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医疗体制的阿克琉斯之踵，亦是一道关乎旧有体制变革的政治难关。漫漫难关，从何而越？

　　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县城里的马国林一家，在1996年以前的记忆都是惬意的。父亲马国林有两份薪水，儿子马铸铭当老师有几百元收入，妈妈王翠霞月收入300多元，家庭年收入36000元左右。可就在全家人感觉已经踏入了小康状态的时候，灾难接踵降临。

　　1997年，王翠霞患上了尿毒症。而王翠霞所在的单位已经十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了，也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险。王翠霞并不知道，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和她一样，正渐渐失去医疗保障。

　　1998年，王翠霞在北京换肾，花去5万元，之后，是每月服排异药的昂贵费用。马国林不仅借遍了亲朋好友的钱，还把房子押给了银行。

　　2000年开始，王翠霞体内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每周要透析，抗排斥药还不能间断，每月医药费有六七千。马国林从这个时候开始瞒着妻子在北京街头乞讨。

　　2004年4月底，马国林被诊断出胃癌晚期，最多还有一个月的生命，全家人收拾东西离开北京。

　　几天后，马国林离开人世，留给儿子的是妻子看病时的所有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还有重病的妻子。尽管后来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每个月可以报销医药费1500元，但另外的2000元，还得靠月薪只有800多元的儿子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这是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从小康跌入赤贫》。

　　虽然媒体上大量类似的报道，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从心有戚戚看到神经麻木，但这些报道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表象的、个别的和局部的。

　　不过，卫生部于2004年12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用来自20万人口的权威调查数字，全面揭示出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在医疗方面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顿。

　　根据这份报告，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

　　显然，“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中国城乡居民最大的心病之一，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被新一代领导人列入“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着重解决的重要命题之一。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

　　一次调查，一个报告，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定格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中所有与医疗卫生有关的讨论、举措、政策、活动、工作几乎全部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这是一道关乎13亿人民命运的社会难题，也是一道关乎旧有体制变革的政治难题，更是一道关乎国家财政战略走向的经济难题。

　　在激烈的争论中，在积极的行动中，在勇敢的探索中，我们从国内国外、业内业外、四面八方收获了很多有益的解题思路。但是，最后的答案，我们知道，无论如何都还需要政府来揭底。

　　我们在期待的同时，也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