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由北大商业评论主办的这个讨论会，我有很多理由要来参加这个会，第一个理由，当我离开了中国大陆三十九年之后第一次再回到中国，那就是北京，那就是1988年，我到北大经济学院去做演讲，接待我的是厉以宁教授，所以厉教授是我回到中国来第一位认识的中国经济学家。

那个时候我就在北大做演讲，题目我还记得很清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觉得在那个铁饭碗仍然流行的时代，那个观念也许可能激出一些火花。我还有机会参观北大的校园，北大的经济系，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北大尽管没有很伟大的建筑，可是北大有很多大师。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参加这个会是我很难想象得到，在华文世界，一个杂志只有两年的历史——《北大商业评论》，就引起了大家公开的肯定，学术界、企业界、海内和海外，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特别要向关键的人物何教授表示我的敬意。

　　第三个原因就是深圳，深圳我不是常来，但是每隔两三年就会来一次，这次到深圳来，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们《远见》杂志的另一位创办人王女士今天也在座，我就想到深圳有今天，也许跟我下面要讲的故事有关系，那就是1997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远见》杂志总编辑王女士跟我到新加坡一起去见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到了新加坡以后，李光耀先生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们，说本来约定四点钟的约会，能不能请我们原谅。

　　很客气，说延迟一个小时，到五点钟，然后李资政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聊天。为什么一向守时的李资政要推迟一个小时？那就是因为前一天邓小平先生过世了，李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受全世界媒体的采访，一个小时时间。采访完了以后就见我和王女士。当李资政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是中文和英文穿插说的，他先用中文说，告诉两位，今天邓先生过世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他来到新加坡很多次，他60年代来的时候，他说新加坡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贫穷的渔港，可是他最近再来的时候，新加坡几乎是被认为在那个时候亚洲，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现代城市。

　　他说邓先生问我，是什么原因把新加坡可以变成这样？李先生告诉邓先生，他说我跟他特别强调，李光耀先生说自从我当政之后，我从头到底一直推行的政策就是门户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社会。他说因为我开放，因为我自信，所以我们新加坡有全世界来的资金、人才、科技，只要他来，他有条件、他有资金、他有专才我们都欢迎，李光耀很幽默的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对邓小平先生发生了影响，所以他这么多年来一再的强调要改革和开放，当然这是1978年、1979年的事了。

　　回头来看，没有邓小平先生的开放与改革也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没有今天的深圳也就没有了今天的会议，所以我们可以把厉以宁教授、何志毅教授和邓小平先生以及李光耀先生结合在一起。如果再幽默一点讲的话，这两个渔港很幸运的有两个渔夫，新加坡就是李光耀，深圳就是邓小平。

　　我们今天所有的话都可以不用讲了，这张照片是什么呢？刚才坐在我旁边的袁岳告诉我那就是丽江（幻灯片），如果这个照片上很高的雪山去掉的话，下面就是我最熟悉的威斯康辛。可是这张照片有一个关键之点，这个照片没有人，因为没有人，它一定和谐，但是社会没有人就不是社会了，社会学家袁岳一定会提醒我。

　　怎么样会有人？人是所有烦恼的根源，怎么样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予以和解，这是很大的学问。我个人是研究经济的，也许谈到这个题目讲和谐社会的时候，在我们的思维里头念经济的想的是怎么样创造一个小康社会，或者是怎么样创造一个有效率的社会，甚至于我们说是有生命的社会。所以管理学者也好、社会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我们谈的是这个社会怎么样更开放、怎么样更民主、怎么样更多元，怎么样更富裕，当然我们还会谈公平竞争。

　　今天我们谈和谐社会，这个层次远远比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形容词高，因为你说你有效率，到底干什么要有效率？效率最终的目的在哪里？你说我要很公平、很正义，那就是最后的目的吗？也许和谐是里面最高的一个层次，你有了钱不和谐也没有意义，你有了效益不和谐也没有意义。所以为什么这个题目取的层次很高，大家贡献不同的领域，然后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社会建出一个和谐社会。

　　诸位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去跟欧洲人谈的话，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欧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组织，他们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会跟你说，我们发现二战之后，凡是军事侵略、军事打仗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欧洲人发现只有靠经济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欧盟，所以凡是军事不能解决的我们用经济来解决。我们再问一句话，凡是经济不能解决的要靠什么？我觉得虽然年龄的增加要靠文化。再问一句，如果是文化不能解决的要靠什么？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还是靠文化，另外一个说法是靠上帝。不管怎么样，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是现在社会里很重要的工具，其目的当然就是社会要和谐。

　　我想我本来有两个方式可以讨论今天的题目，一个是理论架构，一个是根据我今天实际的经验，因为今天时间很短，我就采取第二个方式，根据我自身的经验来谈，如果一定要加个题目的话，就是“从我观察美国社会和台湾社会的延伸来谈和谐社会在今天中国的建立”。

　　我先谈一下美国，我1959年到美国去念书，念了五年书以后一直在教书，教了三十四年书，所以美国的社会按道理来讲我是最熟悉的，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小的时候呆了十三年，然后在台湾是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二十三岁到国外去了，以后一直都在美国，按道理来讲美国我是比较熟悉的。我是怎么样形容美国呢？如果今天我问在座的人，你说美国是一个好的社会吗？美国是一个坏的社会吗？美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几乎是众说纷纭，可以说美国是一个人间的天堂，我用下面的七段话来形容一下我眼光里的美国社会。

