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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
实现和谐，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在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被执政党赋予全新内涵并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方略。
2005年3月，北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两会”最热门的话题。 可以预见的是，它也将引领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和”右边是“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人人都可以说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对“和谐社会”给出了一个既直接又生动的解释。
为什么要建立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出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明显的不和谐的现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等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缺位问题、社会公共事业有所滑坡问题等等相继出现或加重。这些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同的负面效应。”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何在现阶段提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对此做了这样的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了,应该考虑让广大的民众普遍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央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提出来。”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世杰认为，国际上有一个近似宿命的公认命题，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3000美元时，就形成了一道坎，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阻碍你向发达国家迈进。一些拉美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没有解决好诸如贫富差距等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整个国家的倒退。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临界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执政党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智慧，顺应了社会和民意发展的要求。
教育是公平的基石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据测算，全部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国家财政将投入227亿元资金。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薄弱校和重点校“两重天”，家长学生无奈的择校热；相同考题、不同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差几十分；农家子弟与重点大学无缘；富人的孩子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穷人的孩子却可能连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这种延续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新的一轮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高校收费昂贵，一个本科生4年花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学费攀升、就业难已成为西部农民脱贫的障碍。近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并且积极向农村和西部倾斜，然而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教育公平依旧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
李宝芳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教育不公产生的一个原因是目前对教育投入太低。我做了13年政协委员，每年都为增加教育投入呼吁，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GDP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对农村地区，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资中，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其中的23%。贫困地区的孩子很多上不起学，我们去做过调研，男孩子稍好点，能念到初中毕业，女孩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没有上学的机会，没有知识，只能是恶性循环，没有能力改变贫穷的现状，这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差太远了。我们建立和谐社会不能只是在城市。要做到教育公平目前就是真正推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特别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很多国家的义务教育就是从农村开始实行的，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中郑重承诺，要让所有贫困农村的孩子，都上得起学，一个都不能少。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部落实“两免一补”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当温总理宣布这项政策的时候，我们都起劲鼓掌。总理的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
刘希拉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目前中国有约1.2亿的流动农民工，他们的学龄子女约250万，其就学形势并不乐观。农民工进城后，为城市服务，已经成为城市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就学存在很多困难，额外收费的现象据了解还很多。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学生数量的减少，中小学校的数量也在减少，但是否考虑到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需要？社会财富不只是大城市自己创造的，农民工也有贡献，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他们的子女应该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也应该与城里孩子一样就近入学，我们不能只享受他们的服务而不去顾及他的利益，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就是改革开放20多年，造就了一批富人，这些富人的子女现在又集中到资源雄厚的名校，这也是一种不公平，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只是先富起来的人的子女才能受到好的教育。
教育公正是政府应该着力做好的事情，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只有公平、公正，社会才能和谐。
旭日干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是依法办教育。在许多地方，教育的发展程度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领导重视程度高，教育发展就比较好，地方职能部门人员的更换会影响对教育的投入。做了多年校长，我觉得最大的难度不是如何办学，而是如何让领导人重视教育。教育怎样科学发展？应该依法办教育，希望国家制订《教育投资法》，并且应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予以保证实施，比如教育投资在GDP中应占怎样的比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文喆委员（无党派人士、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应该成为帮助贫困大学生的主要力量。把教育看作现代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必须举国家之力发展教育，全面提高民族素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提高人口的教育程度是社会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就学问题，必须立足社会，从如何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解决。国家和社会尽力帮助优秀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支持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既是对家庭的支持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支持。因此，国家应该在这方面扮演主角。建议建立国家奖学金制度、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可以采取国家划拨专项资金，也可以组织调动社会力量，以基金的形式实现。
