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辜先生的精彩致辞和演讲，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2006年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分水岭，入世保护期过后，在实现和谐社会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样总目标的指引之下，中国将要走什么样的经济文化路线，未来的五年中国社会在转型期内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怎样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如何在自身变革的同时在全球经济化经济格局中找到永不迷失的目标，后开放时代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文化基因何在？接下来的论坛更加精彩更加智慧，接下来的主题是和谐社会的经济使命与转型期文化修复，现场交给论坛的主持人中国《经济时报》包月阳先生。有请包先生。

　　包月阳：感谢赵赫先生。各位好，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上午单元的论坛。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和谐社会的经济使命及转型期的文化修复，这是国家和民族正在面对的世纪课题，已经开始的十一五规划的五年，将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这两化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久持续不衰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复杂的深水区的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面临诸多二难局面，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挑战需要去面对。

　　首先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7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以低廉劳动力为代表的成本优势被同步产生的新矛盾，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利益严重的农民工权益问题等抵消，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源价值提升的新的使命。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公共资源配置失衡，教育、医疗等公用事业在产业化推进过程中出现明显的负面效应。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种种发展的不平衡正在演化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已经成为改革路上暗礁，如何解决工业化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而不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如何让量大面广大的农村融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真正建设一个新农村，如何缓解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等等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的支撑，更需要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导引，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的文化困惑期，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道德感的降低和文化缺失的苦恼。当中国越来越具备大国的经济要素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中国缺乏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文化内核。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企业的治理模式正在日益显著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作为商业推动者，企业如何在社会文化体系的修复和重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并扮演大国形象的时候，社会和谐这一命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身发展的目标与内涵，中国必须放眼全球，在全球的环境保护、反恐怖主义、社会公众危机、大型人类灾难等领域中表现出大国责任与影响力，推进国际社会的和谐。今天我们面对几位非常优秀的解答者，我将和大家一起聆听他们的观点，现在我将给大家一一介绍参与讨论的几位嘉宾。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先生；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先生；华谊兄弟影业执行总裁王中磊先生；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先生。

　　第一个环节，百秒演讲，这是搜狐论坛的创新。请各位嘉宾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把他们要表达的对2005的回顾和2006年的展望精彩的观点呈现给大家。

　　张朝阳：我回国已经十年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名字起名为ITC爱特信互联网技术中国，从来没有想到搜狐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媒体平台。随着中国网民的继续增多，媒体平台将会继续加大，而且将从文字的形式走向多媒体的形式，面对这么多网民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每天告诉世界什么，告诉中国人民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最前面，这都是非常重大的选择。我们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在2005年充分加强了我们的编辑队伍和每天告诉世界观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2006随着宽带多媒体的发展，我们将会在这个平台的娱乐性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使得搜狐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不仅给人们提供思想的营养养料，同时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和休闲带来快乐的时光。

　　徐友渔：我作为一个文化思想的关注者和研究者，我认为2005年可以叫做国学年，就像2004年被叫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一样，北京大学成立了博学院，人大也办起了博学老板班，社交所成立了儒学研究中心，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的时候，我们也举行了讨论等等的事情都说明了国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学术界、文化界关于国学引起非常极为尖锐的争论，我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虽然双方进行非常尖锐的争论，大家仍然保持学者的风度，大家争论的事情毫不留情面，但是底下是好朋友，我们发扬宽容的精神。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要捍卫你发言的权利，我要尊重你发言的权利，所谓的宽容就是用交流和沟通来代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不但在学者之间应该有宽容，而且在任何人之间包括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包括政府跟民众之间都应该有宽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胡适讲过，宽容是自由的最根本的条件，而我们前面几位都讲到了创新精神……

　　孙立平：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面，每年到年末的时候《南方周末》都给留一个版写一篇年终专访，已经写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今年很不幸写完之后最后快出报的时候被枪毙了。这篇东西写的是什么？我把它叫利益博弈的一年，我想用这个来概括即将过去已经过去的2005年。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这不是说以前的时代没有利益，没有博弈，而是说那个时候基本的利益格局不是由社会当中的各种力量博弈形成，现在我们却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提出来一系列的挑战，从结构的角度来说，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说，如何能够形成力量的相对均衡结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力量对比失衡。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为利益博弈来做出安排，现在我们缺少这样的安排。所以很多博弈不是在今天的台面上和桌面上进行的，而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在私下里进行。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原来的时代更多讲的是对和错，正确和错误，在这个时代可能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