　　首先美国是人人有成功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但是个个有失败的自由，那是公平的美国。第二，大家向前面看，大家也向钱看，一个向前面看，一个是向金钱看，那就是公立的美国。第三、企业拼命的赚钱，企业也慷慨的捐钱，那就是企业的美国。所以今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里面就是比尔•盖茨夫妇。第四、美国有那么多的百万富翁，美国同时也有那么多的贫穷家庭，这就是残缺的美国。第五、美国处处有大案，美国时时有枪杀，这就是迷惑的美国。第六、美国左手拿着胡萝卜，右手拿着木棍，这是官方的美国。第七、政府要打仗，人民要撤退，这是今天的美国。

　　如果你是墨西哥人，你们一定听说过这个话，墨西哥人说：“上帝啊，对我们为什么这么的这么的不客气？他们说，离开美国是这么近，离开天堂是这么远。”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因为我住了四十年，自己是个外国人，究竟怎么看美国，我觉得尽管美国政府有那么多缺点，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人绝大部分人是挺可爱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偏见里头，美国还是离天堂最近，离地狱最远的一个社会。

　　第二，我谈谈台湾，我从中学二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在台湾，尽管我四十年的时候在美国教书，可是我也经常回台湾，所以台湾我也熟悉，台湾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台湾非常辉煌的时代，那是1960到1980年，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有一个特质，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是个威权时代，但是经济挂帅，所以一直是在经济的考虑下，当经济在主导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是进步的，相反的，政治挂帅的话，经济就长衰，中国大陆有幸或者是不幸发生了文革，幸亏这个文革不是发生在台湾。

　　十年之前，我们说的亚洲四小龙，十年以前韩国南朝鲜的人均所得比台湾少，而从去年开始开始超越台湾，因为这十年中，台湾因为政治主导了经济。今天我们到了中国，没有人能够相信，包括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你看到今天的北大，你不能相信这个《北大商业评论》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令人难以相信的进步今天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生了。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你能不能在两难之间进行取舍，每一个两难都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讨论，都很有趣。

　　第一个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两难，效率VS公平，哪个应该在前？哪个应该在后？安定VS自由、稳定VS民主、开放VS控制、专业知识VS政治权利。这里我把开放和控制引申一两句话，我记得也是1997年，我们《远见》杂志在南京有个研讨会，然后到上海拜访汪道涵先生，他跟我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高先生，我在报纸上得知你们请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花了七万美金请他做了一场六十分钟的讲座？他问我有这个事吗？

　　我说报告汪老，你问对了人，那场会是我办的，我是那场会的主席，他说你真的付了七万美金？我说不太对。他说是太高了吗？我说不是，太低了，我说我们付的比七万美金还要高，后来他没有再问我了。我们请的是迈克尔波特在台上讲了六十分钟，当然值得，所以我跟汪老说，你请我们吃饭，我们把值得十万美金的报告跟你说。吃饭的时候汪老先生带给我一本书，他说这本书你应该看一看，是《交锋》，后来我跟汪老说了一下为什么那超过七万美金的报告是值得的，有人问波特教授，美国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家，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波特教授说当然可以，他说全世界现在最开放的国家就是美国的，全世界最快的资讯到美国来，全世界最好的科技到美国来，世界最好、最便宜的东西都到美国来，所以美国是全世界人才、资金、资讯、科技最高的国家。相对中国其他地区来说，深圳是开放的，所以今天可以说它是另外一个上海，另外一个香港。但是有很多人去过台湾，我在这里也帮台湾讲一句话，那就是台湾人的品质相对而言比较好一点。

　　所以在我们中国出了这么伟大的硬体建设之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软体方面，就是人的品质、人的气质、人的态度、人的修养还值得我们再加强。一个社会要开放必须要懂得高专业知识，这是不是丽江（图）”我们讲知识就是权利，如果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没法翻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是权利就是知识，如果这样翻的话只有六十分了，因为台湾有一句话叫官大学问大，官大学问大是没有止境的。科技、教育、文化这些都是软国力。

　　不管你是黑人白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城市还是乡村，机会要平等，大家可以念书，大家可以工作，大家可以批评，要机会平等，绝对不能讲所得平等，凡是人，每个人所得都是很接近，你当大学教授赚钱三千还是三万这是你的本事决定的。

　　下面让我很快的描绘一下，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构建和谐社会，我的偏见认为应该有哪些呢？首先要有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我们今天有一千块，或者按照购买力评价指数，在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可能有五千块，我们要比较生活水平。

　　第二我们要有配套的设施，第三一定要有法制，没有法制就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官商勾结，政治的垄断，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会受到影响。第四要教育，人的品质比一切都重要。第五、我们今天也听了很多次，包括刚才杨总谈到公司的社会责任，今天在座有很多企业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呼唤管理的智慧，每一个企业家也许眼睛里看到的是两座山，一个是前山，一个是后山，前山是企业与人，后山是社会责任，次序很重要，你爬了前后再爬后山，先创造财富赚钱，然后再奉献社会。

　　一个企业家要有两颗心，一个是企业的雄心，另外一个是企业的良心。第三企业家要有两股气，一股气是豪气，要能够闯天下，赚很多钱。第二要有志气，不能吝啬，要捐很多钱。大官被称为是大人物，做大事的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最后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一个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五个“非不可”，第一、企业非赚钱不可；第二、赚钱非成长不可；第三、成长非创新不可，第四创新非人才不可，第五人才非平等不可。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