冯明光委员（浙江大学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现在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成为越来越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我的学生所学的专业应该算是比较好就业的，往年到这时候已经落实了工作单位，但今年一个都没落实下来。平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中，我们都主动担当起为学生找就业门路的“公关”工作。现在名牌大学的就业率高些，但一般院校的就业率就明显偏低了。很多本科生为推迟就业接着考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但早晚还是要就业的，我认为不只是学校和学生本人，全社会都要为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找出口，这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门路如果打不开，一年年堆积下来，会积累出一个庞大的失业大军，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多家庭举全家之力供出一个学生，结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也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缩小差距共同富裕
《2005年社会蓝皮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3本社会蓝皮书，这个官方智囊机构从14年前开始，每年年底都会发布一本社会蓝皮书，对未来一年的中国社会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计起来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将接近50%，而最低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
统计资料表明，从1985年开始，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居民收入情况看，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3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从地区差距看，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公务员的工资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差别也很大。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中庸之道，讲究事物间的平衡。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的不满情绪较之讲究竞争文化的西方国家，来得更严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大量增加。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人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对于提高社会效率是有益的。由“患不均”到“患不公”，对于凭自身能力勤劳致富的“阳光富人”，人们给予尊重，而某些财富来源不正当，加之政府监管、惩治不力而“造就”的富人，带给公众的是极大不公平感，甚至愤慨仇恨。
“两会”开幕之前，部分媒体曾联手在网上征集热点议题，所评出的十大问题中，都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公平正义”有关。这些，都反映出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共同富裕，而贫富过于悬殊则必然会成为通向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
萧灼基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均GDP现已达到12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国内城市化迅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相当复杂，只有把各种关系处理得当，经济才能顺利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难题。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拥有、市场机遇、个人素质和社会贡献不同等正常合理的原因，也有一些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形成的因素。理顺分配关系，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水平、不降低高水入者的水平。为避免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必须逐步缩小收入和生活差距。要在不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不仅不会影响到创造财富的效率，反而因为调节了社会各种关系使之和谐发展，会促进经济的稳步发展。比如中国内地目前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并且还在迅速增长。中国目前银行的个人储蓄余额约12万亿元，储蓄总额中的80%为20%家庭所拥有，这些家庭都具有享受奢侈品的能力。我们不限制合法的高消费，但可以征收特别消费税来对富人进行公平约束，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高档化妆品，享受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等都算高消费，要征收特别税。至于具体的税率，要由税收部门来确定。
景天魁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在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应该形成一套社会机制，去调节收入分配，而不是简单的利益增减，更不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杀富济贫”。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当然要解决获利多少、损益失当这个层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这样的机制非常之多，例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等。虽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还是可以选择相对便于操作、议论比较充分的事情入手。
郝如玉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手段是教育，而不是税收！建设和谐社会，就要缩小贫富差距，而要实现这一点，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我认为，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依靠教育，给每个人提供取得收入所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为人们取得比较平等的收入结果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起点。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程度、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改变其劳动形态，提高其生产能力，增加其一生的收入。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未受到最起码教育的人，很难参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很难获得起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必然很低。事实上，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人，生产能力和自身素质的低下导致他们没有获得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也就没有取得更多收入的机会，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工农群众没有成为先富起来人群的原因。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有更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信心，才能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使自己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宋林飞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合理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合理分担改革与发展的成本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但有多有少，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的现象。13亿人的中国，却没有13亿人的市场，许多城乡居民缺乏购买力，症结在于财富集中！财富集中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问题是“没有增长的再分配”，现在则要预防“缺少再分配的经济增长”的问题。经过2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之后，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要遏制群体的利益独占性冲动，实行权利资源平等分配，防止财富过分集中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已经势在必行。不仅要关注已有财富的分割是否合理，更要关注新的财富如何创造与分配。
