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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原松华
环保一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沉重的话题。以怒江为例,在支持建坝和慎建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如老百姓的脱贫问题、泥石流和地震问题、利益分配问题、能源战略等相关问题的交锋;意见分野两大阵营的交锋越演越烈，正从学术界延伸到公共领域，并演变成一个热门的公众话题。
在利益和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怎样协调和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主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走资源开发之路是当地政府惟一的选择吗？地方政府应该怎样审视自己的发展之路？在让地方贫困和发展这种两难处境上，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近距离接触了两大阵营的专家、学者和第三方经济学家，试图用第三者的记录来昭示环保之外的意义。
建坝的理由
“云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水能资源可开发量达9000多万千瓦，占全国可开发量的20.5%，居全国第2位，可开发量的92%集中于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6月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科技发展观与绿色经济高峰论坛”上，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何宣向来宾介绍，“云南人均生产总值刚刚超过800美元，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70%左右。同时，云南现有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占云南总县数的61%，人均年收入865元以下，贫困人口760万人。这种现状决定了云南需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快发展，而加快开发水能资源是振兴云南经济的最有效途径”。
贫困地区希望通过自然资源的开发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因此，怒江大坝成为当地政府振兴经济的一把即将启用的“尚方宝剑”。
“我支持怒江建水电站有5方面的理由。怒江地区50万人口要脱贫，首先，怒江建水电站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百姓贫困的问题不可能靠国家救济解决。库区5万移民的代价还是比较低的，我赞成生态移民。”作为支持建坝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说。
“第二点，从发电角度说，怒江的发电量可以达到2200万千瓦，长江三峡是1800万千瓦，而怒江的投资只有长江三峡的一半，正是因为怒江的地势地理条件好，可以用较小的投资就能产生较大的水电回报；“2200万千瓦相当于当前水力发电装机的20%，不是小量。”何祚庥院士强调。
第三是为了保护生态。“不把老百姓从山上请下来，他们还在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只有把居民请下来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
第四，云南是少数民族地区，怒江少数民族占92%，只有8%是汉族；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多事之地，是战争环境地区，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应该是优先发展的地方。
第五，需要巩固和南亚国家地区的友好关系。“我国能源受到了威胁，石油通道受到威胁，马六甲海峡大家都虎视眈眈，很需要开辟另外的油路。如果建起水电，可以用水电换油，一部分输出华东、华中地区，一部分输出缅甸。缅甸、巴基斯坦、印度、云南就是个通道，从国际形势看，有其战略意义”。
“为什么要这么排序？”何祚庥院士强调：“第一，贯彻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第二，必须发展，有人说保护生态就能脱贫，脱贫就是生态，这里有一点差别，应先把脱贫放在第一位”。
2003年8月14日，由云南省怒江州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国家发改委主持评审。该报告规划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再由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梯级组成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
北京和云南环保NGO人士在得知怒江要进行梯级电站开发后，发起了颇有声势的反对活动。2004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怒江项目上批示说：“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导致怒江开发计划暂时搁置。
中科院老科学家何祚庥、“反伪斗士”司马南早已名满江湖，10多年前反对伪科学时的联手合作使两人成为公众知名人物。年轻一些的方舟子以揭露“学术造假”而渐成学界新锐。共同的科学立场使三人惺惺相惜。今年春节期间在北京展开的一场辩论，论题是“人类是否应该敬畏自然”，论战双方分别是以何祚庥为首、方舟子和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为主力的“非敬畏派”；以环保人士汪永晨、廖晓义、梁从诫等为代表的“敬畏派”。两派各抒己见，一时引发众多媒体的参与。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协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告诉本刊记者：“我也赞成何祚庥院士以人为本的思想。”立场的一致使这几位学者走到了一起。张博庭为司马南提供了“怒江开发”这个典型案例。今年4月初，张博庭组织了这批学者共赴云南考察，他说：“这几位学者是公众人物，他们带来的影响力会更大”。
