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耀邦同志相识于1975年。当时他在党中央举办的“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习，我在读书班做辅导工作，整整半年。如今30多年已过去，很多事情淡忘了，但他给我的那些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1975年“文革”接近尾声，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但“四人帮”仍在横行。姚文元和张春桥发表文章，制造种种谬论，鼓吹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叫嚣搞“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正是在中央读班第四期，当时被当成了学习重点、主要内容。社会上，也风行一时。中央读书班上大课学习他们的文章；又多次组织小组讨论。有一次，在听大报告的会上，耀邦同志睡大觉，而且，从头睡到尾。当时学习小组长汇报会开得很勤，大小报告和小组会上学习情况与学习态度都要汇报。一次学习组长开会回来对我说：“学习汇报会上，有人提出耀邦同志上大课时睡大觉，我没有说话，以后再提怎么办？”我们当时商量出一个所谓的理由：“谁要是再提出这个问题，就说耀邦同志牙疼，已经有几天，都通宵睡不着觉，能够来听大课，就很不容易了。”后来小组长告诉我：“这一招很灵，他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了。”天晓得耀邦同志在什么时候牙疼过，但在那种要求“千口一言”、“千人一面”的特殊时刻，为使耀邦同志减少麻烦，撒点小谎，有所应对，回想起来，也还是有点意思。

　　本来，班上开学就规定，主要学习两本书：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时上大课，多半是小组学习、讨论。平时在小组学习会上，学习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时，耀邦同志发言主动、积极，没有一次不发言，而且讲得结合实际、很有激情，生动活泼、理寓于情。常常说着说着，就站起来。大家非常爱听。他讲话风趣、幽默，意味深长。有时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会场十分活跃。因为，作为辅导教师，我和另外一位教员被分配专门做他们组的辅导工作，每次会必然参加，所以，受益匪浅。有一次，就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接见了这一期中央读书班的全体学员，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和班上的其它教员，有幸也参加了。小平同志讲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后来小平在“文革”时又一次被打倒时所批判的“三项指示为纲”，主要的所谓罪名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耀邦在会上却逐项分析了这一指示的深刻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并批评了当时社会上违背这三项指示的大动乱、大破坏等种种劣迹。分析得入情入理，表示对小平主持工作的理念与实践的热情支持。他的讲话，对小组同学有很大感染力，大家纷纷发言，会场十分热烈、都说听了指示“耳目一新”。

　　但是，同为小组学习会，当讨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时，他却不发言，保持沉默。学习小组长一次对我说：“耀邦现在小组会上不讲话了，可能对这两篇文章有保留、有不同看法。”我说：“那当然，肯定有自己的看法。”小组长还不错，没有去揭发耀邦的这件事。其实，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只是心照不宣。平时小组会上谈论甚多，一到讨论这两篇文章，竞缄口不言，多次讨论会，都是如此。很明显，他对这两篇文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鲁迅曾经谈到“无言是最大的反抗”，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无言”是很不容易的。在思想文化专制时期，他能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藐视“四人帮”的谬论，不能不让人敬佩。

　　耀邦同志当时身体不大好，听说是做了一个手术后来学习的。可是他学习非常用功。在当时会议不断的情况下，还在完成学习计划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读完后写了一大本读书笔记，是用原稿纸一格一格写的，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要点摘了出来。他对我说：“我自己考自己，交个卷，请你看看。”还强调：“对毛主席的思想得系统地学全面地学，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是不行的。”拿回去看后，印象是他对“实事求是”的论述摘得多，实践问题摘得多，而且，有不少结合实际自己写的心得与发挥。当时我还看得很浅，只是觉得这位老同志如此认真学习，确实很难的，值得学习。到后来才慢慢地领悟到，他是在为后来的斗争做准备。看来，耀邦成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标准大讨论的领军人物，不是偶然的，在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早已有了准备。1978年由胡耀邦同志发动和组织并得到小平支持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已经被被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耀邦同志来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75年的中央读书班中，就已见端倪。如今回想，那时的耀邦同志，已经为此在进行着深沉的思考。

　　中央读书班每期毕业都写思想小结。有一次，耀邦同志打来电话要我过去。到他房间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小结，一句句地念给我听，让我帮助推敲，提意见。通篇看这个小结，主要是写学习马恩原著与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对于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还是只字未提。和耀邦一起推敲“思想小结”，使我很感动。一方面，觉得一个级别那么高的老同志，让我这样一个年轻教员帮助推敲他写的东西，真是一个平和、谦谨、平等待人的好领导；另一方面，也觉得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抵制“四人帮”在社会上噪音弥漫的所谓理论。这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使人由衷地仰慕。

　　在“文革”时期，人与人的关系淡漠，戒备心很重。那种“人情味”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已经被“斗、斗、斗”撕毁得几乎荡然无存了。可是，耀邦同志对人却十分关心、热诚，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一种人文关怀。组里来学习的十多位同学，家在京的很少，大部分都来自祖国的远方，如兰空司令、山东、安徽等地的领导。星期日耀邦就请大家到他家里做客，当然，每次都少不了负责他们组学习的我和另一位教师。在他家，大家欢快地天南海北地谈论着，谈国，谈家、谈子女、谈书，毫无拘束，还共进午餐，气氛格外温馨、亲切。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还让我们参观他的书房。他的藏书非常丰富，古今中外都有。耀邦同志很爱书。他本人爱读书，还很关心我们年轻教师都读什么书。一次他和组内的同学，到我家串门。第一件事就是看我家的书。那时，家里的书架有十多个，怕落灰，都用白布帘子遮着，他一个个帘子掀起来看。正在读中学的女儿不知道来的是谁，忍不住问我：“妈妈这个人怎么那样爱书？”，

　　耀邦同志讲起话来，内容特别丰富，常常是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这和他爱读书，知识广博，以及丰厚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他当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后，特别关心学员的读书问题。亲自思考学员的读书计划，广泛地找党校老师征求意见，如“读什么”、“读多少”等，并定下为学员编选一部近百万字的马恩列斯毛著作选读本。有一次，他还让我帮助算一算，复校后的第一期学员的学习时间和所规定的读书字数是否适应，能否消化。

　　一般人常说“往事如烟”，可是，有人更进一步深刻地说：“往事并不如烟”。确实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失烟消云散了。然而，铭刻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往事，却久久难以忘怀。耀邦逝世后，我和我的先生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悼念文章，后来，我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发表过有关耀邦的文章，但这都难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感谢今天贵刊给了自己这个抒发深情的机会。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马哲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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