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矿工 平安回家

　　■本刊编辑部

　　作家余华说，在现在的中国生活一辈子，相当于国外生活几辈子。

　　在一片世相纷繁、经济高歌猛进之中，如果能拨开迷雾，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真问题，仍然在于改革的公平、国家的民主、改革成果能否尽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年中，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警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黄色警戒线，接近非常危险的红色警戒线。

　　王斌余事件就是一个强烈信号：含辛茹苦几个月，却拿不到工钱，这位可怜的农民工在激愤之下连杀四人。这，正表明社会弱势群体由受虐转向施虐的报复倾向，以及在此背景下社会和谐遭遇的严重挑战。

　　更令人深思的是，另一个由农民工占主角的群体——中国煤矿工人，正频频集体殉葬于中国波澜起伏的经济巨轮下。近年来，中国矿山的爆炸、坍塌或透水事故连连发生，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的数据，截止到12月11日，今年全国共发生煤矿事故近三千起，死亡的煤矿工人数达到549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6人。

　　成百上千的死亡，让中国矿工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谐的最好注脚。

　　因为他们辛勤的付出与汗水；因为他们身处潮湿黑暗，却给世人带来温暖和光明；因为他们脏难险重的工作，哺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引擎；因为埋葬他们的爆炸声，共鸣着中国两极分化的警报声；也因为国人对这种爆炸声的强烈质疑，中国矿工，成为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年度人物。

　　在这个冷澈的冬季，本刊记者兵分三路，分赴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河南新密大平煤矿、以及广布山西各地的小煤窑，贴身采访了三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煤业细胞——一个采煤班组和他的成员，一个从矿难死亡线上挣脱的矿工和他的家庭，一个产煤大省的小煤窑利益链，深入矿井而后形于文字，我们相信，它们还原了中国700多万煤炭工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工群体在非典型环境里的典型生存。

　　如同每一位生活在中国的普通百姓，在平静的日子里悲欢离合，在柴米油盐中喜怒哀乐一样，每一位矿工都有他们的故事，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场所时刻面临危机，他们的故事，更关乎生死谜，手足情，更关乎个人生存最低的底线，以及中国经济成长最高昂的代价。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本刊记者在各地采访时，中国各地的矿难依然不绝于耳。

　　回顾一下有关数据是必要的：

　　中国煤炭工人总数有700多万，比全世界所有其他产煤国的煤业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农民工占下井工人的绝大多数。即便是国有煤矿，在井下第一线的也大多是农民工；至于全国各地矿区漫山遍野的小煤窑，更全是清一色的农村青壮年。

　　目前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人数的总和，每年死亡大约6000多人。

　　中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正如中国单位GDP的高能耗一样，单位煤产量所牺牲的生命也高居世界第一——2003年全世界产煤约50亿吨，死亡人数8000人左右，中国煤炭产量16.6亿吨占33.2％，而死亡人数6434人占80.4％。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近100倍，俄罗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

　　2004年，共有6009名中国矿工在爆炸、透水、塌方和其他事故中丧生，占世界矿难死亡总数的80％。

　　爆炸响起、烈火吞噬、巷道坍塌、洪水冲撞之际，矿主们损失的是金钱，官员们损失的或许是官运，只有矿工，丢掉的是生命。

　　因小说《神木》而闻名的煤矿题材作家刘庆邦说，一个矿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不是短暂的。

　　“我们通常衡量一场事故的损失，是以‘直接’、‘间接’、‘经济’、‘万元’等字眼作代码的。我一直不甚明白，一个生命的死亡算不算经济损失，如果算经济损失的话，生命是怎样换算为经济的，或者说怎样换算为万元的，换算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把遇难矿工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念出来，就像美国人在纪念“9·11”时不厌其烦地念完三千多罹难者的名字一样。这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对生命的尊重。

　　中国矿工常说的是：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而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煤炭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型行业”。值得一提的是，在煤炭占国内生产能源1/3的美国，20世纪末煤矿工人已减少到8.1万。

　　要减少矿工的死亡，必须减少矿工的总数。恰如“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我们说，什么时候中国的煤矿工人数量骤减，主要依靠机械作业；中国的出口模式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这，将是中国矿工的新生，也是这个国家的新生。

　　最后，我们祝福，每一位矿工，今天，明天，以后更长的日子，你们平安回家。

　　你们的平安回家之路，也是中国的平稳变革之路。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