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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交易是否需要监管？由谁来监管？怎样监管？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在现有的国资管理体制中，则只是明确了国资是需要监督和管理的，并且以国资的保值和增值为中心，设计了由各级国资委构成的管理体系。
显然，国资保值增值与国资交易的公平有序并非是完全可以划等号的两个概念。由于以前者为中心，现有的国资管理体制更加类似于由一家超级控股公司和大量的中小控股公司构成的控股公司体系。国资委俨然是一位对全家人负责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专职维护秩序的警察或者“看门狗”。
对比国资委和证监会的组织机构设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是国资委内部职能部门的设计以经营管理为中心，证监会却以监管为中心。在证监会18个职能部门中，只有7个内务及外联部门与监管无关；而在国资委的21个职能部门中，只有3个部门可以粗略看出包含有国资交易监管的职能。二是国资委与地方国资委的关系仅仅是指导和监督的关系，而证监会却在全国各地派驻了36个垂直领导的监管局。
此外，产权交易场地的严重分散使得集中高效的监管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内只有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但各地的产权交易所却却很多，有些地方的产权交易所基本上揽不到什么国资交易的生意，许多国资交易还处于原始的“黑市”交易甚至是虚假的“自我交易”的状态。
由于整体机制构建科学，所以证监会被海内外很多学者称为中国最高效和专业化的监管机构。相反，在国资交易监管实践中，各级国资委仅仅保留了一个被动的事后审批权力，监管的层次还很初级，根本无法适应公司并购这类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的交易行为的监管需求。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国资所有人缺位或者所有人与监管者身份合一的前提下，把国资保值增值作为目的进行监管很容易陷入“无物之阵”中去——像堂吉诃德那样对着自己想像出的敌人进攻。即便精力耗尽也不可能有所收获。
因此，国资监管体制的构建必须从寻找真正应该保护的对象开始。从交易监管的角度来说，国资监管部门的唯一任务就是保护那些在交易中“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正如证监会的唯一任务应该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一样。
在国资交易中，直接受到利益损害的应该就是改制企业的职工和被剥夺了参与改制机会的其他并购者。应该从可操作的角度切实保证职工在国有企业中具备足够的发言权，可采用类似德国的顾问董事会制度。其次要构建有效的监管体制。
把交易中“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作为唯一的保护对象在国际上是一种先进的监管理念。在此基础上，再把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有机地结合起来。
行政监管需要以司法救济为前提，也就是受损者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也可以代表公司利益进行起诉，甚至在举证责任上实行倒置。
在这个模式中，行政监管部门的权力也必须受到法院和人大(议会)的制约和监督。但在此前提下，其权力却可以比传统的行政部门大出许多，这是经济越来越复杂后，市场监督的需要。比如，美国证监会就拥有发传票、搜集证据、抽调嫌疑人银行帐户、进行行政处罚以及发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这是一个最高效和成本最小化的成熟模式，因为它最充分地调动了来自市场的自发的监督力量，借助了亿万双关心自身利益的眼睛，因此能及时发现问题，对违规者形成威慑，同时也将监管的成本降到了最小。这也是一种高度强调操作性的模式。其效果是切实把程序正义还给了交易中的受害者。
遗憾的是，我国现在各级法院基本都不受理国企改制的纠纷，也不存在一个专司交易监管的行政机构。
此外，对国资交易监管权力实行中央垂直领导和管理无疑是必要的，同时也必须实行全国集中的产权市场交易。在解决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上，除了这一方法没有其他路子可走。当前被人们关注的审计系统垂直管理和土地交易管理权上收等举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