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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安邦财经论坛第4期:中国企业走出(实录)
 BUSINESS.SOHU.COM   时间:2005年08月25日16:34   来源: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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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安邦财经论坛第4期:中国企业走出(实录) 

论坛第4期现场(从左到右:贺军、李耀、吕立山、樊震)

  主持人樊震:各位现场的嘉宾、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安邦财经论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机会与困难并存

  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正成为一种时髦,政府也高调鼓励企业走向海外,尤其是5月1日更取消了投资境外购买境外企业的审批程序,更是把“走出去”推向高潮。企业也是积极响应,在海外进行了一连串“大手笔”并购行动。从年初的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到前几天的南汽和上海收购美国罗孚,海尔竞购美泰,到昨天媒体报道中石油以41.8亿美元收购拉萨可石油。等等这些案例不胜枚举。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并购时代”、“掀起海外并购高潮”等字眼。也成为国内外媒体炒作的题材。当然还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蠢蠢欲动,都想昂首挺胸的“走出去。

搜狐-安邦财经论坛 精彩观点
中海油并购优尼克失败原因 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信息战、国际公关等成为“走出去”制胜之道

中国企业走出去 政府部门应该发挥什么角色

文化、法律、规则、管理等成走出去最大屏障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人才瓶颈反之亦然

  当然国际市场并不是单纯的市场,而是政治、经济力量综合博弈的场所。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不同结果中可以看到,它们会遭遇到市场、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无理由的歧视等各种障碍和风险。

  “走出去”的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中国在需求和制造商已对世界产生显著影响,但中国企业还是国际市场上新来者,因此,当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去寻求资源和市场时,国际市场对此还充满疑虑:这些手持巨额资金的新来者,对国际市场到底有何影响?

  走出去是好是坏,什么样的企业应该走出去?如何规避走出去的风险?宣传什么样的策略?用什么样的语言与国际沟通?如何赢得海外投资者的支持?……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既重要,又陌生。

  围绕上述问题,搜狐—安邦财经论坛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几位嘉宾,来与企业界的朋友和各位现场的媒体同仁进行交流。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台上的几位嘉宾:国际金融公司资深投资官员李耀博士,路伟律师事务所吕立山先生,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先生。

  回到我们的论坛现场来。就事论事,先从一个非常热的案例谈起,中海油在经过持续的马拉松后,本月初宣布退出竞购优尼科公司,请三位嘉宾谈一谈评价一下这个事件,中海油失败的原因是哪些,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有哪些?

   吕立山:这个根据媒体报道,我们都能看到中海油主要的失败的原因可能就是政治的一些问题,政治的压力,这个在美国来说,应该说这个政治的压力可能反应了美国老百姓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一些担心,一些怀疑,这个情况下要并购一个美国大的公司,是要通过美国政府的一些批准,这个是很必然的。也包括反垄断法的一些要求,但是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因为这个优尼科占全球油气行业1%而已。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美国国家关键的一些利益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做一个审查,但是在这次情况美国国会他们有一个法案,就是宣布这次的案件,这次的交易就算是涉及到美国国家关键的一些利益的问题,所以要求根据法律规定,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要进行一些审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虽然有很多专家认为这次交易应该没有问题,可以通过,但是要拖时间,这个可能优尼科找一个原因,找一个借口不接受。虽然他们报的价格比较高,这些可能是主要原因。

搜狐-安邦财经论坛第4期:中国企业走出(实录)

路伟律师事务所吕立山先生

  李耀: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开始就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我们跟美国朋友和中国的同行在一块。我们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从技术角度来讲,整个来讲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代价,从整个双方的积淀来看的话,对于中国企业形象的认识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偏差,这也就是说刚才吕先生所讲的,美国无论从国会还是一般民众的非常负面的看法,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整个收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两种非常非常对立的精彩的这样一个积淀,或者说辩解,一个是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讲到的“美国人应该明白,整个收购推动的就是我傅成玉,我受到董事会全权的授权,我是完全职业化的企业家,我们收购优尼科惟一的目的就是商业的成功,美国社会将逐步认识我,而且逐步认识到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化的中海油。”

  相反美国的大报小报新闻周刊等等一些主流的报纸,都是反反复复出现美国议员的声明和抗议,完全是针锋相对。比如说他们说中海油的70%是政府所有,中海油收购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政府的补贴贷款,中海油的管理者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政府的省长,目前的收购实际上违反了自由市场经济不平等竞争等等,就是这个非常针锋相对的一个辩论,看得出双方的文化冲突,认识上的冲突,一览无余。

搜狐-安邦财经论坛第4期:中国企业走出(实录) 

国际金融公司资深投资官员李耀博士

  贺军:两位的观点我很同意,从整体上宏观上来看,实际上中海油这次在竞购优尼科虽然失败了,仍可以作为整个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个浪潮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浪潮之中,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深入地参加全球化过程之中,必然会出现冲突和摩擦,一种体现就是一个公司收购一个国家有代表性企业的时候遇到的失败。

  这个事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看的积极面比较多一些,中海油虽然失败了,但是通过刚才讲的我们不断参与的过程,受到了国外的反对,大家有这么一种讨论,有一种交锋,这时候中海油公司的知名度,从让世界接受中国的公司的角度,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另外,在股价上,我们看到虽然撤出竞购,但是中海油的股价上涨了。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我觉得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可能大家对这个过程会更加接受一些,更加适应一些,你第二次来就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搜狐-安邦财经论坛第4期:中国企业走出(实录)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先生

  吕立山:这个我插一句,我完全同意贺先生的说法,再举个例子,过去几年就是有华为公司在美国被指控侵犯思科的产品,他们就有这个想法,这个时候是不是对华为的声誉有负面影响,因为他们被指控侵犯了知识产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此之前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没有听过华为这个公司,但是在此之后他们都知道有这个公司,所以在这方面也应该说提高了他们的声誉。

  李耀:这个非常重要,刚才吕先生和贺先生讲,走出去应该是历史进化的一个阶段,就是讲一个里程碑,说明了中国的经济二十多年到现在确确实实出现一个转型,就像三四月份亚洲经济评论上有一个文章,就是说在转轨,以前大家不会提这个,现在确实开始提,而且像吕先生讲,以前不知道华为,但是通过一段时间,通过这样的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公司。