在和记者谈起怒江建坝问题时，司马南显得很激动。有人形容司马南，当他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碰到了“环保主义”的后现代迷雾时，对方那种诗性、随意、散漫甚至“敬畏神灵”、“敬畏自然”的说法让他难以接受，而当得知这些夹杂浪漫主义色彩的绿色团体竟然试图阻拦一项重大国家工程时，他更是难以接受。
“在考察过程中，看到2000米海拔以下植被破坏殆尽，已经没有高大的乔木，只有稀疏的灌木，老乡砍柴，放火，刀耕火种维持生存，生态环境早已遭到破坏；只有建了水坝，当地老百姓不需要刀耕火种来维持正常生存，怒江的环境保护才能进行，才能可持续发展。所谓保护生态江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人类最后一条生态江更是文学女青年的浪漫”，司马南说。
新语丝网站社长方舟子认为，建坝可能会对海里面回游的鱼有影响。“但当地人说长距离回游的鱼只有一种叫云纹鳗鲡，这是一种大型鱼类从海里回游，不过怒江比较少。如果怒江建坝，我建议当地在旁边留一个鱼道以便使这种回游鱼能顺利通过。目前在缅甸境内下游也在建坝，如果缅甸不留鱼道，会影响回流的鱼，而不是光取决于云南一段。”方舟子告诉本刊记者。
有人质疑，怒江建坝能解决当地百姓脱贫致富只是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而建坝真正的目的是企业利润的来源和地方GDP的增长。资料显示，按原有13级大坝方案建成发电，怒江上的水电站每年产值将达到360亿元，为国家贡献利税8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仅怒江州每年地方财政就将增加10亿元。与此相对应的数据是，2003年怒江全州GDP为14亿元。
环保的声音
对于怒江当地老百姓的脱贫问题，“自然之友”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先生则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说：“有什么根据建水坝就可以提高怒江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报道大量三峡移民特别是到外省市的移民回流问题。如果这些移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移民还会回流吗？所谓修了水电站就可以致富，这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当然一部分人可以致富，水电公司的人可以致富，地方官员可以搭车致富。但是当地老百姓真地能致富吗？完全靠水电站发电，用救济的方式解决移民问题不是长远之计，长远之计必须给老百姓一个生计”。
三峡建坝之争是从40年代开始的，作为著名的环保人士梁从诫先生当时的反对意见有两条：一是移民问题，他告诉记者：“移民问题并不是轻易能解决的。当然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做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权衡。”另外，是污水问题。“三峡修了水库后，活水变成死水后污染会加剧，现在也证实了”。
“所有的水坝都是有寿命的，大概寿命200年。人类建水坝用来发电、灌溉整体不会超过200年。我们这一代为了发电、灌溉把水堵起来，当水坝报废后泥沙会填满水坝。200年后我们还给子孙后代什么？”梁从诫先生说：“当时去考察葛洲坝水库时，我很担心会出现同样的污染问题。葛洲坝刚刚修建时，顶托作用使支流的水流出来形成了一个小湖，当地老百姓特别高兴都到附近乘凉，没几年这个小湖越来越臭，污水顺流而下出不去了，怒江也有类似的问题”。
据“绿家园”创始人、著名的环保人士汪永晨女士介绍，在去年的世界水坝大会上，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全国1600万水库移民现在仍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她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1000万贫困移民都没有解决，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怒江建坝能改变怒江老百姓的贫困？水库移民确实使一些人富了，是地方官员和一些商人，真正的原住民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土地和生活方式”。
据记者了解，世界自然遗产有4个标准，其中有一个指标达到标准就可以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怒江是4个标准都达到了。一位联合国资深官员在考察了185个世界自然遗产后说：“三江并流无疑可以排在前5位的”。
“难道这没有保护的价值吗？怒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民族的走廊，说明有很多民族，有很多的传统，有各自的生活方式。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在那里生活，为什么政府在沿江给他们盖房子他们不住，而要回到山上去？世界自然遗产给怒江下的评语说，怒江的文化、信仰及他的艺术是和土地之间密切相关的，老百姓正是用他们的文化、信仰和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来繁衍生息的。”汪永晨女士说：“如果所谓的学者只看到了一个季节的怒江，而且根据几天的判断就认为老百姓不能在那里生存，是欠缺考虑的。我去过怒江3次，不敢说看到了怒江的全貌，因为怒江一年四季会有很多变化，它的山上和河谷地段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一个科学家还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话，应该看到这一点”。
