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作为三九集团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推动人物，赵新先最终被抓。你如何看待这种“悲剧”式的结局？

　　朱恒鹏：我们很难将赵新先的案件作为个案来看待，也很难将其起因归咎于他本人，这与此前的伊利郑俊怀、红塔集团褚时健这些案例之间都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接下来还会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机制缺陷。

　　赵新先实际上是目前我国企业经营内外部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牺牲品之一。所谓外部机制就是企业经营的整体环境，而内部机制则是公司的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这两者的不健全，才有了赵新先今天的悲剧。

　　《中国经营报》：机制不健全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只有赵新先最终落到了现在的结局？

　　朱恒鹏：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我们的市场环境长期处在一个“混同均衡”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有坏报”。这种经营环境恰恰诱发了赵新先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赌性”。既然做了好事不一定有好下场，做了坏事不一定遭报应，那索性就违规操作。

　　《中国经营报》：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三九集团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为什么从内部没有能控制住这种极度扩张的决策？

　　朱恒鹏：其实，大部分国企上市公司都面临这一问题。虽然有董事会，但最终是形同虚设，所有的重大决策仍然是“一把手拍板”。这是从原来国有企业中继承下来的很不好的管理机制。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国企上市公司所有权缺位的问题。“一把手”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他所做出的决策无论是否存在风险，对于个人而言均没有太大影响。而且，我国对于国企上市公司高管通行的做法是，如果没有违法犯罪问题，即便因决策失误造成了损失，也只是平级调动。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管对于决策风险的评估往往也会被忽略。如果不解决这类问题，类似赵新先这样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