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我是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的王璞，受组委会的委托，来主持这一场“企业公民与和谐社会”这样一个主题讨论会，北大商业评论的组委会做了精细的安排，请到了重量级的四位嘉宾，他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想今天有这样几位重要的嘉宾肯定会有一个精彩的讨论，其中有来自商学院的教授，也有来自企业家的代表，秦朔可以做很好的点评。

　　我想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也想了一下如何去开展这个话题，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推进，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企业公民与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第一个话题是为什么？

　　第二个话题是如何去做，今天上午的几位主讲嘉宾都讲的很好，企业家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可能来自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是被迫的，被动性的。第二种有可能是来自于企业家，我们作为人，人就有马思渥所谈的五个层次的追求，人到一定程度会追求真善美，企业家在考虑这样的东西是来自于他作为人的人性光辉的闪烁，我没有想清楚，到底是主动性还是被动性，在这个时点上主动性强还是被动性强等等一系列理论性东西我没有想清楚，我想请商学院两位著名的教授谈谈你的观点。首先我想请刚才没有做主题发言的李新春院长给我们做观点的展示。

　　李新春：王璞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整个社会的走向，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我非常同意何老师的讲法，如果说整体谈太高的所谓社会责任，整个的社会和谐，我觉得还是初级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一批企业家已经非常有意识做这样一件事，比如说希望集团刘总，不仅仅是希望集团，国内还有一批企业都有这样的意识，这个意识从我们学管理的人来看，学经济管理的人来看，更多的是适应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动力。

　　作为一个企业最核心的东西是要发展，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做起，如果你想长期做下去的话，我想很难做得到。商业的伦理道德和竞争是紧密结合的一块，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要体现出更像绅士。今天下午我有一个主题发言，我想讲的问题是做土匪还是做绅士，我觉得现在的企业家，不是说这个人很好，他愿意做绅士，或者说这个人很坏，他愿意做土匪，其实是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导致的大家都有点儿像土匪。下一步的环境，我觉得光做土匪肯定不行了，因为土匪抓得太多了，上次《中国企业家》杂志做年会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中国企业家》杂志这些年的封面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去了，但问题是今后还有多少人会进去？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过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将来我们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都会比较明智，这个明智就是可能会慢慢的绅士化。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判断呢？这个判断是来自于一个基本的看法，一个企业要生存就要依靠环境，这个环境要朝向和谐社会，朝向有责任感，有伦理的方向发展。

　　王璞：下面请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陈家强先生就这个观点做一个补充。

　　陈家强：我和李嘉诚先生做对话，我问他为什么发展慈善事业？他这样说，做生意一定要赢，不赢的话对你的员工，对这个企业就没有负责，商场如战场，一定要赢的。赢了以后，他感到上天给了他很大恩赐，给了他很多智慧，做管理，做生意，他会把上天给他的回馈给社会，所以他要做慈善事业。回馈社会他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他从事慈善事业不仅是给钱，他还在管理慈善事业。

　　我觉得企业追求社会责任和利润、人性怎样分呢？我想利润和人性是很重要的，有的企业做到了很大、很成功的时候，老板都会履行他的社会责任。

　　王璞：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刚刚说一般的企业家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人性光辉的闪烁，您说的一般，你作为院长有没有组织过研究，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企业家会有这样的情况？

　　陈家强：成功的企业家有人性光辉我看到的数字有很多，可能有一半，他们并不都像李嘉诚那样，他以不同的方式回馈给社会。

　　王璞：将来这个做课题，就是我们组织人研究，到底有多少人是源于主动性的去发展和谐社会的企业家责任，有多少是源于被动性的，来做一个分析，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有没有变化？

　　作为人来说，血液是极其重要的，造血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而是人活着有不同的追求，无论他的追求是什么。我想企业也是一样，企业赚钱、盈利或者说能够生存下来，得到一点一点的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或者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我想企业并不是为利润、为赚钱而活着，企业活着一定有它更高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可能不同企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可能不见得有时间能够深入谈下去，但总之企业和血液是一样，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是为了造血功能的增强。

　　下面我想请发展比较快的，空调行业的巨头，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先生谈一谈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和企业家责任的使命。

　　李兴浩：我认为今天这个主题非常好，中国政府部门能够把这个主题关注到底，中国人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知识的学历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这个学历必须要付诸于行动才有力量，他们的这种知识化为行动力，变为物质，变成结果，这是我们做企业最关键的地方。我认为要把企业做大做强还是离不开文化，我认为企业在变大和变小的情况下，只有一个方面不能变化，就是做人做事一定要做好，作为我们企业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提倡是从小到大也没有变过，就是怎么样把每件事情做好，把人做好。

　　我们志高做任何事情都会想，首先是思维定位，如果一个人在吃的饱，穿的暖的情况下还去骗人，就太傻了，一个企业要想成功，要善待员工，有了这种思维的前提下要想到做任何工作，任何事情都要反思，要为对方去想一想，我认为文化的东西就是在市场上、社会上传播的东西。人很现实，每个人都想交一个能够帮到自己的朋友，实实在在的朋友，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有安全感的朋友。怎么样才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呢，社会上有这么多人，自己只有这么一点时间。

　　刚刚我说了，今天的就是要把管理和优秀的人才进行合理的搭配，不是说有用的人才用，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用，要把他个人的智慧和他的岗位进行有效的结合，才能达到和谐的社会，我认为搭配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再把我们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作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企业要面对社会，我出门肯定听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管理这个国家的，回家听老婆的，这样才有和谐，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定位，肯定就会乱套。

