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小满 本刊记者 鸿水

　　余华终于出山了！余华让迫不及待的读者聆听到《兄弟》的空谷足音。用“正面强攻”的方式叙述文革和改革两个时代的相遇，将四百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的时光，这就是蛰伏十年后余华带给我们的惊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这次创作的最大感念是“一个作家遭遇两个时代的裂变是巨大的幸运。”

　　蛰伏十年

　　从《许三观卖血记》算起，余华的小说已经久违我们10年了。他的写作跟一般作家很不同，是“喷发机”式的，他不是那么稳定地每年都写，每年产量都那么稳定，而常常是一停就停那么几年，然后猛地喷发一下，喷完以后又停上几年。在喷喷停停中，余华的内在储备不断地更新丰富。在这十年中，余华一直在写随笔，后来他发现随笔对逻辑性要求高，对身体和记忆力要求不高，而写长篇小说最能表现挑战人的身体状况和记忆力，所以应该在35到50岁这个年龄写小说更合理一些，而随笔可以放在更远的将来写，那个时候，阅历更深厚，见识更精到。

　　记者（以下简称记）：连续写四五年随笔，后来又转到长篇小说，您是否感到不顺手？

　　余（以下简称余）：是这样。2000年，当我动手开始一部长篇，关于四大家族在一个世纪中的变迁。我突然发现思维受到了随笔写作的很大影响。随笔强调逻辑性，而小说是可以省略很多东西的，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我找不到写小说的感觉了。我发现，如果从宽广开始反而越写越窄，从狭窄开始往往越写越宽广。后来我索性放下笔，去美国生活了大半年，回来后我就想先写一个短的小长篇，恢复一下写小说的感觉，就是《兄弟》。原计划只是写10万字，但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了。最后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完全被叙述控制。

　　记：您这十年的什么经历给您现在的写作带来最直接的影响？

　　余：在国外，我在跟他们的作家、记者接触，跟他们讲我经历过的文革和现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他们都吃惊得不得了：你一个人经历的事情反差怎么会如此巨大？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这让我想起《一千零一夜》的一篇故事，一个巴格达人听说开罗是遍地财宝，于是历尽艰辛来到了那里，开罗人听说他是从巴格达来的，都羡慕极了，巴格达好地方啊，黄金无处不在，你干吗要到开罗这个贫乏的城市呢？巴格达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返身回家，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开始掘地，没想到居然寻到了一座宝库。我原来也没意识到自己的经历有怎样高的价值，但是外国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让我反思，从文革和改革开放，原来我这一代人40年经历的居然是一个西方人400年才能有幸遇到，不管是幸还是不幸，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宝贵自身的资源，外人根本触摸不到。

　　文革残酷又温情

　　同很多人笔下的文革不同，余华笔下的文革既残酷又温暖。残酷是因为整个时代人性异化，变得愚昧盲目残忍。温暖也同样因为人性，不同的是每个家庭个体之间纯粹深沉的爱。与其他作品中的文革只有夫妻反目、父子断绝、划清界限不同，对余华来说，文革不仅仅是仇恨与无情，尽管刘镇的人对待其他“反革命分子”极其残忍，但对自己家庭成员却更多的是爱与美好。余华将文革中的家庭写得满纸温情。

　　记：这部小说里虽然发生了悲剧，人情却美到了极致，让人感到很亮堂，让人疑心这是不是您的虚构或特例呢？

　　余：我虽然有演绎，但我觉得当时那个气氛是很真实的。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也经历了对记忆中的文革的再认识。我们总是觉得文革就是夫妻之间划清界限、父子反目、家庭分裂，其实仔细想一想，在文革时候更多家庭是团结。有人说我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父亲，他笑对苦难，其实当时很多父亲都是那样的，正是因为他们走出家门是那么恐怖，而回到家里才会产生那样的温情，你才会加倍地感觉到这种温情的存在。

　　记：我一直不明白，宋凡平是一个能屈能伸的男人，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险“越狱”去车站接自己的妻子？

　　余：在那个时代，个人完全失去预见能力，谁都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就是毛泽东也恐怕不知道文革到后来会演变成什么样。我们那里有一家人，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怕批斗，带着全家跑到了外地，过了一个月，他以为闹得差不多了，就回到了家，可想而知，等待他们是什么命运。