记者翻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人类环境宣言》中的郑重声明上明确写道：人类有权享受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公约对我们具有约束力，保护好遗产使之无损，并传之于后世是我们国家的责任。中国人大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由于目前有些工程立项决策过程中信息不透明，其代价则往往是牺牲环境，实际也就是牺牲公众的利益。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环保人士薛野看来，怒江是否建坝正处在前期的研讨过程，首先要做到公开。他说：“第一，我们要求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第二，要公平就是要公正，包括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公平、西部和东部的公平、城乡之间的公平、代际之间的公平、人和自然的公平；第三，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如果遵守这4个原则，最后不论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认为都是相对可以接受的；遵守这4个原则，我认为开发的方案会趋向更合理、更完善，能得到公众的接受；而违反这些原则的开发方案则意味着寻租的机会、腐败和急功近利”。
汪永晨建议保留怒江的原生态，主要是它的文化、移民、法律的公正和生命的安全；一项这么大的工程应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公众的参与，应该有听证会，利益相关的人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通过环境评价影响法就是违法工程，法律不是儿戏，触犯法律应该怎么办？”她说。
汪女士今年4月份去怒江遇到了特别大的泥石流，她说，泥石流滚滚而来，造成人员的伤亡是瞬间，跟海啸一样没办法预测；今年四川、重庆、湖南的暴雨有300多处泥石流，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有很大程度是人为的。因为砍树破坏了山体，当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人为也是不可忽视的。怒江这次遭受泥石流的地方都是公路旁边。公路旁边就是砍树、挖山、炸石，“如果我们还要尊重生命的话，修建大的工程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科学考察，采取安全的补救措施”。在去年11月份召开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会议上，有关地震的报告只有半页纸，我认为这是不尊重生命的，在这样地震多发地带修筑大型水坝一定要有地震监测网站。但据我所知，这个地震监测网站至今没有建设的消息。在怒江水利工程上，应该考虑这些因素”。
在梁从诫先生看来，大江大河上修水电站，究竟最后的结果是福是祸不是几年就可以说清楚的。梁先生说，黄万里还在世的时候，他不支持三门峡大坝工程，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说法。一般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经历未见后果。“所以希望国家对怒江建坝要本着慎重、公平、公开、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需要未雨绸缪”。
今天的中国，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当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利益和主张不一致时，政府的功能在于能够协调和平衡好不同的利益关系。清华大学当代经济研究中心李 教授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社会公正是政府的第一职责；由此，才能进一步谈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只就能源而言，改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能源的浪费，限制高耗能项目的盲目上马以及处理好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潮汐电、太阳能及其他新能源研究与开发关系等方面也应作综合考虑。更重要的是，在规划和发展中，建立人和人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发展的选择之痛
为了摆脱怒江当地的贫困和地方的发展，除了建水坝，难道没有可替代的选择吗？
薛野告诉《中国投资》记者，他看过的一份2000年怒江州政府和昆明大学制定的怒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对怒江州旅游业定位如下:“对于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较多的怒江州来说，旅游业具有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拉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扶贫攻坚、保护生态环境等功能。把旅游业培育成特色经济和优势支柱产业是怒江州调整产业结构、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虽然怒江旅游业的起点很低，加上旅游资源品位高，但是其发展势头很快： 1996年的全年旅游总收入4572.49万元,1998年超过1亿元。2004年仅“五一”黄金周一周内就达933.24万元,到2010年当地旅游收入将达到13.26亿元，2015年达到25.35亿元，2020年达到45.7亿元。在不过度开发生态的情况下，这种旅游收益是有长期保障的，而且旅游产业的价值链很长，包括旅游、饭店、导游等多方面。
有关专家认为，从建水电站和旅游前后对比，对怒江产业结构调整之影响，前者很小，后者很大；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前者除了在施工期提供打工机会，电厂运营后只能招聘少数人，后者则由小到大，由低水平到高水平，逐步形成一个由各民族普通老百姓广泛参与的旅游服务产业。从持续性的角度看，前者的收益时间最长是大坝寿命，还需要广东等地在今后几十年保持稳定的电力需求。后者之收益则是一个典型的“增函数”，随着工业技术的普及，在它的发展高峰中幸存下来的自然本色和荒野地的价值完全可能呈指数上升趋势。从收益比的角度计算，怒江州只有在主要大电站发电、输电、卖电后才能得到电力公司近10亿元的税收，至少在将来10年内怒江峡谷是一个大工地；而后者的旅游收入却在年年快速增长。
一位区域经济学家说，开发并不是靠简单的资金投入，将西部的天赋资源开发出来就完成了任务，而应立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区域经济素质的提高，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郑易生教授表示，从国内外的经验看，不是所有的资源开发都能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生态脆弱——特殊价值地区尤其不能走片面资源开展道路，因为这很容易造成资源不可替代价值的破坏，这正是当地百姓最大的潜在经济权益。
