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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安徽泗县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对全镇19所中小学的2500名学生接种了甲肝疫苗，导致216名学生出现异常反应，其中重症20名，1人死亡。尽管目前事故原因还未完全查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利益的驱使导致了恶果的发生。
甲肝疫苗是二类疫苗，不属于强制接种范围，但泗县大庄镇防保所此次接种行动涵盖了全镇所有的中小学，防保所与学校之间为何如此默契？
新华社记者了解到，防保所购进的甲肝疫苗价格为每支6.4元，加上每支0.2元的注射器，成本不到7元，但每名学生被收取了25元的免疫费，学校则能按每名学生1元的标准获取提成。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次大规模的集体接种没有经过县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庄镇政府的同意，因为一旦被上面知道了，能否被批准将是未知数；我们也不难理解，镇防保所会违规从一名个体户那里购买疫苗，开具的是另一家公司的假发票，因为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能张扬；我们还不难理解，这些疫苗会交由未经正常必要培训的村医们注射进孩子的身体，这样做显然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于是，在对利益的过度追求中，政府职责被置于一边，法律法规被置于一边，孩子们的生命健康被置于一边。
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对生命权的保障是国家对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义务。做到这一点，公民个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别人的生命，也更要求政府及其每一个工作人员模范遵守法律法规，把“生命权”的概念像呼吸空气、吸收水分一样融入到自己的血液里。卫生保健部门本来从事的工作就处在“生命权”保护的前线，当把疫苗注射进人的身体时，首先就要想到会不会给眼前的生命带来危害。这是职业道德的底线所在。只有把“生命权”融入血液，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才会被纳入正常的轨道。
有人说，农村基层卫生防疫工作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国家对那里的投入不够，其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足以使得乡镇防疫工作回归公益属性，导致防疫部门不得不“找米下锅”。我们至今仍然认可这样的观点———尽管国家近年来已经在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但离农村的实际需求还相差很多———不过，“泗县疫苗事件”更让我们认识到，仅仅有国家的资金投入还不够，如何把人的“生命权”概念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公务员的心中，似乎比资金投入更难，也更迫切。否则，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会很容易把保障生命健康的职责挤走，类似的“疫苗事件”还会在别的地方重演。
把“生命权”概念融入血液，学校教育责无旁贷，这也是人们一直呼吁学校要开展“生命教育课”的初衷。但在“泗县疫苗事件”中，每名学生1元的提成就让当地学校放弃了教育职责，放弃了对孩子生命健康的看护职责，令人悲愤。我们不知道，那里的老师们将来会怎样将这个悲剧讲给孩子们听，也无法估量这样的悲剧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生命权”的教育和对生命敬畏的意识，不管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教师，都是永远不可缺少的。但愿，风波过后，当地学校能及时补上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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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何建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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