  主持人:海尔收购美泰也有部分媒体认为是一种商业的运作,通过国际收购去炒作自己,事实上海尔本身并没有收购美泰的意愿。

  吕立山:你说的非常对,海尔的名字来说不太像中国公司,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海尔也认为是国外公司。所以以市场推广为目标的舆论炒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主持人: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非常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跃跃欲试,但是在走出去的实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非常多,想请各位专家谈谈“走出去”大的趋势是什么,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耀:谈谈个人看法,我相信这个困难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大家也会奇怪,为什么内部也有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年中期以来,因为刚才讲的一些管制上的放松,由于这样的政府越来越采取这种鼓励的措施,使得走出去逐渐成为一个战略。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尤其我们和一些民营企业不是带着中字头的企业,它们认为困难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内部困难,政府还应该采取进一步消除管制的方法,尤其我们调查东南沿海和南方,比如说广东的企业他们是叫苦连天,他们说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我们不能赤脚走出去,这一点是务必引起大家重视,即使我们进行的一些管制,但是这方面还是需要加强。

  从外部来讲吕先生和贺先生提到了,文化冲突这些都有了,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讲到对中国160个企业的调查,他们问了,如果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你有哪些的困难,挑战,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首先是文化冲突,还有45%的人是认为走出去以后,真正扎根在这个市场,在当地市场立足,和当地市场结合在一起这个适应性,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有43%的企业认为资金上的短缺,就是持续资金上的供给,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资金的供应还是我们本题资金有很好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撑也是一个大的挑战。当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当地如何形成很好的形象,刚才也说了,海尔这个名称更像欧洲,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形象,就是你如何真正建立形象,扎根,建立一个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给当地带来发展,受人尊敬的公司。在当地这很重要。

  吕立山:我作为一个律师,我看法律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这个跟我们刚才提的这个文化差别是相关的一个问题,因为法律就是代表当地的文化,一些需求,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做过一个调研,看亚太地区的公司,它们在美国经营业务,他们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哪些,违背《劳动法》,这个就涉及到当地人民对社会文化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中国也有《劳动法》但是会产生一些问题,损失不会太严重,但是在美国会很严重,在欧洲更严重,这个情况有很多亚洲企业他们在美国,在欧洲开业,他们就是没有完全理解到这些,这个也是文化的一个问题,而且会带来一些损失的问题,而且会很严重。

  贺军:李耀博士把困难分为内外两部分这种分析方法,我非常赞同,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比如说像刚才吕先生讲的美国政治的这种压力,还有法律,还有其他市场的规则的压力,这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会更加明显,这是因为走出去首先是接受别人的市场对你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今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难,内部因素会显得突出一些。因为在国际上大家会熟悉中国企业的概念,如果政治上淡化了,对你的干预少了,你进军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呢?这时候企业自己的能力就会体现出来,包括你的实力怎么样,我看到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他觉得中国企业需要资产规模达到50亿到100亿,走出去进行大规模的收购的胜算会大一些。

  实力不够的话,走出去就会有一些问题,拓展国外市场,会涉及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你的人才供应怎么样,对人才的需求是不是可以跟得上,自己经营管理的水平是不是可以跟得上,还有刚才谈的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文化,文化的整合,你能不能跨越文化的障碍,实现企业的整合,这些我觉得都是中国企业会碰到的内部的困难。还有我想做一个区分,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走出去的困难不一样。

  我们往外卖产品也叫走出去的话,或者只是到国外购买资源,这个有很多,可能你只是有钱就可以,或者说钱是最重要的因素。今后的走出去,包括更多的是购并国外的企业,去经营它,运营它,这时候对企业自身的能力要求会更高。

  主持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一定是缺钱,缺的是并购后整合的能力,包括文化管理能力都是有限的,在并购后整合当中,文化整合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文化涉及到的是人与人的行为规则,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是非常困难的,李耀博士可能更多的是从内外部因素分析企业走出去的困难。我想问一下现在民营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时尚了,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还是比较多,比如说它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产品技术优势不强,相关的政策也不完善,国际规则和法律体系也不是特别熟悉,你们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环境是不是成熟,或者什么样的民营企业才能走出去?

  李耀:民营企业走出去可能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而且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在中国发展也是不均衡的,有的民营企业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做一些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尤其在东南亚投资,在非洲投资做得相当不错。比如说最近的新希望集团要在东南亚非洲做很多的投资,如果说你和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政府支持上还是一个劣势,无论说是政府在金融上的支持以及它战略上的考虑,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寻找一种出路,而很多的国有企业的走出去呢,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战略性的,比较前瞻性的一些投资,所以民营企业如果说普遍走出去,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

  只是说现在有一些这种所谓比较领先的一些企业,能够试探性地走出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走出去呢你说是输出一种资本,就是出去收购一些企业,或者在当地建立企业,本身呢它自己所拥有比较先进的组织制度和先进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普遍来讲,就是说还缺乏一些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好的这种管理的模式等等,因此我觉得在这方面走出去还需要有一些漫长的路需要走。

  吕立山:这个我认为李耀博士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这个要先看这个规模,然后要看这个内部管理制度,这两个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不但说是中国企业要考虑这两个,不管是外国企业到中国还是走出去,我们十年前外商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国欧洲最大的企业,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年一些中小企业也是在中国也有投资,过去中小外国企业在中国要投资的话,他们的困难可能太大了,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过程,那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比较适应,有一些其他的中小企业他们已经投资了,它们可以向它学习。同样民营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规模大它们内部管理体制比较健全,他们可以准备好走出国门,但是我看,我在这方面我就是有点吃惊了,我就是一两年以前我已经发现会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但是我以为他们主要都是要到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去购买公司购买资源,购买资产等等,但是最近我们都看到了,最主要的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项目都是到美国,先去美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是有点吃惊。

  在这方面我认为先去美国可能挑战更大,可能要比先去一些文化比较接近中国的国家困难要大。

  贺军:刚才两位都谈了民企走出去面临的一些外部问题,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内部的问题也很大。刚才李博士谈到了在国企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政府会提供很多的支持,比如说像中海油这次开价185亿美元,我们可以看到他公布的资金安排,跟国有银行相关的占有绝大部分,国际同行提供的几十亿的贷款比例是非常小的。这种支持条件会不会同样给民营企业呢,比如说像一些政策性安排,我们看到的还不是很多,我看到的就是国家大部分的支持还是给了国有企业。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走出去获得成功,实力的增长,跟它在国内发展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目前有一些做得很好的明星民营企业,但是总的来说民营企业在国内发展的环境实际上还是有欠缺,种种原因使得他们的实力不能够增长得很快,获得一种相对来说公平的环境来参与竞争,导致他们走出去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刚才吕先生讲了选择哪个市场走出去的问题,这个我也很有感触,大家知道中国今年汽车行业不太好,一些比较小的民营汽车公司,它们现在在想办法,因为它在国内没法跟大众一汽这种公司进行正面的竞争,那么它们怎么找出路呢,我的一些朋友做港口做物流的,它们告诉我现在的民营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拓展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天津,我们都看不上的汽车几千辆几千辆出口到国外,比如说出口到西亚,非洲,东南亚这些国家。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不一定一下子到美国市场,美国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市场,这意味着它的规则和法律体系,它市场的信用都和其他的市场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中国民营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实际上是从一个比较低的舞台跳到比较高的舞台上,我们随便跳一下我们是游戏,但是我们突然到一个舞台上要唱歌剧,所以对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些市场跟中国比较接近,对质量以及其他相对的要求比较低的,我们进入这种市场我们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挥得更加好一些。