　　余秋雨：大家好，2005年过去了，整个2005年我几乎都在学习，通过演讲的方式在外面不断讨教，上半年开始在台湾各大城市做巡回演讲，后来到了美国的著名大学巡回演讲。演讲的时候，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可以向世界和自己的传统汲取什么营养。这个问题上世纪末我已经感到了，经济转型很快，文化几乎没有转型，在这个时候文化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伸出手来向一个没有转型的领域讨取自己的思想营养。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出现，不是说没有转型之前的文化没有优点，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不断地到海外去，通过演讲通过交流来认真思考，中国文化到底怎么了，到底有什么方面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社会进步，从什么方式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西方主义迷失或者民族主义迷失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大，我们需要合力参与，是真正文化思维上的改革。

　　潘刚：大家好，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强调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只有农民富裕了，中国才能真正强盛。有人评价伊利集团的崛起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典范，因为伊利集团这几年创造几百个就业岗位，带动几百万农牧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给奶农发放奶款，上缴国家30多亿的税金，伊利集团的发展带动了区域三农问题的解决。过去讲到牛奶都是老人、病人和孩子来消费的营养品和奢侈品，随着中国乳业的发展今天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常常提到的柴米油盐醋茶，现在变成八件事，柴米油盐醋茶奶，牛奶进入家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未来当中国所有的消费者，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都能放上一杯牛奶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发展了，离我们所要求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远了。谢谢大家。

　　王中磊：知道我这个公司的名称也是跟电影有关系，电影是一个造梦的事业，我在05年实现了很多的梦，我的太太怀孕，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她每天晚上都在做梦，梦的就是吃。我在05年实现了傻根《天下无贼》的梦，实现了陆川《可可西里》的梦，实现了周星驰《功夫》的梦。06年我们会继续做梦，我们已经放了很多梦想在里面。电影是一个很传统的，现在变成百年之后很传统的娱乐行业，未来五年之内新的媒体产生会使传统媒体走向衰落，但是我非常相信我们这样一个公司制作梦想、制作的公司在未来新的文化结构、新的媒体产生的同时，我们相信内容不变，梦想不变。谢谢。

　　项兵：非常荣幸参加这次大会和讨论，我从2000年起一直到起来一直呼吁唤醒中国企业的全球意识。以全球化主流行业、主流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很多方面战争已经结束了，国际竞争对中国企业留下的空间是很少很少的。要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我们必须以抗衡对抗抗衡，过去三年的时间一直在呼吁中国企业的全球意识。今天的主题是和谐，要实现和谐，中国必须出一个大的中产阶级，中国必须出一批强大的商业机构、企业新富，仅仅靠目前的事业，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价格价格再价格，成本成本再成本，把全国的中产阶级练成无产阶级，这个思想很难改变，我们很难出中产阶级，同时对全球的杀伤力非常大。我们必须有思维的创新、意识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亚马逊.COM，包括像芭比娃娃带来一片崭新的天空，才能给个人带来世界级的收入，同时带来回报。回到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要出一批世界级企业的人文精神志士，必须以大我的心态超越全盘西化，走出第三条路，开的心态来探讨这一点。

　　主持人：刚才只有一百秒的时间，下面的时段相对宽松一些。我们现在听一听张朝阳先生现在想什么。

　　张朝阳：刚才在主题发言的时候，三句话不离本行，讲了互联网。我发言最后一段讲到文化上的事情，在余秋雨先生面前，在这些学者面前有点班门弄斧，我还是想讲出来。关于中国文化上的重构，重构大国文化。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崇拜，西方崇拜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从英俊侵略中国的一排枪，把清军的骑兵放倒的时候，中国人在那一刻就失去了民族自尊心，这种自尊心的缺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复。大清王朝在康乾盛世的时候，乃至唐代中国人的心态不一样，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领先的，有原创的精神，我们却是总是说人家那边怎么办，按照国际惯例我们照抄。照抄是很好的，可以节省时间，除了版权问题以外，也是一种版权侵略，确实可以节省时间。但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整个经济上企业界、经济界甚至更深层的心理上、文化上，这种全盘西化和西方崇拜笼罩下导致我们在思维上缺乏原创性。这种西方崇拜表现的可能有时候说中国人对世界说不，这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或者对西方是一一种不愤的感觉，或者盲目地照搬照抄，我们强调需要的是一种不悲不亢的心态，首先要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有一种学会去欣赏自己民族文化优秀的东西。中国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我们的儒家文化，中国人是最勤奋的。其次，我们的中庸态度，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更具有智慧的方法。我们对教育的重视，我们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西方个人主义无法比拟的，我在中国生长了20年，在美国呆了10年，又回到中国，让我充分意识到中国人没有去过美国的说他们怎么怎么很伟大，我们有一个很高的参照系，去过几年的没有看透美国而被美国发达的体制彻底击垮了，全盘西化。我们要重新认识自己，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现在越南几个国家都那么快速成长，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学会欣赏，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应该讴歌、骄傲。这种深层每天细致的从你用到的每一个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好像就比本土的要好，或者洋品牌就好。我们对于西方代表质量代表信誉，对西方的崇拜甚至跟西方人接触的仰视心态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血脉里面，我们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来寻找跟西方平起平坐的心态。在这种心态当中我们才能找到一种原创的精神，无论是在经济，在企业，甚至在电影艺术，我们的电影跟好莱坞的电影比起来，我们觉得我们的电影总是在模仿，而且并没有像好莱坞电影就是领先世界的基本弘扬人类的公平、正义的精神，只有这样一种精神才有故事才能给观众带来跌荡起伏引人入胜的情绪。我们的电影总是想模仿一些东西，或者故作太费劲了，而没有强大的文化背景。我就先说这些，班门弄斧。