　　记：当代的读者可能不明白，你为什么将南方小镇偷窥女厕的事情写得如此详细，这可以理解为荒诞写法吗？

　　余：一点都不荒诞，当时生活就是这样，因为在我童年和少年那个时代，我们那儿的厕所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层板，下面是共有的，在南方的小镇上和农村，偷窥的事是很多的。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而现在正好相反。过去看来简单的事情现在看全不简单，现在看来明白的事情将来会有不同的看法，再过几十年，佘祥林的案子还会有人相信吗？

　　李光头是英雄

　　在写那个家族大长篇的时候，余华的写作是一种焦灼状态，就因为想要什么却老没有。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困境，出于无奈，余华停下笔来。当他漫不经心地开始写一个叫李光头的家伙时，突然进入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之中。余华的体验是写作是不断的自己在给自己吃兴奋剂或者是违禁药品，就是把自己的体能调动到一个很亢奋的状态，你写得会特别顺利。

　　记：进入那种兴奋状态不容易。

　　余：进入了写作状态非常疯狂，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状态。具体的写作过程就是有时不断哭，有时不断笑，痛快得不得了。尤其是宋凡平死后那一段一直到结束，我几乎是哭着写完的。当然也有很多笑的，开头第一第二段写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的部分基本是笑着写完的。

　　记：您看上去是一个特别温厚迁就的人，几乎看不出写作的兴奋，很难想象沉浸在疯狂状态的余华是一个什么样子。讲现实和写作清楚地分野是好事还是坏事？

　　余：如果我要离开了桌子再去想小说的话，那我没法活了。很多年我养成一个习惯，当我离开写字台以后，我就绝对不去考虑小说中的事情。凡是小说中的事情我都是坐在桌前考虑，离开以后就不要再考虑，不要带到生活中去，是很累的。

　　记：小说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余：李光头，他是“英雄”啊，只要他一出场我就不担心，因为这个人物太有光彩了，我几乎控制不住他的言行，否则全成他一个人的戏了。

　　记：他是个韦小宝式的人，宋凡平和宋钢是英雄吗？

　　余：按照我们今天的社会价值观，李光头是混世魔王，一个成功者，我一个搞金融资本的朋友看了下半部手稿说，李光头简直就是空手道，搁到今天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呀。宋凡平和宋钢应该不是，他是一个失败者，弱势群体。

　　不耍小聪明 细节空前发达

　　在上下部的开头，两个时代的特征就一览无遗，上来就是“禁欲”，反人性， 尽管下部还未面世，余华说也是这样，一上来两段就是卖淫嫖娼的，一看就是写“纵欲”的，进入了另一个时代。用正面的方式去写两个天渊之别的时代，这次明显感到而且细节空前发达，这是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最大的不同。这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巨匠的典型写法，不迂回、不抖机灵，朴素，却直指心灵。

　　记：您的小说没有太长的，《兄弟》一下突破了40万字，为什么跨的步子这么大？

　　余：因为我把叙述的强度增加了。以前一些点到即止的细节我把它写充分了。所以自然篇幅就大了。我觉得19世纪的作家们提醒了我，要增强自己小说叙述的强度，而不应该是过于在形式上耍一些小聪明，这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的很好的品质。19世纪的小说往往把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像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就达不到这一点了。

　　记：您觉得《兄弟》超越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吗？

　　余：这是我第一次用正面的方式去写，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到和以前不同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把强度叙述推上了一个顶峰，我在往这方面努力，而且并不是很费劲。比如在《兄弟》里我写到宋凡平死后，他的妻子回来看见他的尸体，带着兄弟俩把他埋葬的过程，按照我以前的叙事方法处理大概就五六千字，但是我这次大概写了七万字。

　　记：问您一个大家很纳闷的事儿，为什么上部比下部早产半年？

　　余：为了赶8月的上海书展，上部就提前出版了，因为出版社很重视上海书展，如果没有新作出来就太遗憾了。很多人都怀疑出版社和我是为了赚钱吊胃口，真是冤枉。

　　记：下部快写完了吧，我们都等的很着急，透露一下吧。

　　余：上半部是一家四口的相依为命，下半部则可以看做改革时代的众声喧哗，因为像余拔牙、童铁匠、苏妈等人物都开始寻找自己的路。兄弟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命运开始急剧裂变，而且宋刚后来的死，李光头也是有责任的。

　　作家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中国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经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随笔集3部，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希腊、挪威、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出版。曾获意大利GRINZANE CAVOUR文学奖（1998年），澳洲和爱尔兰James Joyce Foundation Award (2002年)，美国The Barnes & Noble Review From Discover Great New Writers (2004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 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2004年），首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Special Book Awards of China(2005年)。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