  李耀:我插一句,刚才吕先生提到地域选择,贺先生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一个是趣味优势,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相近的问题,这个就提到一个热点问题,最近世界银行IMF都在推一个叫“南南合作”,我们在过去十年发现一个对外投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流动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全球资本流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以前中国,十年以前都是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现在我们中国走出去实际上已经符合了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一个潮流,据我们的统计,世界银行内部的分析,现在在全球大概有30%甚至更高一点的这种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第一民营企业这种出去投资本身就符合这种发展的潮流。第二个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或者我们应该花大力气研究这个原因,投资的手段,就是刚才讲的是贸易型的还是这种真正资源投资信。

  主持人:三位专家谈到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趋势和选择市场的问题,我们从今年几个企业并购的案例来看,这些企业不同程度受到一些非市场的影响,包括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和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都受到了美国国会和国民的抵制,中国企业遇到这种问题如何应对,我想请吕先生来回答。

  吕立山:这次我看到中海油在美国并购优尼科引起了这么大,这么严重的政治压力,我就回想到我在美国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个日本公司他们就是第一批到美国去,要收购比较典型的,比较知名的写字楼,在纽约市的写字楼,还要买断在洛杉矶的一些娱乐集团,这些电影集团,那个时候我记得美国人他们对日本公司还是有一种反感和抗议。为什么?几种原因。

  一种原因就是有一点担心,是不是我们要输给他们了,是不是他们在经济方面要比我们发展快了,要超出我们了,我们就有这个担心。但是在那个事情之前我们好像都没有国际投资在美国这个现象,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不适应的。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对中国公司他们有各种怀疑各种担心,政治压力就是反应老百姓的担心。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有很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另外一点可能就是跟优尼科项目有些关联的,就是这个环保法律要求,在美国和欧洲,对这个环保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美国人一般来说他们对中国企业的看法就是中国企业非常不重视,不尊重这个环保的法律要求。所以这三点可能会引起一些反感,一些抗议,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一点,而且这个可能对中国企业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可能也像我们八十年代对日本公司的抗议的原因一样,可能还是有一点担心中国企业越来越强大,可能我们要输给他们了,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李耀:我觉得吕先生提的这几点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因为有的人就讲说中海油失败了,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形象的问题。大家对你怀疑,对你害怕,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或者一种不信任,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看你,从自身来讲的话,傅成玉讲我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海油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我有很好的社会责任,但是话说回来,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就是刚才讲到的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对社会负责任,以及对劳动的这种保护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企业要真的走出去,而且在当地市场输出资本的同时能够把我们很先进的理念输出去,给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市场形象,不仅成为当地市场的领导者,在这方面一定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相信如果中国的企业你真的要成功,一定会是在当地受尊敬的公司,比如说GE跑到中国来收购一些公司,我觉得这种反感什么可能会很少的,因为它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所以这点我要强调一下的,我非常同意吕先生的观点。

  主持人:我们从中海油开出了这个价格来看最高的时候达到185亿美元,比雪佛龙的开价高出十个亿美元,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的时候也有这种“中国溢价”的现象,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并购当中一定要付出比其他企业更高的代价才能成功。

  贺军:关于这个“中国溢价”的问题安邦公司做过一些研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我觉得现在中国溢价的现象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像中海油这个开价是185亿,雪佛龙加价之后我们还比它多十亿,最新的案例就是中石油收购哈萨克石油,比市场预估高出十亿,这个中国溢价是不可避免的,你必须付出比别人高的价格,为什么呢?“中国企业不熟悉,你收购我们的企业我们担心”,这个担心在市场上的体现一个就是溢价,如果我们中国公司的形象好,确实有知名度,有很好的公司管理水平,还有比较好的声誉,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对你会很放心,因此他觉得你收购价格上可以稍微低一点,但是你可以给股东带来很好的回报,所以这个中国议价在现在来说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是涉及到中国企业的问题。

  第二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集中在能源和资源行业,这个在世界上实际上造成了另外一种恐慌,这种恐慌就是中国企业是不是到国际市场上争夺有限的资源?我们拿石油来说,石油在三年前达到每桶十美元的价格,但是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再出现了,一去不复返了,面临的是高油价的时代,中国这种巨大的石油需求,我们上这次论坛里面讲了,实际上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地位,但是对于全球能源需求的话是一个显著的“增量”,这个增量对全球石油市场供给有比较强的拉动的作用,新增的需求造成全球市场的紧张。在其他的战略性资源方面我们也给国际市场带来这样一种印象。因此在这种恐慌心理之下,你一再去收购本来就稀缺的资源,国际市场肯定会给你溢价,你中国来买我就是要给你高,包括印度也面临这种情况。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个从企业来讲,我们当然要考虑到收购成本的问题,比如说傅成玉很强调的,我是是职业经理人我的收购是商业行为,我要给股东带来回报,这是中海油强调的,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希望能够把它的这种收购和背后的国家政治的支持能够区分回来。

  中国企业收购会多付出价格,这是一种算帐的方法,除了经济账来讲的话我们还有政治账,中国企业到国外收购这些战略性资源,实际上是对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非常重要。所以战略上的价格跟经济上的价格并不完全一样,这也是对中国议价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应该从这两个角度。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走出去找死,不出去等死”,一些学者提出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收购某家公司的股份,各位专家觉得有没有必要全部收购,还是收购50%以上就可以了。

  吕立山:这个并购的问题就是有不同的形势,一个是购买,这个跟收购股权的角度是不一样,程序不一样,手段不一样,所带来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在收购百分之百的股权跟收购多半作为控股还是作为大股东,这个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了,这个每次的情况都有一点不一样。这个不是说会有一律的一个规律,这个可能就是每个情况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呢从中国企业角度来看,或许也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就是有全资子公司你的控制权是最大的,控股子公司你的控制权还是有一些风险,大股东不一定有控制权这个都要考虑,所以每个情况都要做单独的考虑。