　　主持人：对于西方的崇拜，张朝阳先生主张改变这种心态，要不悲不亢，而且发出了号召，要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去年关于国学争论当中，徐友渔占据很重要的一方，我们听听徐友渔先生对今天主题的见解，也包括对张朝阳先生论点的见解。

　　徐友渔：我今天参加这个论坛非常感叹，开场的几位发言人不约而同提到创新或者创新精神。其中很多话说得非常到位，觉得中国的未来现代化前途不在于人力，不在于资本，甚至不在于技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种创新的精神。我最近一段时间对这点体会非常深，这确实是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到老百姓，包括中间的企业家、学者都在说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仔细想一下，可能在文化层面上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提倡创新或者创新精神或者创新文化，我相信不是搞一个什么创新工程就能做的，肯定不是靠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就能有一个创新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就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可笑。一种创新的精神是一个工程一个项目之下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意义上，我自己的体会，创新这么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氛围，应该是一种自发的长久的精神文化活动，不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创新项目或者出台的创新政策，万一哪一天政府觉得创新不重要了，我们整个民族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的体会，创新应该是自由精神自然自发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我今天开始百秒讲演里面提到宽容就是这一点。我当初提到宽容我想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建跟中国现代化文化之父胡适讲过，宽容是自由最根本的条件，所谓创新精神所谓创新文化一定是在自由的精神之下会是自发自然产生的东西，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或者是政策出台以后能够强行推行的东西。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做什么样的解释，无论怎么样，自由的精神、宽容的精神肯定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最宝贵的东西，只有有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创新的文化、创新的精神财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这种事情不是我们用政策去保证的，不是我们要推行什么工程，推行什么基金项目能够做到的，我们有了这种氛围的话，自然就会有，而且是千秋万代永远会有。创新精神是一个自身自发的自然事物，而不是一个政府跟政策主导下的行为。希望中国自由的精神从现在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孙立平：其实我不是搞文化的，可能是一个外行，我试着说两句。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在中西框架上来谈论，而喜欢在人类或者全球的意义上来理解。现在中国可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在文化上如何解决超越的问题。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思原来有一个观点，大约在两千年以前世界上一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几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这几个文明的基本特征概括来说，印度的文明是天和人离得非常远，中国是天和人离得非常近，两个几乎贴在一块儿，他认为基督教文明相对来说天和人之间的距离更适中一些。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可能需要解决我们文化的超越性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世俗的文化，缺少超越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何在文化上形成超越性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是世俗的，文化本身应该是超越的。只有去超越，文化才能显现出来它的特性。如果说有的话，我们这种文化过去更适合于锦上添花，而不适合于雪中送炭。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如果状况很好，能让人理智性，让人们的行为更好。如果是人们急赤白脸这样一个时期，文化的约束力就比较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西文化上有一个风险，刚才讲全盘西化，理论意义上来讲全盘西化完全不可能。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说句老实话，互联网也好，包括麦克风也好，哪儿来的？大部分是西方来的。可能有一个危险，我们学西方学了99％，还差1％没学，大家都知道这1％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要西化的时候，会不会有利于保护那1％。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问题。除了文化，如果说到社会学，刚才主持人讲到几个概念，最近几年提到的和谐社会、转变增长模式，还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去年发生改革的反思等等，我觉得从这一系列的概念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或者是一个需要进行抉择的时期。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

