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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某主流新闻网站强势推出一组《欧美纺织品设限加剧中国低收入纺织工人生活困境》的报道。该组报道的主打文章开篇写到:“上海市郊康盛针织制衣厂员工沈青燕放弃了要给3岁儿子买份节日礼物的打算。我们是计件工资,做一件40欧元的衬衫只能赚到几分钱。老板说,过了6月就没有订单了,所以现在拼命加班,能多挣一点是一点。”该组报道接着写到:“欧美突然高筑贸易壁垒……1900万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纺织工人群体,受到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冲击,生活状况陷入困境。”随即,这组报道迅速为各大网站转贴。
对这组报道按传统标准计其宣传分,它一定能得高分。但若计其实际宣传效果分,只能得低分,甚至不得分。
其一,记者行文武断。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纺织贸易的比重不到1/3,美欧设限又只涉及部分类别,设限不同于禁止,只是控制中方的出口增幅。
其二,13亿同胞要穿衣,1900万工人所产的纺织品包括维持国内正常需求的部分。
其三,“做一件40欧元衬衫只赚到几分钱”的说辞站不住脚。假定确有沈青燕其人,再假定其工资按每日20元计(低到不能再低),每缝制一件衬衫工资才几分钱。试问,沈青燕得缝制多少件衬衫才可确保每天挣到20元?劳动效率如此之高,简直接就是天方夜谭。
其四,假如缝制一件40欧元的衬衫只赚几分钱指的是企业所得,这个说辞同样荒谬。40欧元大抵是400元人民币,倘若企业的产值利润率低到万分之几的程度,世界上没一家企业能“玩”下去———这叫常识!
常识所见,闻美欧启动“特保”程序,就立马断言1900万纺织工人群体生活陷入困境,明显言过其实。这样的宣传可能出于帮忙的考虑,可效果恰恰是添乱———舆论的不当煽情只能使政府进一步处于“内逼外压”的境地。
的确,1900万纺织工人乃至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如今都不同程度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扪心自问,这个局面是老外造成的吗?
就说纺织工人,她们的工资本来就可怜巴巴,却普遍地被迫进行超时劳动,经常遭遇克扣工资,减缩直至压根儿就没有基本的劳保待遇。劳动侵权(侵犯人权)如此严重,又有谁真正怜惜过她们———中国可是养着一支庞大的劳动执法队伍哟!
还有,国人常陶醉于产业成本优势,可又有多少人计较过,像纺织这样一个前道化纤原料和后道印染整理都存在重污染的产业,却长期未将污染成本纳入生产成本。
假如(理该)将环境代价纳入生产成本,再解决超时劳动等诸多劳动侵权问题,中国纺织品的出口报价就能回归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此时,人家老外还能动不动挥舞制裁大棒吗?
有鉴于此,也的确带点预见性,针对“后配额时代”来临及上月突然升级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我先后在去年12月22日、今年5月19日、24日、31日为所供职的报社写过四篇社论,主张理性面对“后配额时代”;主张“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主张借机调整国内纺织产业结构;主张正视和解决普遍的超时劳动,主张把环境代价计入纺织品生产成本;主张中国纺企要检讨只注重在国内配置资源的思维而大胆走出去。一言以蔽之,主张与其义愤填膺,不如从自身整改做起。
迫于美欧得寸进尺和国内的压力,短短20天内,政府的态度几度变化。可我仍要善意提醒国内纺织界,面对突变的“风向”,必须看到,政府的强硬立场更多是一种博弈“姿态”。与其说是对外施压,不如说是对内“释压”。丢掉幻想、遵守规则并“苦练内功”,方为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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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