  李耀:我补充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走出去,对于任何企业来讲,它的发展大的是两种形势,一个是我们称之为我自己的稳步的我建分支机构,我自己去打拼,派我的人,来训练我的专业队伍慢慢把企业发展起来,还有就是通过收购兼并,收购兼并里面又分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对于不同的行业肯定有不同的方法,而且根据我们的了解和调查呢,中国的走出去确实都是收购并购,每天都在进行,报纸上报道的这些大型的收购案是很轰动,我觉得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特别的是它们更加会精打细算,什么样的形势对我最有利,一个是成本上,还是整个能力方面,以及我的时间,我需要几年时间在这市场上占稳脚步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这个策略不一样。

  主持人:刚才贺军先生提到并购后的投资回报的问题,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上周公布的财报让很多股东眼前一亮,但是企业并购以后也有出现一些“不消化”的现象,比如TCL收购阿尔卡特就报出严重的亏损,想三位专家谈谈中国企业如何规避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吕立山:不仅中国企业面临这个问题,在美国,欧洲,并购之后肯定会有这种困难,有些专家说50%以上的合并都是失败的,合并之后失败了,为什么?因为预见的有利的现象都没有出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公和合其他的公司都要做同样的研究,原则上没有很大的区别。

  李耀:我非常赞同,实际上在几年之前就是西方有一种非常大的收购兼并,在那时候有很多的研究,麦肯锡做过一些研究,收购多少是相当的,确实很大一部分是失败的,失败又分析是什么原因,总体来讲很大的一部分的收购兼并,并不是像想象那样最后产生合同效应,对你的投资有很大的回报,这个是商业的风险,这个你做出你的投资决策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个底线,这个一定要由你的投资人来做把握,就是你的投资人的底线,整个一个风险的控制,和成本的控制,以及对于成功预期的把握完全是取决于企业本身的能力。

  贺军:我补充一点,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谁也不能保证企业并购以后一定成功,我看过美国银行一个分析师讲过一个比例,大概是70%的企业的收购都是不成功的,以失败告终,索尼并购洛杉矶的娱乐集团,我们看到也是不成功的,大概是消化了几十年现在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企业在并购当中要获得这种商业上的成功,比的是硬功夫,真刀真枪在市场上的硬功夫,这些就是把政治的非市场的因素都刨除之外,这个是企业要做的,这个是国家做不了的,要企业自己承担风险,这些市场上的风险。你的企业做出这种战略,做出这种决策,要研究要了解很多的信息,去判断这种市场上的风险,制定你的策略,会涉及到企业在经营当中所面临的很多切切实实的风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也许在中国市场上很多的外资企业它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你必须要解决的。

  主持人: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很多企业界的代表和媒体界的同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现场的嘉宾进行沟通。

  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宋应同先生,提问:我来自医药行业,做医药咨询的,我来之前也注意到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问题,我作为咨询行业也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贺先生提到作为国家战略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的,我想问是不是每个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按照国家的战略去发展,因为这里边走出去是企业要走出去,企业的宗旨是要赚钱,走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值得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从医药行业分析,最近几年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个就是随着GMP论证工作的开展,中国制药企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这里面就造成了中国在制药领域在全球来讲产能就积蓄了很多,这样的产能怎么样满足事业市场或者面对全球的市场去利用,成为现在制药行业热点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走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走出去马上就遇到CGMP国际行业技术标准的问题,你是有这种能力但是不被国际市场所接受,所以在这里面当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又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国际的游戏规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走出去是否在目前这种阶段里面,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媒体的同志,这种炒作的超过我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我最近跟一位投资人事聊天说到现在过多炒作这种东西的话在国际大气候下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已经有中国威胁论的提出,现在吕先生也说到了,美国老百姓看不清楚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这反而会限制了中国企业,所以从我自身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感受上来提一些自己的观点。

  吕立山:我个人看法最近中海油的交易大概有很多美国人认为中海油代表中国国家政府来做这个项目,所以有很多美国人,老百姓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不深,他们可能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中国,也不太清楚2005年的中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所以他们认为中海油出这么多钱收购优尼科肯定是国家派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要买?就是把这个资源拿回中国用,这个也是美国老百姓对这次交易抗议的一种原因。

  那么原则上是不是中国企业应该根据国家战略来进行一些走去过门的一些运作,这个我认为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你看刚才几位也已经提到过了,走去国门的可能第一批都是要买断国际的一些自然资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需求,这个是不是涉及到国家战略还是公司的战略,这个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可能我说不清楚,但是很有可能中国的国有企业它们认为它们有责任要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而且我也相信政府给它们很多的支持让它们这样去做。但是如果在境外并购有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对中国政府的战略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说这个应该完全靠经济市场的一些原则来做判断,不能单独来考虑国家战略。

  李耀: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不能非常单纯地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要炒作这个走出去这个风潮,或者说一定要符合一些国家的战略做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说在媒体上大家见到很多的,像中海油等等这些,它也许是别人认为带了一些国家战略性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确实在转型,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现在也到了一个能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配制资源的这样一个实点,比如说家电,很多家电是要走出去,有同路问题,有品牌的问题,因为我们产能已经这么大了,但是很多家电也选择走进来,很多家电长期是在国际上给别人贴牌,有一些家电我贴牌水平很高了,我要返回国内创造品牌,这在东南沿海和广东地区你会见到非常非常多。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实际上只要是它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它会越来越理性,这点来说不一定非得是说我是国家的利益或者国家的战略,我一定要赶这个时髦,而是说这样一个转轨的时期到了,这样一个实点,要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要找到自己最佳的发展途径。

  贺军:体现国家战略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首先我们肯定一点,在有些领域,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肯定是在体现国家战略,比如说像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那么中国我们现在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这么大的需求,我们要作为世界加工厂,比如要为美国人生产很多便宜的纺织品,家电,我们必须大量的去购买,因此国家的这种战略和有一些企业的战略,在有些领域当中是比较一致的,这种战略总需要有企业去实现,那么这时候就表现出刚才谈到的这个容易遭到政治上反对的这种现象。