　　刚才讲这些年有一个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种种问题，但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十字路口，不仅仅是说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而是即使这些问题我们愿意去忍受，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但是支撑过去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这是现在需要进行重新选择的重要理由。这种选择在2006年最集中体现在对改革的反思上，改革的反思实际上具有极为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内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对于改革这个问题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形成两个极端的主张。一种认为改革出了很大的问题，甚至主张回到过去的体制当中去。还有一种看法，这些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继续深化改革，用改革解决改革当中的问题。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太同意，改革的方向我个人主张来说是无论如何要坚持的，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使得中国汇入了世界的主流文明，从而成为世界上相对来说比较正常一点的国家。但是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看到改革本身已经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我把它叫做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理想的改革和现实当中的改革越来越是两回事，最近吴敬琏先生讲了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一致反对改革，这个话可能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吴先生为什么讲这个话？其实他脑子里面是两个改革，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改革，包括解决全盘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讲到利益集团反对的改革主要是反对这个改革。贫困群体反对是现实当中某个具体的改革进程。这两个改革越来越是两回事。最近网络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帖子，这个帖子就叫“我是含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去你妈的阵痛”，某种意义上表明社会上的某种要求和情绪。

　　在利益的关系上，对立的东西不见得是对错之分，实际上表明的是不同人的利益。一百个人，99％的人一个主张，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种主张，不见得是对是错。在利益的关系上，深化对改革的反思，从而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动力可能是2006年我们需要面对的很严峻的问题。改革的共识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这种情况下改革的方向需要坚持，但是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新的动力，从而使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谢谢。

　　主持人：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改革的共识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听起来很悲观，通过我们对改革的反思如果能找到一条正确的继续改革的道路的话，我们就能化解这些问题。下面请余秋雨先生谈谈对今天主题的观点。

　　余秋雨：高层论坛、高峰论坛很多，我一直担心中国一切文化讨论都有可能流于自以为是的空洞化，那种情绪化、无效化，不仅仅是这几年，应该说是很久很久以来都有这个特征，大家空幻的在一些文化的概念上讨论，讨论的时候要说没对但是也有对的。实际上这个是情绪化的，没有经过调查考证，这个声音不要说在文化界无法取得任何共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在社会上产生真正的效果。当人民这个社会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或者无法接受你的声音的时候，这些没完没了永久的讨论到底有什么价值。我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界比较了解他们的生态方式、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在确定观念、确定自己文化的主张之前，能不能在文化的思维方法上能够有一些调整。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法国的启蒙主义最好的优势就是他们把一切理性思维都融化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欧洲思维进化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熔化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张朝阳先生刚才讲的高速公路一些细节都经过严密理性的判断和思维，而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大的概念上比如西方、东方或者中国、外国，或者这个学家那个学家永远地讨论。

　　前不久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开了一个每天的谈话节目，我讲到一个问题，我没有参加关于保守和不保守的讨论，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不断受到这样的邀请，有没有可能从儒家学说或者哪个学说当中找几句话让大家背诵，大家根据这个东西来决定我们新时代的道德败坏等等问题。我不说这个对不对，我说这个可能不可能，我们经常进入一种非常天真又非常迷惑的行为迷失当中。首先我们要背的那些话，我当然很尊敬，而且很多书讲过儒家学说很优秀。这个话当时讲的时候，没有进入我们的对话情景，我们现在面对很多文明，它有没有能力跟别文化对话？其次从技术上，它的中国古典多义的朦胧的暧昧的表述方式有没有可能经得起现代逻辑严密的反问，哪怕人本善人本恶的概念，本来是一种理论假设，这种假设在现代学说上面能不能敬德住盘问，怎么能够让现代青年接受这种假设完全去信赖它。我们对人们做一种低智化的判断，不是说我们的祖先低智化。如果所有人同意这个观点大家去选择，中国人有那么多智慧的学者，他们的选择肯定不一样，不单是儒家，还有很多家。谁来统一，谁来裁判，这个争论要进行几百年。这是选出来的，要用什么力量让全国人民去背诵？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我们起点性激情洋溢空洞的想法一次次宣言，一次次呼吁，是不是挺好玩的？我不讲观点对不对，如果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实在的时代，非常科学的时代，做不到的事情不断地想。我看到已故复旦大学非常著名的教授曾经讲过，他是认真研究了中国传统的经典学说当时被弘扬的社会现状，他说从汉代到清代，凡是非常希望全民普及一种经典的时候，这个时代往往是非常糟糕的。唯独有一个时代不太在乎，大大咧咧，那就是唐代，完全不在乎这种东西拿出来让大家普及，面对非常开阔的胸怀，非常大气的时代，不断寻求自己前面的天地是什么，下一步的步伐是什么，我们遇到的事情是什么，不断往前走。我们又出现了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些终极关怀，我很喜欢这些老教授们的认真分析。我看康熙皇帝的文章里面讲，康熙皇帝是最后一个有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皇帝，他讲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考生浑身都在背，但是全部都做不到，更不要说考生周边的一般人民。科举考试一千三百多年，男子一生几乎都在背诵经典。我刚才讲的是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这些方法在虚幻的共享当中还在进行思维的话，那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你选择什么我们不去管它，方法论上不可行，我们激情洋溢的争论无效。