经济落后地区有资源优势，而发达地区有资本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的逻辑，走资源开发模式是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许多地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发现其结果有好有坏。这必须弄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地区资源优势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地区全面发展？二是，地区发展优势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转化为地区全面发展？
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说明，由于盲目发展，一些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滑入了资源出口“专业化陷阱”，结果资源开发规模上去了，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相应地提高。
从投资角度看，现在西部进行的大工程“多是由中央投资的，由中央直属的公司来承建；税收的75%上交国家；开发出来的资源主要是输往东部和中部地区加工利用的；主要的设备、材料是从东部和中部采购的；西部所得仅是少量的税收分成、地方建材和生活资料的销售收入、少量的劳务收入。这种格局实际上又是原来东、西部分工格局的翻版，具体的表现是西部GDP增长速度加快，而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并未同比增长，而且差距继续拉大。为此，西部大开发必须打破仅仅是开发资源、输出资源的概念。
另外，从资源开发的价格与利润问题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资源大省和地区是长期以低价格供给发展制造业的省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规定的作用，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资源开发利润率低的问题。如果资源出口面临买方市场，又缺乏协调与整合，大量开发的收益是很小的。我国是世界第一稀土出口国，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话语权，开发矿产的利润率只有1%～5%。片面的、急功近利的资源开发特别容易造成少数有权势的人暴富、而地方多数人难以分享其收益的情况。
郑易生教授告诉记者：资源开发能否带动地区发展，必须满足三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是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资源输出的价格是否合理？其次是经济结构方面，资源开发是否是劳动密集型？如果不是，是否能延伸产业链，带动本地的相关产业发展？第三是地区内部关系方面，资源开发的利润流向是否公平和有建设性？是过多集中于地区内外少数人的圈子并且外流，还是过多过早富了政府部门自身，还是较多地流向本地人民？从以往的例子看，有些地区资源开发的规模、投资很大，但正是因为没有满足这些有关条件，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起来。
“生态有特殊价值且十分脆弱的地区尤其不应该走片面资源开发的道路。由于信息落后和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以掘取自然资源为纲的做法,特别容易断送本地更美好的前景。”郑易生给这些有资源优势但贫困的地区开了个“良方”:这时需要地方政府的耐心和艰苦的工作；有些地方通过努力保护生态系统、文化的完整性，其经济价值在中长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甚至是成指数的升值。像怒江这样典型的“三位一体”地区（生态脆弱、有特殊价值、贫困）需要探讨“生态特区”的新制度安排，国家应该给予这些贫困的生态地区必要的帮助，比如“生态特区”免“GDP排名”的政绩压力，考虑某种形式的“计划单列”，给怒江地区生态补偿，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政策，包括国家重新考虑对云南“两烟”的控制等。“盲目开发其实不是明智之举，不一定能给当地带来可靠的未来”。
一个民主的国家需要多方人士的共同参与，当年邓小平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使中国走向了一个发展的新纪元；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怒江之争是一场关于强势和弱势、西部和东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人和自然、发展模式的一场争论。其实这种境遇是目前我国许多领域都面临的，在改革和发展之间的抉择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而且往往伴随着或短期或长期的阵痛，这种两难的境遇正是历史对我们民族空前的考验；同样，考验着政府的决策。这要求我们富有远见，正视问题，重新学习。
采访结束时，北大经济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薛野对记者说：“怒江不是水电公司的财产，也不单单是怒江州政府的财产，是全中国的财产。对于这么重要的财产，我们主张效仿三峡工程由全国人大决策，它能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并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希望通过怒江的案例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公正、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怒江有这种可能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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