改革有成本，发展也是有代价的。各个社会群体所承受的改革与发展成本并不相同。承受改革与发展成本是否合理，是不同社会群体获得成本的比例与承受成本的比例两者之间是否相同或相似。总体上来看，弱势群体承担的成本比较高。改革的成本，工人、非公务员人员承担的比较多，发展的成本，农民、低收入者承担的比较多。因此要在合理分担上下些功夫，并提高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
王翔委员（江西民生集团董事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其中民营企业功不可没。目前，我国GDP的55.6%由民营企业创造，先进地区已占到70%，民营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超过75%，民营企业纳税占全社会税收收入的46.2%，民营企业对社会贡献日益增大，自身也在不断成长壮大。民企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拥有了轿车别墅，生活较为优裕，但“广厦千间，夜眠六尺，良田万顷，日食一升”，个人消费总是有限的，而创造精神却是无限的。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民营企业家的成功得益于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回报社会义不容辞。我们确立的企业文化的宗旨是“创造财富，贡献社会”，其内涵是“温馨的劳资关系，阳光下的利润”。
呼唤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30多年前，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人类学家，聚集在罗马，讨论人类面临的困境，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提出了“增长极限”的匡世警告，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陶醉在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并不以为然。如今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不仅迫使发达国家痛改前非，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力避前车之鉴。
最近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传来的消息让人震惊：评估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可持续指数”（ESI）已在论坛正式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133！
有人做过一个测算：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50多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以水为例，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全国城市缺水年总量达60亿立方米。
世界各国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应该是共同的方向,这一点对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和紧迫。
建设节约型社会,搞好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索丽生（全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副部长）：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正在危险地承担着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发展压力，中国人均可耕地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5，水资源为1/4，石油储量仅为1/50；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于低下：每创造一美元的国民生产值，我们消耗掉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水资源的消耗，中国万元GDP用水量是美国的近10倍、日本的24倍。高资源占用带来大污染排放。低产值、高污染的结果，造成国未富而资源、环境先衰。由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承受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世界罕见。在这样的压力下能保持发展趋势，实现科学发展，最终建成和谐社会，我们对人类的贡献也将非常巨大。无论从现实看，还是从长远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经济系，势在必然，实在必须。
何星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一个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为了自身需要和社会发展，向自然界索取并积极地探索自然，人类所需的衣食住行及人类所使用的各类物质产品，无一不是来自自然界，
据研究，人类现在一年所消耗的矿物燃料，相当于在自然历史中要花费100万年所积累的数量。因此有计划地开发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子孙后代着想。
张彦仲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立节约型社会，发展节能汽车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最短缺的能源是石油，而汽车是石油的消耗大户。据估算，到2020年，中国汽车年产量会达到2000万辆左右，保有量超过1.3亿辆，预测汽车将烧掉2.6亿吨石油。日本汽车年产量1000多万辆，拥有汽车将近1亿辆，其中只有30%以上是排放量1.3升以上的。中国许多地方对于1.3升排放量的汽车不给上牌照，不许过长江大桥，不许走重要公路，甚至认为文化高、职位高、有钱的人都坐大排量的车。高消耗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本来紧张的资源形势趋向严峻。所以汽车节能是节约石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汽车节能上，一是要鼓励采用小排量汽车，二是要发展汽车节能技术。
王礼恒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以讲，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目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近极限。作为一个能源紧缺的国家，我们是没有权力这样做的。要以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高节能的战略地位，要把有关节约资源的重大课题放到国家的科技规划中去。
郑一军委员（国家建设部原副部长）：建筑节能对于建立节约型社会来说，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举足轻重、刻不容缓”。鼓励节能省地型的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建设已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了。我们国家的建筑总量非常之大，现在既有的城乡建筑的总量大约有400亿平方米，而其中99％左右都是一些高耗能的建筑。从数量上来说，建筑用能已经接近我们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三成。我们的采暖用能是气候相近的发达国家的三倍。而非常遗憾的是，对于建筑用能的这种浪费状况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充分重视。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节能建筑的强制性设计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是可以做到节能50%的目标的。遗憾的是，现在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了，但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最乐观的估计，在新建筑里还不到10％。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建筑的高峰期，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们还会新建200亿平方米的建筑，那么建筑用能的浪费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迅速地扭转这种状况，我觉得至少有三件事情应该做：第一，强化约束机制，我们建议尽快修改节约能源法，让这部法律更具操作性。同时，尽快出台建筑节能管理条例，使得建筑节能能够有章可循。第二，要加快现行的供热体制改革，把供热消费真正跟居民的利益挂起钩来，做到谁用热谁付费，按量付费，自主调节温度。这样就像用水用电一样，全民都来关心建筑用能的节约还是浪费。当然，我们政府在其他的政策支持、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供稿《今日中国》杂志）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