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 年终特刊 9版（政经）·自主中国·自主的良治(9-12版)

　　自主的良治

　　——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一语中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或许你惯于在你的犬儒暖窝品尝咖啡美酒，或许你立志做一个以文字为枪杆的独立的博克“枪手”，但是，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么悄然发生的，它时常不经意地在时间的指缝中流淌，而且，这些涓涓细流式的进展总有一天会汇聚成一个进步，不由得你不发觉，不由得你不承认。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作为现代民主制下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仅仅具有认识自己的需要，更有认识自己国家的责任和担当，并且要在其中坚守常识。当你尚未失去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资格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审视这一切，评论这些进步，感喟这些不足。

　　在如今全球化的语境下理解自主这个富含深意的词语，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主动性和创造性。自主性之于一个民族国家，正如太阳之于地球那么重要，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之原动力，也是这个国家公民的精神气质所在。国家的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思考：内政与外交。政府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维持决策的独立性？这个政府决策的自主性程度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政府需要保持决策的一定自主性，来保障社会利益整合中弱势群体的利益。

　　然而，在现今的政治生活中，除了黑格尔最初那种经典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划分之外，社会上的第三部门逐渐变得超乎我们的想象。NGO，越来越成为这个地球不可或缺的积极因子。NGO的自主性关乎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但是，强调NGO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与政府和良性合作。

　　外交自主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词汇，但是它的内涵仍具有不断丰富的潜力。去年一年国家领导人的密集外交，就是中国政府在世界上主动寻求恰当的中国角色的积极举动。无论是能源、经贸，还是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整个国家的外交都展示出一种对人类和谐状态的努力、对人类普适价值的向往。当然，自主性与责任是应该并重的，在这种自主性的发挥过程中，中国也承担起了一定的国际责任，在地区安全的维护上，在核问题的斡旋中、在联合国的改革中。

　　自主，也具有天生的争议性。究竟保持自主与学习西方该如何协调？其实这是一盘棋，这种制度和社会发展路径的争论，也自然地引出了关于文化自主性的争论。无论如何，在这数场火与冰式的争论中，最为紧要的，是要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最为可行的还是要客观地看待西方事物，健康地自主地向人类的一些普适价值靠近。这样才能“和平发展”大获全胜，达到一个理想的和谐状态。

　　（祝乃娟）

　　自主性与国家长远利益

　　本报记者 吴 铭

　　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要不要有自主性，怎样才能确立自主性？就在今年，围绕自主创新（比如汽车业的自主研发问题）、金融体系的自主性、知识产权制度的自主性等等问题，社会舆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放宽视野，近两年就大学教育和职称评定的自主性问题、文化自主性问题（比如儒家读经），也有非常激烈的辩论。

　　强调自主性是一种传统的回归

　　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媒体加入呼吁自主创新的队伍，放弃自主性、一厢情愿加入国际大合唱的想法的吸引力在减退。

　　经济领域的自主性问题的论争集中在两个环节：一是企业要不要自主创新，或者经济制度要不要自主；二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是否要自立与竞争。后一问题无疑更为根本。近来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争论围绕龙永图展开，这一争论很好地展现了自主性争论的两大层次。这场争论的由头只是有关汽车产业要不要搞自主研发的争辩。龙永图在“2005年中国(广州)汽车论坛”上认为，中国汽车业走目前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道路很成功，中国可以不要自主品牌，而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当场反驳龙永图，认为没有自主的品牌，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就没有地位。随后各类媒体开始争论。

　　自主性论争中对立意见最鲜明的区分在于，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三流国家还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更高的追求，是国际规则优先还是国家利益优先。一种意见认为，加入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循环（以WTO为象征）之后，中国不要再有强烈的国家意识，而要按国际规则办事；要把自己当世界公民，把从中国的角度想问题视为民族主义并加以批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看清国际规则的本质，并清醒认识到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不应甘于落后，中国有条件和能力往更具创造力的方向进取。

　　一般而言，那些认为中国制度与文化落后，以至于需要国际规则或者所谓主流价值来规范和教导的人士，基本持前一种意见，认为提出自主性问题非常没有必要。而认为应当培育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基本认同、客观看待西方的人士，以及认同既有的生活方式的一般民众，会倾向于希望国家的制度和精英阶层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为只知接轨的经济精英必然会买办化。从共和国五十多年的传统来看，强调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传统的回归。