  还有一些是体现这种国家战略不是那么强的,比如说TCL要跟阿尔卡特合资,做并购,去买一些法国的公司,就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方式。但是由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容易被国外看成是肩负国家战略使命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一个有意义的就是你要如何来进行一些操作,来降低这种国外的担忧,比方说对中海油这个整个的收购事件,我们安邦是做了跟踪,我们在操作上做了研究,我们发现国内政府部门对这个问题开始政治的风险估计是不足的,包括中海油自己的财务总监。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政治风险评估,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在美国会引起一些反对,但是不会导致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美国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第二我们强调的是市场化的收购,但是他没有提到吕先生讲的这个因素,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个因素会被放大。这就说明我们在进行这个评估的时候我们是做得不太够的。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国资委在这次中海油的收购当中曾经表过一次态,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中海油收购”这个从策略上来讲不应该这样讲,国资委在大家的心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是一种政府机构的代表,他这样坚决支持中海油,就是给人家一个口实,我们发现后来没有一家政府机构说这样的话,反而发改委的官员对这个问题还做过澄清,中海油就是中国企业,不是一种直接的中国战略,我们从操作上来讲一定要知道国际规则是什么,国际语言是什么,市场上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哪儿,你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了的话才能取得相应的对策,如果你做的研究不够就会做出撞到别人枪口的事情。

  李耀:我觉得刚才贺先生讲的这个我再说一下,实际上我们都在见证历史,一方面就是经济的迅速发展,每次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说,尤其在海外,这种收购这些事件的发生,最后总是有一个这种文化冲突或者不同看法的问题,如果当时大家就想如果中海油是一个治理结构非常好,融资结构非常透明,它的决策非常透明的公司的话,也许它受到这种看法会多多少少有所改变,问题就是行为者的主体在市场上如果你真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组织非常好的,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企业,你有很好的形象,而且财务报表很透明,你融资来源很透明,这种情况下,你受到大家对你的看法可能也不一样。因此我就觉得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得出市场经济本身的结构的变化,和市场主要参与者的变化,决定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

  主持人:我们来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非常的直接,他说,联想在收购IBM PC业务的时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了一个头,整个收购过程当中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政府表现的问题,中国政府比较沉默,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个收购事件巨大的意义和重要性,想请嘉宾来谈谈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政府部门要发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也应该像美国政府学习,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大国如何设置保护性贸易壁垒。

  吕立山:我看美国政府方面是提供大大的支持,主要来说就是美国大型企业受到大力的支持,比如说一些大的公司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参加,就是每个行业提供一些相当大的支持,就是他们利用政府能做的给予支持,比如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一些沟通,就是要鼓励开放市场,在这方面刚才两位先生也提到了国资委,他们就是非常聪明的,有表现他们支持中海油并购优尼科,那么这个我也理解它的立场,国资委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中国目前特殊的情况,因为如果美国有家公司要收购外国公司比较典型的项目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出面要说支持这个没问题,但是这个跟李耀博士提的一样,大家知道美国市场就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你刚才提的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国外它们没有完全的了解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程度,但是也是表示中国市场可能还有一些地方要完善,还不够独立,不够市场化。

  所以在以后可能中国企业更加独立,更加透明,更加市场化这个可能就是以后国资委在出面有这种表现,不会出什么问题。

  李耀:我觉得政府在支持这方面无庸置疑就是说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想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就是一种什么样行政资源的支持,有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强势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有的时候政府通过培养一种市场的力量,采取一些政策,使得充分发挥一些市场的作用,并且引导这个市场作用,能够很好地支持企业的发展,如果说是前者的话,那么对于这种国际社会来讲呢,可能引起的这个误解,或者说一起的忧虑更多一些,因为大家总觉得中国还是一个转轨的国家,刚才吕先生讲,中国经济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行政的干预或者大量的补贴等等在里面还是存在的,在这种形成下政府的作用是如何支持这种发展,同时能够用一些比较透明的一些符合市场惯例的这种做法来推动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

  贺军:政府的支持的话,其实从一个国家来讲的话,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都会支持自己的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去拓展,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市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是你怎么支持它,如何支持它,你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式支持它,李博士讲了,你还是体现一种形式上的收购,在国际上看你不是企业的制度,你企业背后的是政府收购,这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面你规则不一样,大家说的不是一种语言,就不是一种理念,我们就很难接受你,当然就对你产生一些怀疑。就是如何支持的问题!我还是强调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企业来讲,你要懂国际语言,懂国际规则,懂这种市场状况,它的核心是什么,理念是什么?要明白这些东西,明白这些东西需要我们在国内先做好一些功课,就是有一些战略方面的研究,得了解信息,对国外的市场,咱们老祖宗讲“知己知彼”,对这个市场要有所了解,现在政策、信息这些方面,我觉得这里面政府实际上都应是有所作为的。

  吕立山:我们刚才有几次提到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一些情况的误会、担心、怀疑,但是这个我认为不止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情况,比如说美国人,美国公司到世界各个地方也不受欢迎,有时候如果美国政府同样是表现一些支持的话,更加不受欢迎,这个就看各个地方的文化情况,而且这个是文化之间的问题,这个不是中国企业特别担心的问题,这个是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而已。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企业本身来看,中海油联想和海尔的案例当中,如何进行国际公关,利用信息,这边有个例子,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时候,就有国外媒体提前出来了,这样的信息来对收购方来说应该是不利的,关于“信息战”和国际公关各位怎么看。吕先生曾经参与过多起海外并购,请先谈谈您的看法。

  吕立山: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一个从不同的角度里分析一下,第一个角度就是法律方面,这个可能会提供一些限制,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要购买另外一个上市公司,它们在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它们不能完全公开宣传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她们有相关的一些法律制约,另外他们对交易也要保密,不然的话会有第三者,因为这个上市公司你一旦要收购他们股权的话,那么有第三者来他们可以进入,而且这个董事会他们有责任要一个分析,要看哪一比较好,在这方面比较复杂,所以有时候这个公关方面涉及到法律责任也不能完全按照老百姓的一些信息需求去进行。

  但是另外一点我作为律师我从法律角度来看,公关工作跟我们搞法律的工作也有共同点,也有关联点,如果出什么问题,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这个肯定涉及到公关的问题,比如说有第三者起诉,你被诉,肯定需要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对应的体制,也包括这个公关的一个对应的体制,不然的话你就是在这个法律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公关没有办法,还是失败了。因为这个法律的问题这个是我想强调的,这个可能就是中国企业想走出国门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足够重视法律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了解到这个法律跟这个文化跟这个形象是完全关联的事。比如说联想集团收购IBMPC的时候,过去他们就是一个97%业务都在中国境内,现在他们75%以上的业务都在境外,所以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到目前都没有做过官司,那么应该说他们如果再过一年没有打过官司他们好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经常都会打官司,一旦打官司的话,肯定需要有一个法律的应对体制,措施,另外需要管理好公关工作。

