么多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问题！”
不过，两位专家都表示，尽管还存在许多发展难题，但是民营企业无疑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
李慧预计，对私企来说，2005年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主要原因是来自行业的整合和技术改进。虽然这种整合会很痛苦，但也会是中国的“高产年”。“我非常看好中国两到三年后的发展前景。就能源行业来说，目前欧美的钢铁企业因环保问题而受限，东南亚上一轮的资金投入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而中国却刚刚兴起能源投入，拥有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和最新的生产力。明年将是中国第一次由市场主导的行业整合年，可以说，没有大、新、特的技术改进的企业也难以进一步发展。”
但是纪野认为，尽管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各行各业开放的速度很快，但国家对能源领域应该不会这么快开放。“毕竟太重要了。”他说，“而且如今世界经济中制造业并不赚钱，最赚钱的是创新产品和销售网络。所以，物流、创新产品、销售网络这三个领域是最赚钱的。如果一些民营制造业想超越现状、继续盈利的话，他们就必须参与到上述几个领域中。”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