　　自主性的呼吁兴起之背景

　　尽管如此，部分经济精英还是认为，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与国际接轨，动辄讲自主性还不是时候。这也使得经济精英在自主性问题上，与希望中国的制度与精英都有更强的自主意识的大众同样存在意见上的分化。

　　部分经济精英对中国人在加入WTO之后的转变曾有相当乐观的估计，但加入WTO还不到五年，社会舆论界便掀起了自主性论争，人们频繁地质疑而不是认同国际规则的潮流。

　　中国社会从欢呼WTO到对呼吁自主性的迅速转换，恰恰正是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刺激的结果。例如，自主创新的呼吁兴起的背景就是，人们在全球竞争中看到的不是友善的玫瑰乐园，而是一个等级化的全球秩序。如果只是“世界工厂”，那么就只能以八亿件衬衫换取一架空中客车，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利润。这就推动中国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而且人们很容易就发现，没有采用“市场换技术”战略的行业，技术倒发展起来了；而采用了“市场换技术”的行业，技术却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中国并不缺乏发展技术的能力。

　　又例如，知识产权制度自主性的呼吁的背景则是，美国将一整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塞给其他国家；而历史研究恰恰发现，19世纪末以前的美国，一直都被英国等国视为盗版大国。知识产权制度因此必须重新思考。

　　金融体系自主性呼吁的兴起是另一个例子。目前围绕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的争论包括了多侧面的内涵，比如国有银行上市是否存在贱卖现象，比如银行改革只向外资开放而不向国内民营资本开放，是否不恰当。这两点疑问最根本的要点都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理论是否应该有自主性，在于能否自主看待国有股东和外资股东在改制的国有银行中的作用。一种有关改制的主流看法认为，国有制是国有银行经营不善的根本原因，而外资的进入则可以带入良好的管理经验，这也是以市场换管理和效率。批评者则认为，恰恰相反，一旦国有银行成功改制上市，“国有”大股东的招牌就成了非常值钱的东西，这不仅因为没有什么信用比得上国家信用牢靠，即使改制国家信用照样起作用，而且因为“国有”意味着垄断资源，外资股份正可拿股价为“人质”，要挟国家放慢民营资本进入，以维持上市银行的价值。而外资由于只有少量股权，并无引入优势资源的积极性。因此在批评者看来，如果不能自主看待“国有”资本和外资的真实价值，就必然自动低估国有银行的价值，必然阻碍向民营资本开放的进程。

　　知识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制度的自主性，说到底有赖于文化自主性的确立。近年来有关文化自主性的呼吁和讨论在深度上有颇值得注意之处。在大学改革及大学教育等问题的讨论中，甘阳等学者针对盲目西化的大学改革思路，提出确立文化自主性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以健康的心态去了解西方，而不能以为随便抓一剂西方的药，就能治中国的病；并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尽快解决培育新一代精英的历史文化认同感的问题。

　　强调自主性的另一面

　　经济精英对反思全球化、强调自主性最主要的忧虑是，这种思路越来越有市场，会导致社会迷漫自我封闭的氛围，民族主义兴起，与其他市场国家的关系恶化，逐渐丧失自我改革的外在推动力。所以，经济精英对近年来兴起的儒家读经之类的活动往往采取拒斥的态度。而在社会大众呼吁国家制度与精英要有更强的自主性的情况下，经济精英对这一意见采取冷漠和保持距离的立场，同样会从根本上冲击他们指导国家经济现代化方案的权威。

　　经济精英在自主性问题上也面临着两种艰难的选择。一种选择是面对民众对经济精英“买办化”的质疑，发展自主创造的能力，超越自身阶层的利益考虑，避免执迷于有利于自身利益而有损于民族经济长远利益的领域，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觉捍卫民族经济的长远利益，体现出担纲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而通过将中国经济引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赢得一般民众的信任。

　　另一种选择是坚信与国际接轨、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道路才真正对中国经济成长和制度建设有利，尽管民众可能有不同意见，但经济精英自信对全球化发展的规律更为了解，也更有应对的能力，因此期望通过经济本身的成长便可消化民众的质疑。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