  为什么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有很多美国人他们担心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如果有第三者指控联想侵犯知识产权的话,那么这个不止是法律问题,这个是公关的问题,这个也会引起老百姓对联想的一些怀疑,会证明老百姓对他们的一些怀疑,而且他们认为,现在的IBM PC跟过去的IBM PC管理上差很远,他们会认为售后服务也会比较差,这是对他们整个的业务都有影响,这个是法律问题吗?有一部分是法律问题,是公关问题吗?肯定是公关问题,但是是一个有法律背景的公关问题,这个公关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止是要靠公关专家来做,还要靠启发点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在法律,就要先做好法律,做好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些体制。

  李耀: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支持企业当中发现,这是中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如果说只是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做中国企业,这种文化范围里面你保持沉默,或者是你不是很愿意沟通,这个问题不大,东方的企业大多是沉默是金,或者是先做后说这种观点,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大的差异,我有很多的例子,就发现很小的事情,但是西方让认为你应该事先,首先你应该有这个能力,很好地把这个事情,第一时间通知,说清楚,解释清楚,第一能力问题,第二技巧问题,第三就是整个公司运行的效率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企业本身的能力,我就看到很多的例子,这是很小的事情必须要沟通,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法律纠纷我把它解决了再说,这样反而会引起市场巨大的振动。刚才吕先生讲如何建设你的能力,组织机构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贺军:我首先做一个小小的很简单的判断,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今后会使得在美国的公关和咨询的行业,会有一个小小的发展。现在中国政府机构就在华盛顿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做相关的工作。实际上这个也是在全球市场上一种通行的规则。到国外做好公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过去来说,恰恰是不够的。研究中海油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海油相对来说,在中国企业中国际化比较高,比较透明,是比较好的公司,它在国际市场的形象是比较好的。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它聘请高盛做它的顾问,在华盛顿专门设立了一个“作战指挥部”,做一些公关策略。另外,它还聘请了一些政治风险顾问,专门对这个事情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此外,它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做的广告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我注意到一个广告,它在美国一个媒体上,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选择的是美国棒球教练。棒球是美国文化精髓的一个体现,一个教练拿着一个棒球,请求国会给予中海油竞购一个公正的待遇,广告声明称,“相信人们对竞购背后的事实了解越多,也就越会对此感到安心”。对着读者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就做出判断呢,这个广告我认为应该是美国公司设计出来的,他选取了一个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文化符号告诉美国人,用美国人的语言告诉美国人,我们想做的是什么?

  这个事例说明,中海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用心的,这个问题最后失败,我们讲了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既然是有代表性的公司,你承受的风险就特别大,它所做的努力是接受了国际市场的规则,也是一个按国际的规则了解国际语言,然后进行这种解释、游说。

  从今后来看,我觉得在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被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加强在国际公关、国际语言上要进行研究,这已经成为日常必做的功课,要借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加以研究。

  主持人:三位谈到了在或外沟通融合的问题,完成并购只是中国企业走出的第一步,之后的融合、如何运营的问题是比较现实的问题,这当中有文化管理之间的一些屏障,中国企业如何去做,尽量缩小一些差距,缩小并购后的危险。

  吕立山:这个是一个难题,这个我看不管是什么企业,如果是在境外投资,就会有你说的这种问题,文化差距非常大,这个我们可能看日本公司去美国的历史,刚开始它们派的是一些日本经理去做美国子公司的经理,这个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区别,我早先提到了,在《劳动法》方面他们经常出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非常严重,而且他们也发现到,在美国市场也不是受人家的欢迎,他们的产品销售也不算太成功的,恩因为日本经理不太了解美国市场。

  原来他们在美国只是成立一个销售部,而且销售部原来就是日本经理,后来他们就是把同样的销售部再雇用一个美国经理来做,但是这个就是美国经理跟总部的经理沟通也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后来第三步就是日本公司他们在美国成立生产单位,那么在有生产单位的时候,他们就是通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慢慢地适应了美国市场的文化情况。

  这样呢比方说汽车行业有很多日本公司他们去美国,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劳动会的一些问题,因为在汽车行业,这个劳动力的成本特别大,后来通过了十几年二十年的经验,美国公司他们在美国生产汽车比美国当地的汽车公司还要成功,在这个劳动会管理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劳动会,因为他们学习到在这个市场,对员工的一些合理的要求,他们知道怎么满足,所以没有劳动会,反过来看,美国企业到中国来,肯定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们要慢慢地来了解中国市场,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李耀:像一开始我们讲的,对于一百多个企业的调查发现,进入海外市场最具有挑战性第二位的就是适应当地的要求,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中国企业有一个要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因为之前大力推行,但是尽管推行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这种架构了,但是呢真正的贯彻可能使得这种真正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精髓深入到我们的行动中去可能还需要努力,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一些委托人代理人的问题啊,公司治理结构如何运营,如何董事会做好工作,充分授权管理者去做,这个问题我相信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个对于中国企业如何解决本地化,很好雇佣当地员工,相信他们解决东西方文化上的冲突,能够和谐地一起存在,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贺军:这个问题实际上挺难的,就是今后企业只要走出去并购的话,恐怕需要很长时间解决的问题。我只想谈一点,就是说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要缩小这种并购的危险期,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你的规范,刚才谈到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外部的问题,而是中国企业本身的你如何很好发展的问题,我们就是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公司这个组织是舶来品,不是中国的市场氛围当中长出来的一种架构,这是从西方市场移植过来的。现在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市场逐渐地在融合,中国企业要到其他市场上去,中国这种企业你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经营的架构,文化,去适应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企业来说应该是很大的挑战。其实在亚洲的企业,和西方一些企业相比也都是不同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亚洲有一些企业特别是家族性的一些企业,它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和西方公司就不一样。简单就谈这么多。

  企业代表提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田胜先生:我是汽车行业的代表,首先非常感谢这次组织者,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的部门应该是主要关注整个的宏观经济和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也想借进天这个机会,听几位专家的意见,也澄清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才也有一些人谈到,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这种并购,当然这个走出去我想不光是一种并购,还包括海外上市等等这样的东西,我想听各位专家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出现这样的现象,能不能从这个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谈一下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大家也谈了很多关于政府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起的一些作用,大家也谈了很多对于政府的期望应该是在这过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想了解的问题就是基于各位专家的了解,在下来这个阶段,政府对这种走出去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在现在的这一拨的走出去进程当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比如说刚才讲的监管的问题,中国企业如果走出去的话,应该在政府这边做一些什么样的程序,或者做什么?比如说在汽车行业,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需要发改委同意授权,可以上汽收购双龙,我们最近看到南汽收购罗孚的过程当中,好像就不需要再经过发改委或者国资委什么样的批准,现在这个法律框架对于走出去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第三个问题刚才大家谈了很多的走出去,主要在谈一些包括中海油,中石油,联想,这些收购,但是没有谈到汽车方面的情况,能不能谈一谈你们所了解的南汽收购罗孚的一些情况,谢谢。