　　我很赞成刚才张朝阳先生所讲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我们不要西方东方，哪些问题上我们的优点或者我们的缺点，根据我们的基因寻找，根据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非常实实在在通过法制通过经济规则来进行某一种有效普及。用经济方式普及一些观念，现在其实已经做到很多。有一些人经常向社会提出谈不上法制，也谈不上经济规则叫第一命令，必须服从的终极关怀。这些东西在中国文化当中也可以寻找到，我从99年开始走遍世界各大文明古址，考察的时候就在寻找，我们所说的东西这里也有，巴比伦也有过，印度也有过，为什么它们灭亡了，我们留着，一定要寻找这些东西。平心而论，宋代的诗人达不到，他们没有这个资料，清代、明代做不到，我们要做思考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在现代文化人的立场上来完成我们的责任。这个意义上我反对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主要的问题是梦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说梦幻当中过日子，我觉得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多少年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界在做什么？无效无效无效。现在27年来我们经济大发展，我们的文化思考、社会都大发展，但是文化界在这方面很多事情基本无效。不要说全民，企业家听的也非常非常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有一个想法，真的不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文化界和教育界。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中国人在世界文明当中现在基本留存的基因和必须要改革的陋习，用我们极其有效的方式，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改变我们的文化生态，慢慢走到符合国际也符合中国未来的步履上去。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文化回到有效的地位上来，不要再做幻想的梦幻，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让老百姓对文化失去信心，对吵吵闹闹的话大家都不感兴趣了，这个产生的后果是整体性的恶果。

　　主持人：从方法上说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找到好的方法做真正有效的事情。下面请潘刚先生发言。潘刚先生是这七位嘉宾当中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嘉宾，祝贺他当选2005CCTV年度经济人物，伊利成为奥运赞助商。刚才开会之前我问潘先生，伊利去年的数字出来没有，他说已经出来了，销售额实现了120亿，而2004年这个数字只有87亿，增长30％多。我们听一听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对这个文化问题，或者对我们中国的乳业发展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

