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友王江龙的《“无官不腐”？网上“腐败定论”太荒谬》和网友王克安的争鸣《“官员腐败”是“极个别”现象吗？》之争，很热闹，以文、以理相争，很是精彩，前者反映的是权力部门的“专门反腐学者”之观点，后者则是反映民间“业余反腐人士”之观点。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无官不腐”只是民间的一种“愤怒、不满情绪”的流露、宣泄，基本只出现在网友的跟贴之中，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践都站不住脚的。所以“两王之争”的实质是：腐败分子究竟是不是“极少数”、“极个别”？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是同意王克安网友的观点。

　　（二）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邓小平指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邓小平说“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江泽民则说“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邓小平说“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江泽民则说：“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中国的领导者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这些“说法”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我的理解，至少说明腐败分子还是相当“厉害”的，而决不是“极少数”、“极个别”。

　　（三）“反腐败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斗争”这一观点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

　　陈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这样教导我们，反腐败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我想，如果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极个别”，它有“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这样的“巨大的反动能量”吗？我想，如果果真只是“极少数”、“极个别”，那么老百姓至多只会认为，那是用来“吓唬人”的，就不会真信。而现在呢？想想领导者们的这些话，再看看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便将领导者们“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警言铭记在心中。

　　其实，再想一想前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大厦一夜崩溃，原因何在？我想，位高权重的“极少数”、“极个别”是重要原因，然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上至下已经形成了“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可不是用“极少数”、“极个别”能解释得了的。

　　当然，我不是说当今的中国从上至下也形成了“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我的观点始终是：中央没有，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却是存在的，否则就很难理解当今的反腐败会如此艰难，“中间梗阻”、“贯彻危机”现象会如此严重。“极少数”、“极个别”的腐败分子是难于承担如此“重任”的。

　　（四）这样使用的“数字比例”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两王之争”，有的人用以下这样一组数字来反驳王克安：“全国还有各级各类干部4051万人！这么大个基数，5年开除不到14万人，一年平均不到3万人，1000个人里开除一个人，哪个是‘极少数’，哪个是大多数，还用争辩吗？”

　　而我认为，对“数字比例”的如此运用，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认为腐败的严重是基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客观存在”，而王江龙、李新勇先生所讲的腐败分子则是这种“广泛客观存在”中的“倒霉蛋”。（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被查处后就说：“我犯了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如果王江龙、李新勇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现在被抓的已经是现实生活中腐败分子里的绝大多数”，那么，或许真还有说服力、批判力，遗憾的是，没有被查处的要比已经查处的多得多……

　　的确是这样，以黑龙江绥化来说，就卖官买官成风将当地主要“第一把手”“一网打尽”的情况来看，腐败分子绝不是“极少数”、“极个别”。然而当出台了一个“5万元以下不予追究”的“土政策”之后，进入统计数字的数字就变成了“极少数”、“极个别”的了。

　　我坚持在《我的观点：看高检公布反腐数字》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对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开发区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的腐败”等“权力资本腐败”的“秋后算帐”，还只能说是开始，“腐败分子受审的高峰期”还只是刚刚来临，所以绝对不能用“已经被抓的、被审的”来代替“还未被抓的、被审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王江龙、李新勇先生稍稍有点书生气了，稍稍有点形而上学了。

　　（五）民众的“算法”和“专门反腐学者”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民众为什么有“无官不腐”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将凡发生了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都算作了“腐败分子”，而“专门反腐学者”则往往将“构成违法犯罪并受到惩处”作为标准，两者“标准”不一样，“参照点”不一样，“结论”自然就不一样了。

　　就以“三大公害”——公款、公车、公款出国考察——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公款大吃大喝一年2000亿元、公车一年消费3000亿元、公款出国考察一年花费2000亿元，这7000亿元占了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是谁的行为？肯定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这其中有没有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以及不是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肯定有，但是为此而“倒霉”而被列入统计数字中的领导干部究竟有多少？实在是鲜有人知了。

　　再以人们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比喻为“新的‘三座大山’”来说，其中又有多少可以查得出腐败大案、要案的？肯定不少，但是如今查出的与现实存在的相差得实在太远了，而我们的统计数字肯定不会将没有查出的统计在内。

　　（六）最后，我想重申的几个观点。

　　第一，腐败分子究竟是不是“极少数”、“极个别”？我的回答非常明确：不是，但也决不是“大多数”，“无官不腐”就是更为错误的了。正确的措词是：“相当一批的……”、“一定数量的……”。

　　第二，对民众“无官不腐”的“情绪宣泄”之“说法”，不必过于“认真”。其实，人们对“十六大”以后的反腐败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这才是真正的主流。对此，要有一点延安时代毛泽东对“骂街”的农妇的气概和度量，认真处理“骂街”背后的东西，结果是“皆大欢喜”。

　　第三，我很欣赏“二王之争”中的“大家”风度，将力量都放到文字的争论之中，观点各不相让却都在客客气气地说理，人民网上的争论应该有这样的风度。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