  李耀:我抛砖引玉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时期出现走出去这种,第一我从我的研究角度来讲,我觉得不仅仅是说中国本身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走出去,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向发达国家投资,资本发生逆转,或者说资本的这个整个的出去,输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大背景应该是需要看的,因为在世界银行集团里面,就从去年开始,对于推动“南南合作”已经提到非常高的日程,就是觉得发展中国家,尤其以中国,巴西等等发达国家,他们出去输出资本成为这两年资本输出或者对外投资当中非常主要的特征,而且它产生发展的意义和效果都非常地好。

  所以你看我来之前我还讲,IMF和世界银行最近就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的不是一个两个,它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形成的这种非松散的国际的这种论坛,就是定期来谈,11月份在孟买要举行就是“南南合作”大会,中国大概被邀请了尽一百个了,我们想把中国所有这些抛头露面的投入企业都邀请去,让他们看到这确实是国际发展的趋向,符合国际潮流。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资源可持续发展到了一定的平静,大家都说中国持续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呢,去年三月份人大就提出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这种概念恰恰和西方和国际金融机构,尤其世界银行和OECT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吻合的,就是我必须在能源上,矿产资源利用上有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出现有一些转折点,第二产能上,大家也看到,由于2000年以来,持续的产能的急剧的扩张,大家看一下这几年产能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惊人的,2003,2004有一个变化,产能急剧增加让中国人需要找到更多的市场。

  还有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大家老是讲,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格局,无论资本的格局一定要看中国,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100美元,使得中国的消费概念,和整个中国的消费层次结构也发生变化,因此使得我们走出去买品牌,买通路,所以说从投资,从需求,从消费,从资源的利用,以及从可持续发展来讲,以及从发展中国家,战后发展到五十多年等等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必然的趋势,也许是讲得太宏观了,但是我确实觉得所有企业的努力汇成这个宏观,我们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看到确实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贺军:在我看来,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是到了时候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是自身的需求,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扮演的首先是生产者的角色,有便宜的劳动力,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慢慢我们财富的积累在增加,中国慢慢变成了一个大市场,很多的外资来中国就是看中这个市场,包括汽车业。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更需要参与国际市场。这种大的背景下在微观上的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企业在走出去。

  吕立山:这个我再补一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它们的一个角色,外国企业就是单方向这个可能对中国的市场发展是不利的,另外一点我看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保护本地企业,本地的行业,保护本地行业有不同的形势,一种形势就是不让企业投资,但是中国已经有这个开放了,但是另外一个保护的形势就是要加强本地的企业,为了加强本地的企业,中国的企业也有不同的一些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要给他们更加大的压力,就是让他们进入竞争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平台,在这个情况应该就是让外国企业进来,这个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个是一个想法。

  汽车行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也说过了要好好的选择境外的市场,这个非常重要,我看南汽要收购罗孚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跟其他的一些非自然资源公司的一些境外的并购的项目也是有相同点,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就是这个品牌,商标,为什么?为什么想购买这个平台,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品牌,希望购买这个品牌之后,把成本降低,就可以赚钱。

  但是这个品牌不太稳定,因为这个品太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我很担心中国企业它们太重视这个品牌可能不会成功的,我特别担心这一点,而且能购买的有平派的外国公司一般来说他们经营方面比较差,可能已经亏了,就是已经有这个概念,中国公司想购买的,除了这个自然资源以外,中国企业想购买的外国企业就是有品牌的,而且就是已经亏了,亏本了,这个是一个对中国企业是一种优势吗我说不清楚,这个我认为可能也有一些风险。

  还有一点也要提出,汽车行业和其他高科技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只是产权方面的一些挑战,一些问题,那么有一家企业,在中国经营,就是可能95%以上的业务都在中国境内,只是产权的问题不是太大了,因为外国企业在中国要执行这个权利的话,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外国企业他们一直等待中国企业在境外销售,刚好等到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更要抓,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中国企业都要了解,你的业务,企业的企业更加国际话,那么在这方面的法律风险更大。

  贺军:讲到知识产权我也想谈一下,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安邦在研究简报中曾提出一种看法: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是未来面临的软战争!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实力大了以后逐渐走向国外,我们知道一个比较成熟的发达的市场体系当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被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鼓励创造,发明,中国的市场这方面很忽略,所以到国际市场上你会发现这有几把锋利的刀等着你,其中一个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前说一流的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第三企业卖产品,实际上大的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都有自己一整套的战略,这套战略是等着你,比如说大家都谈到的微软,中国的盗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微软前几年为什么不理,因为它通过盗版占领市场,有俗语说“羊养肥了再杀”。

  在中国的话我们真的要做知识产权是不容易的,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很容易买到盗版的东西,但是企业,当你注意自己的品牌,上了一定规模,要正经的做一个企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发现知识产权这个陷阱在等着你,因此这些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已经抑制了中国的企业,或者中国的一个行业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中国WIPI的一个无线介入的标准,这个标准上就受到了美国一些企业严密的限制。因为当你提出一个标准的话,这个是创造一个规则,会给予很高的关注度。

  现在回到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整体上现在是处于一种防守的状态,今后会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被别人挑刺,这个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李耀:政府问题我想起来六月底听美国国会辩论中国人民币的问题,我就听到参议院讲,汇率问题是个导火索,真正中国最让人头疼的,从他们的观点来讲,两大问题,对企业的补贴问题,和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这种力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是回答刚才按这位先生的问题,政府的作用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在整个批准程序方面,一个核心的解决,或者说改善外汇管制,因为所有的批准什么,归根到底是个钱的问题,货币管制,我们也听了东南沿海的企业讲,我们以前出去投资只能拿旅行支票去,那简直是非常不可思议,外汇管制是一个核心,至于企业的发展呢,企业形象呢,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政府能够做,而且政府能够加强的方面,而对于服务方面呢,政府如何能够进一步强化中介机构或者说一些基础设施的力量也很重要,最近政府给银行入资,让银行为企业走出去做服务,对于汽车行业我不太了解。

  媒体提问:我是《中国日报》记者,中海油收购忧尼克、中石化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我一直在跟,发现这两个收购案有一些类似,但是有一些不同,我想问一下各位专家有关收购方式上导致市场风险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海油是股份公司单独做,中石油是集团公司来做,然后把收购完的哈萨克斯坦注入到上市公司当中去,这个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会少一些,提高他们成功的机率。