　　潘刚：刚才几位谈的非常精彩，在文化方面谈得比较多一点。我们是做企业的，可能更多谈一些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作为企业，企业在和谐社会当中的作用。作为乳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因为乳业不是高投入高产出高利润的行业，但是乳业确实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它对整个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产业链因为非常长，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伊利的发展确实带动了几百万农民的脱贫致富，这个过程当中乳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推动，光靠企业的推动还是不够的。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发展，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发展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过去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日本当时提出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这句话非常有震撼力。日本确确实实取得这种效果，日本的人均身高通过推动之后长了四厘米，周边的印度曾经发动过一场白色革命，整个国家来推动，让消费者饮奶。只有人民的身体强壮了，这个国家才能强盛。中国乳业发展这几年确实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公众，确实民以食为天，乳业和消费者息息相关，每天都离不了。这几年也出现很多问题，阜阳奶粉事件、还原奶、碘超标，负面事件也发生很多，对中国乳业来说，实际是刚刚起步的一个产业来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作为伊利是行业的领导者，乳品行业排名第一名，作为一个企业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我们认为作为行业领导者，不仅要考虑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盈利，更应该考虑到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的发展。在这几年面对这种情况，05年的伊利率先做了一些事情，乳品行业竞争很激烈，但是这个激烈更多的表现在主流的城市像北京、上海，人均牛奶消费量达到三四十公斤。整个中国的人均牛奶消费量由三四公斤，这几年已经发展到人均13、14公斤，这个数字跟国外相比还是差距非常大。我们周边的韩国、日本都是七八十公斤，欧洲发达国家都是二三百公斤。这个差距我们看到，也可以说乳业未来的潜力是巨大的。乳业行业内的企业都在快速扩张，行业外的资本都加入竞争，造成主要的竞争集中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这种城市投入一百万的时候，你在投的时候，其它的企业马上跟进，这样造成整个行业实际是一场消耗战。这几年大家看到每天媒体的报道是价格战、消耗战，实际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像二三线市场，省份发达的地级市包括乡镇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这些市场作为任何一个企业，要想进入，可能首先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要有投入。一般的企业是不愿意去做的，05年伊利在二三线市场投入，通过选择一些市场的尝试，再到大规模的投入，就使竞争方向发生改变。所有的企业都跟着做二三线市场，让中国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得到利益，让大家认识到饮奶的重要性，把整个乳业的市场空间做大了。05年很欣慰的是，不仅是伊利，其它企业收获也都非常好。我们有了快速成长，第二名、第三名都有快速成长个发展。同时，我们也提出在行业内进行精确化管理，这种发展过程当中，这几年乳业都是快速成长，很多企业更多的集中在比速度，谁的速度快，或者谁的规模第一，那么它就是行业老大。伊利已经清醒认识到，未来的竞争中，对一个企业来说五年十年不长，真正是二十年、三十年才能检验出一个企业最终的发展潜力。我们在行业内提到，必须清醒认识到企业开始抓内部管理，我们提出精确化管理。通过精确化管理，对企业的自身综合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同时伊利牵手奥运，通过和奥运的结合，也可以使品牌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作为企业来说，我们深刻认识到伊利集团对文化体育事业的投入，对公益事业投入五千多万，奥运会我们也有投入。通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实现企业在未来的持续成长。伊利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带动整个行业实现良性发展。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潘刚先生，这一节的主题是和谐社会的经济使命与转型期文化修复。潘刚的伊利集团富有和谐社会的经济使命，奶业的产业链非常长，涉及到很多农民利益，奶业发展对于农民的收入增加是很有好处的。下面请为我们提供精神食量的王中磊先生，他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是很高，在幕后做了很多策划工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精彩的电影。下面请王中磊先生谈一谈他的看法。

　　王中磊：今天搜狐所有请来的嘉宾都是非常准确到位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或者在行业当中都是很有见解，处于领袖地位。我跟伊利也是一条食物链，更多的人喝到牛奶，证明我们的老百姓富裕了，食品结果科学了，这时候才有精力才有财力享受娱乐，才会去看电影，我们觉得我们俩是一个食物链，希望能喝牛奶的人越多，能看电影的人越多。

　　这几年电影的发展也非常非常快，在我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八年前，98年拍了第一部电影。那时候做电影是非常非常小的不能称之为行业或者产业，那时候整个电影市场充斥的都是一种类型的电影就是主旋律的电影。今天的嘉宾里面余秋雨先生是我非常崇拜的，我并不是说崇拜他的文字或者崇拜他的理论，其实我更崇拜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到他想去的地方看，去研究，巩固他的思想。王中军是我的哥哥，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进行高峰论坛。但是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的职位，喜欢我自己的职称，华谊兄弟首席执行官，我喜欢执行这两个字，所有的理论都要在执行的层面上去实现。这么多的电影，这么多的梦想，这么多的从业人员把这个行业做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98年我们拍第一个电影的时候，好像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小孩子，所有规矩不知道，所有人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时候我们选择没有听老师的话，也没有听大朋友的话，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创作电影，去开拓自己的电影市场。一部电影投资到三千万人民币的时候，就是巨额投资，就是大片，到现在我们每年在电影的投资上超过三个亿人民币，而我们当时最大的电影投资在两三千万、三四千万的票房就可以是年度票房冠军，04年、05年的时候连前20名都排不进去。在04年的三部过亿电影当中，华谊兄弟占据两部票房过亿的电影。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现象，但是这之后我们看到两个东西，我也开始像余先生一样开始走出中国，去世界上所有对电影热衷的地方，或者市场比较发达的地方去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电影市场，日本是世界第二发达的电影市场，然后是法国、欧洲。这些地区看了之后发现他们对中国电影的理解和我们自己做中国电影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现象跟国际部一样。在国外很推崇的人或者崇拜我们的电影类型往往在国内一直是被舆论所贬低或者不太客观评论的东西。中国电影这几年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我们现在有三部在全球过亿美金的票房，但是三部电影都是功夫电影，《卧虎藏龙》、《英雄》、《功夫》。为什么我们的这三部电影受宠？是特立独行的电影，国外没有的类型。功夫从强身健体融入到娱乐行业当中，这样一个想法非常美妙。我到日本的时候提到张艺谋导演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已经超越了一个导演，他们认为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神的感觉。在我们的评论界很多贬低的声音出现，每当有一个大导演出一个大作品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批评不好，批评要是客观的。