　　我们作为企业，都会从各个环节把我们的文化传播给社会，让别人知道了我的文化，就会来买我的产品，这个企业好，我就用我的资源支持他，然后他把资源返还给社会，这样一个企业到处骗人，这个时候你支持他会更加伤害社会。我做空调，我附近所有的老人我都发养老金，村里的老人没有人照顾，我都会养，困难人没有钱读书，我就会帮助他，但是社会这么大，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在我周围一公里范围内支持他。有人问，你有一万六千人，你还做不做村民小组长？

　　说做，我可以让他们永远有八千块钱一年的收入，这样三农的问题就解决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周边的环境才会好，这就是我们企业要稳健发展的前提下的定位。我们做企业的时候，你要管好企业，就要管理你的时间，要把企业做大，就要做好你的文化。

　　王璞：下面请长期观察社会企业的资深财经记者秦朔先生就刚才发表的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秦朔：我首先想谈一点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看法，今天早上起床我开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出一条消息，中国的单位、企业、个人，如果觉得政府现在出台的法律法规有和宪法违背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的审查。

　　我觉得我们国家提很多口号理想成分都很大，我觉得要是我们能够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把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和它的制度基础建构好，和谐社会六条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和谐的法制，如果我们和谐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与法制的基础的话，要奢谈要这个企业尽社会责任，要那个企业尽社会责任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商业伦理，比如说文化等等。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谈。今天非常高兴，何教授邀请我来做点评，我们应该把企业容纳进一个组织，刚才陈教授说有一亿多是在民营企业，再加上其他人，有数亿人在商业单位里工作，我想有这么多人都在你这里工作，你理所当然本身就有一种责任，如果他们在你这里工作，他们觉得能养家糊口，有预期稳定的收入，我觉得本身这个企业已经在尽社会责任。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在社会上很受尊重。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一起又要讨论社会责任呢？我非常同意李院长刚才的看法，早期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要成为一个市场化国家，要最大化调动市场化活力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会出现在一定时期，越流氓，越土匪，越少承担社会责任就越容易获得利润。比如很多房地产公司，我能够把政府官场勾结，我就能够少拿出成本，还有的时候价格战这么激烈，他只能偷工减料，只能克扣劳工，所有这些都不符合基本法制和商业伦理的。但是在过去这种扭曲的过程中，其实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扭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反而能够生存下来。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未来一段时间，哪些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比如说它有二十年的寿命，恰恰我们得到的结论可能是那些比较关注股东的价值，比较关注员工的价值，比较尊重人，比较多的注重管理，也比较多的去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今天深圳有很多这样的企业，房地产有万科、中海、金地、华侨城，金融行业有招商银行、平安，这些企业都是八十年代出现的，你如果总结他们的历史，长期来看，他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可能都竞争不过那些很少尽社会责任，很土匪，很流氓的，但时间长了你会看到，反而是那些更绅士化的，更人文化的，更现代化的企业有后续的竞争能力，所以我觉得现实已经教育了我们，你比较早的开始思考你的责任，你会成长更好，持久来讲你是长距离竞争的赢家。

　　王璞：我觉得要推进这样一个企业公民和谐社会逻辑关系的实现有三种力量，或者叫三个层面的力量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层面的力量是传统文化的力量，第二个层面的力量是政府的力量，第三个层面是企业家的力量，您刚才在发言中也捎带谈到了政府要做到和企业家要做到的。2000年的时候，我们给华利集团做咨询的时候，当时他们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去北大演讲，我们和他们签了一个协议，后来有一次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无意中去了一个上天竹寺，方丈跟我说，你跟企业家讲，一定要散财，做好周边的环境，他说的很朴素，没有大道理，他说做好了周边环境，这个企业就有发展后劲，就会有后续发展。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位方丈说的和我们的很多专家讲的差不多。中国有“和”文化的传统力量，是能做好我们想做好的每件事的。

　　第二个力量是政府的力量，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觉得也能够支持我们企业，也做到位了。不久前，也提到了和谐社会、持续社会，持续发展这些核心概念，引领我们的人民和企业家在往前走。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三个层面的话题，我们就有了前两个层面的基础，因此我觉得要做好这件事情是三个层面的力量在递进推进，一步比一步早，2000年是传统文化，2002年是政府引导，到今天我们企业家开这样的论坛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的递进，所以我坚信下一步一定能做好。观众提问：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我想请问香港科技大学陈教授一个问题，刚才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公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刚才我听到很多，谈企业的多，谈周边环境的少一点，我想请问陈教授一个问题，西方国家从政府这个层面如何促使企业做好一个企业公民？

　　陈家强：我想在西方企业公民的运动不是政府行为，一般是企业和民间团体、媒体、学界推动的。西方国家一般来说他们在制度、法律方面定下了规矩，可是还有一点，我想这个运动其实在学术界和NGO、非政府团体提出来，有些是欧洲，比如说美国，他们的政客、国会议员把这个话题拉进国会里面，但主要还是民间推出的。

　　学术界和NGO、非政府团体提出来，有些是欧洲，比如说美国，他们的政客、国会议员把这个话题拉进国会里面，但主要还是民间推出的。 在西方，民间团体和新闻界的力量是很大的，有很多非政府的思想库，他们很多时候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就开始推动这个活动。像WTO也是这样的，这个是政府和民间团体、学术界均衡的力量。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