  贺军:这个我提一些看法。这两个案例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收购实体是上市公司,另一个是集团。我个人觉得,两次收购最大的差别,是市场对收购的不同反应。我们对中海油收购案例进行研究发现,凡是中海油强调要加价收购时,它的股价就下跌;中海油一宣布撤出,股价就上涨。这明显就是股市投资者用脚在投票,表达对收购的不满意。但这次中石油集团的收购,我今天专门注意到了香港股市上的一些反应,中石油的股价逆市上涨,一些投行的评价也很正面。

  为什么中石油的收购会被市场看好呢?差别就在于,首先,中海油是竞购的美国公司,特别是一个关键领域中的公司,目前来讲还存在很大的风险。但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就不一样,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已经有很多的石油工程了,遭到的风险会小一点。其次,中海油的收购事件已经过去,“轰动效益”已经充分发散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公司就是要收购一些石油资产,因此中石油要收购,市场整个的接受度有了不同。股市的反应就显示了接受度的不同,这个可以作为支持我看法的一个证据。

  第三个就是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收购的不同。中石油的母公司百分之百是中国国有的,不象上市公司的股东可以直接用脚投反对票。

  吕立山:这个你提的第一个项目,我不能表现意见,因为我们所现在代表卖方作为谈判的法律顾问,所以我在这不能表达意见。对第二个项目,我对这个项目就是没听说,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两方共同购买一家公司是不是更加困难,我认为肯定是这个就是有两个投资伙伴,这个在如果是有同等50%,50%的股权,那么这个公司内部智力方面的问题比较困难,这个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继续说,过去外国企业它能进来中国市场,一般来说就是以整个合资的形势来投资,但是后来呢大部分应该说50%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独资企业,因为不管是什么企业,独资企业内部管理比较顺利,一旦有一个投资伙伴就是内部会有一些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情况。

  李耀:中国是联合国战胜国,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中国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国际机构的资源。这就象一个给你一个通行证一样,提高了你整个市场的知名度,或者提高你市场的这种价值,或者说你的信任度,使得你做这些投资的时候更保险,另外更加得到大家的信任,就提到这样一个。

  主持人:我们回到一个核心的话题,人的问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遇到人才的问题,而且人的问题是中国企业最薄弱的一块。想请三位专家谈谈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人才的“瓶颈”,中国企业家如何适应人才的变化?

  李耀: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了,我记得有一篇美国的一篇评论,在《今日美国》上就讲,中国在未来几年要缺乏七万五千名高级经理人员,不仅来管理它现有的大型企业,未来收购的企业,因此它就质问海尔,说你收购美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人来管理它,因此你很可能买的是一个资产,而你根本无法输出管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也知道,中国由于过去二十多年之前的文革造成的这样一个断层,但是另一方面好处就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人才的培养,尤其MBA等等人才的培养,这些人才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锻炼才能真正成为人才。

  这是一个方面,关于人才需求的供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尊重当地市场的规则,因此对于劳动关系,以及这种企业这种员工的文化,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比较不好处理的一些员工投诉等等,这些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而且要尊重非常好的市场规则,我记得在世界银行推动中国向外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一点,我们专门请了一个挺有名的公司,美氏,就是专门来帮助你来评估如何来收购当中安排这些人事,然后在完了之后,在你收购之后如何处理这个养老这些劳资关系等等这些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工作一定是到哪个山头说哪个话,一定要满找非常市场化的方法来做。

  贺军:人的问题好像是一个短期的没有特效药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太难了。浙江有一个正泰集团,他们如何看待走出去需要的条件?他们提到五支队伍,分别是法律队伍,贸易服务队伍,促销服务队伍,专家队伍,还有公关外交队伍。这五个队伍,显然就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感到最头疼、最重要的五件事。实际上中国企业,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人才缺乏不仅仅是这五种人,还有更多的人才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短期内没有特效药,因为人的积累,是一个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种产物,比如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职业经理人的这个阶层,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在来说,它的产生就比较难,现在来说就不成熟,那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可能还是需要逐渐的积累,才能够慢慢的累计出一批人。安邦的研究人员在内部讨论走出去的人才问题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整个过程,它就像好几拨浪潮,比如说需要三拨浪潮,第一拨我们收购然后失败,失败以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很多企业会倒闭。第二拨又会出现,但是受到的影响小一些,我们会更有经验一些,但是我们走出去会发现我们适应这个市场的不够,又会倒掉一批。第三拨企业可能会有更多成功的、成熟的企业走出去,并在国际市场站住脚。在这个进程之中,中国企业会获得经验,同时积累出一批人才。另外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是在接收国外的人才,实施真正的全球化。联想这次收购IBM的PC业务,就用了一个美国人来做CEO,在美国市场上,CEO就是公司的经营核心,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公司在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从这个进程来看,大家对人才问题的看法,会更心平气和一些。

  吕立山:我看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难度非常高,这个我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最近跟一些中国企业也讨论过法律人才要培养,这个我看我和他们谈的这个计划,不管是哪个部门实施,只是说是哪个部门完成的,实际上需要一段时间,而且需要投资,如果没有投资的话,就是永远达不到国际水平,如果这个业务越来越国际化,但是这个人才还在后面呢,那么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做法,那么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有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哪些,就是看做哪样的业务,做法律业务的话我认为基础设施包括一些标准合同,这个可能就是请第三者,有国际经验的,资深经验来给你起草,给你做出一些指南,做一些相关的培训,这个培训很重要,另外就是看内部的资源,是不是有一个业绩的选择的一个机制,要看有哪些比较好,要好好培养他们,跨国公司都有培养内部人才比较健全的一个体制,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投入也特别大,这个我相信中国企业也需要这样。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结合贺军刚才提的方式,这个可能就是国际业务比较多的中国企业可能可以用几位资深的外国人员他们同时做事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做培训,这个我认为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李耀: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前一段时间我有几位同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很多中国要走出去的企业呢,人才在缺乏的时候,它可以采取一种办法就是借用外脑的做法,就是可以在律师楼方面找最后的恩律师, 一方面帮助他,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训练过程,但是自己得有人跟着学,在财会方面,可以找好的财务公司,自己也培养出一批人才,在金融方面又和一些好的金融机构打交道,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他既把事情做成了,队伍也慢慢训练出来了。

  主持人:今天的搜狐-安邦财经论坛三位专家是畅所欲言,相信会给已经走出去或即将走出去的企业带来一些良策,我们也衷心希望更多中国的企业可以顺利成功的走出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各位媒体的同仁和各行业代表的热情参与,更多的内容可到搜狐财经网,以及安邦产品网站(www.anbound.info)上浏览。

(责任编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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