　　电影可以使我们的文化变成世界性文化的一个渠道，另外一种类型的电影也要发扬，也是要有它的独立性，比如说我们在04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可可西里》，这部电影导现在为止在全世界拿了45个电影奖，所有参加的电影节都没有落空过。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样类型的电影我们也要多拍。不要老是到我们去如何用电影征服世界，更多考虑到国内市场。伊利刚才讲喝牛奶的人的比例在全国人口比例当中很少，我是70年代生人，我没有喝牛奶的习惯，小时候家境贫寒，三十多年来变化很大，牛奶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电影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金矿在等待，其实美国人也好，所有做电影的人其实对中国都是垂涎的，他们知道我们最棒的电影，卖两亿多票房的电影只有一千万次的人在观看，可是有这种消费能力的人不只一千万人次，还是你没做到，市场占有率没做到。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办公室里面关上门来展望未来和幻想，发现我们的幻想一一实现了，而且步履比我们的幻想还要快。在我们刚做电影的时候，说票房一定要做到几千万，现在的梦想也是希望所有在座的朋友传播出去的，希望我们的老百姓喜欢中国的电影，喜欢中国的文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三年到五年内肯定可以实现中国的电影在中国的票房过亿美金。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实现的梦想。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中磊先生，他刚才有一个预测，我们能实现中国的电影在中国实现一亿美元以上的票房，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预测。下面请项兵先生发言，项兵这几年做的是培养企业管理者的工作，他发表了很多对中国国企改革很重要的观点。他有一句名言，从月亮上看地球。

　　项兵：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我对企业了解一些，我们怎么思考第三条路，不是中学为己西学为用，洋人的树和中国的道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全球化的今天，整合全球资源对抗全球的今天，任何划地为牢都有可能有井底之蛙的嫌疑。美国强大，美国有井底之蛙的嫌疑，最棒的资源整合到一起，才是最大的和谐。

　　在整个前提之下，06年我关心的几个研究问题希望和大家探讨一下，我对企业关注一些，对文化层面了解不多。经济和非经济体系的碰撞和交融，在西方他们强调人都是经济人、经济动物，人都是有理性的，所以给他人权自由，给他很多空间让他优化。同时有法制法规保证竞争是公平的，这是西方的核心思想、核心理念。西方的经济体系核心说透了就是歧视，可以接受的筛选叫竞争，经济和非经济交融很有意思。我们的经济和非经济如何交流，问题提出来，我没有答案。西方的经济体系之中差异还是很大，如果房子上掉了一百块钱，上帝给了一百块钱，应该给谁？给员工还是给股东？你问马克思，马克思肯定说给员工，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问美国极端的资本主义，他们会说这个钱应该是股东。全球视野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令箭在什么情况下用哪个令箭执行更好。不希望先入为主一定吊死在美国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或者马克思那种观点，我希望给中国企业家带来的东西，全球视野，月亮上看地球。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哪个令箭更好帮助中国企业解决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商业机构。资本主义的伟大在于出了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伟大商业机构的DNA是什么？中国企业最缺乏的是机构记忆力，包括管理信息化，包括公司治理，来了一拨领导，不喜欢上面的领导，一切从头来，一个民营企业出了问题，一抓人知识全都不见了。我们谈技术创新，具有重大价值的技术沉淀记忆不起来，这样走下去我们跟世界一流的国家不在一个界面。我们拍马屁的文化给企业带来的后果是把一把手从一个好人拍成一个坏人，从理性拍成没有理性，一拨人全围着一把手拍马屁没有战斗力。最近看了历史剧，对我们了解历史有所帮助，历史剧包括太多的勾心斗角旁门左道，我担心企业家看了这些历史剧之后产生伟大企业家的几率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德国有德国的思想，欧洲有欧洲的思想，日本是变异的儒家思想，我们要出一批世界级企业，这是机构层面的问题。

　　第三大问题，企业领袖。全球视野之下，中国要出一批企业和企业家，企业家成为世界级企业家，领导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这个超越了领导的概念。领袖需具备新的素质。

　　第四大问题，企业的竞争战略。真正的竞争是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全球化的今天，不懂宗教不懂文化何以谈全球战略？商学院谈战略太狭隘了。我的梦想之一打通管理和管理之间的专业之间的障碍，打通管理和经济的障碍，同时打通管理经济和人文学家打通链条对链条，共同研究重大的问题。强调自我一切，自我一切，有可能形成井底之蛙，全盘细化，完全拷贝何以超越？我们对问题研究的核心是通过新的思想新的视野实现超越，不是靠拷贝来实现超越。

　　我们的商学院怎么做，完全西化比不过沃顿、斯坦福，美国的顶级商学院比较懂美国，不太懂亚洲和欧洲，比较懂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IBM和通用电气在美国成熟市场如何竞争合作，但是在新兴市场国企民营如何跨国合作，我们可能成为王者，全球的王者，得新兴者市场得天下。如果了解这一点，比顶级商学院了解多得多，通往胜利之门的钥匙在我手上。把新兴市场战略整合起来，我们独步天下，有可能形成差异化竞争。通过道和道在企业家心灵当中多少播种人文的火种，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只有对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中国的企业家才有可能集天下文才为我所用。太先入为主，我们有可能自废武功，必须以大我的心态、开放的心态、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东西之分，整合全球资源学习一切，就有可能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

　　谢谢。

　　主持人：刚才七位嘉宾的演讲非常精彩，下面有时间提三个问题现场互动。

　　网友：2005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文化领域同样一片繁荣，这种繁荣是不是经济腾飞的文化跟进？如果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语境当中去，当前中国在文化精神领域中最缺失的是什么？

　　徐友渔：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有数字在这里，中国文化的繁荣我觉得是一个表面的虚假繁荣，基本是泡沫，很多事情都是炒起来的。最重要的国学是扎扎实实的东西，因为孔夫子教导我们讷于言而敏于行，主要在于媒体的操作。我同意在座的，尤其是我们提倡应该以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做事情踏踏实实一步步去做，未来我们在媒体上的发言应该少一些，扎扎实实做事情应该多一些。

　　现场博客：孙立平老师，你刚才讲到利益博弈和失衡这个问题，人们的发言权利是否应该构成利益博弈或者均衡的基本条件，您写的文章在《南方周末》登不出来。您觉得您的利益是什么？作为学者和文化人这个阶层，目前社会里面是不是既得利益者？

　　孙立平：进入利益博弈时代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甚至一些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博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下，权利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追求的权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强弱力量悬殊，但是不意味着强的有比较充分的权利，而弱的没有充分的权利。现在在中国的情况下是强者、弱者正当的利益表达权利都是缺乏的，只能靠实力看谁有力量，这是造成利益关系失衡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的情况下，造成相对公正的利益博弈格局，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利的均衡，只有权利的均衡才能导致利益的均衡。现在的情况下需要突出来解决人们表达利益、追求利益，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施加压力等等一系列的权利。这个可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的利益关系失衡也主要是和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有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我作为高校的教师肯定是利益群体当中的一部分，这个利益群体现在也是社会当中有着很多非议的对象。现在网络上教授出点儿事，大家非常激动，为什么？是有道理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高等教育大学最近这些年花了很多的钱，有的钱花得还不错，也有相当一批钱没很好发挥作用。整个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背后有这么一个背景。这只是一种角色，从另外一种角色来说，我不说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超越自己的群体利益集团的角色，我也是要努力把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好。谢谢。

　　网友：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对中国文化修复感到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我在中国长到20多岁，一回来还是很惊讶，每个人都非常有竞争性，走路非常当仁不让，男孩子不让女孩子，女孩子不让男孩子。我第一次回国以后坐地铁，两班车我没有上去。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是不是应该彬彬有礼一点？在座的是不是应该做一下榜样？让自己公司的属下更彬彬有礼，不要去挤电梯，而且人和人之间更友好一点。

　　张朝阳：你可能刚刚从国外回来，我已经回来十年了，十年当中思想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中国现在的不礼貌等等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如果五十年以后中国也会像你在美国所经历的那样彬彬有礼的状态。美国是一个西方文明几百年赋予的结果，当积累时间很长之后，自然会有有礼貌的形式。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正常，尤其经过文革，经过一百多年中国文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找中国的道路，中国的苦难太多了，中国人比十年前好了，比二十年前更好。这个事情一定能解决的，另外我们中国有13亿人，比如说汽车的问题，我在麦当劳老是买不到，老是让别人。如果说中国人这么多车全让人的话，车就走不动了，整个北京更堵车了。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的文化应该有一种爱心，而不是指手划脚。

　　主持人：今天的论坛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听到这么多嘉宾这么精彩的观点，个人感到收获非常大，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也会跟我有差不多的感受，感谢台上的几位嘉宾，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非常精彩的精神享受。谢谢他们。

(责任编辑：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