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教授（Lawrence J. Lau）是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2004年7月从斯坦福的校园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初见到刘遵义教授，他很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起新近读《唐诗三百首》的感受。

他说，“《唐诗三百首》在中国古代被称作蒙学，是教给还没有进私塾的孩子们背诵的。没读过书的小孩子自然是不解其中的意味的，不过等熟背了以后，在以后的一生中这些诗都不会被忘掉，而且会在适当场合恰如其分地跳出来，于是诗的意境就出来了。”他主张大学教育应当回归到早期的学徒制，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一种治学精神和自学方法，而不单是知识本身的传授。听者能深切地感觉到，为了培养出能承担中国未来重任的精英，刘教授做了很多文化上的探索和思考。

　　刘教授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在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并不需要一种暴风骤雨般的、激进式的改革，而需要一种更顺应中国经济纹理的、循序渐进式的改进。在谈到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时，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平和与豁达。

　　刘教授当年是香港著名的“少年才子”，16岁时参加香港会考拿到9个A，相当于香港的“高考状元”，然后赴美留学。19岁时取得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双学士学位，24岁时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31岁就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正教授了。对于这些让人艳羡的经历，刘教授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年少的时候读书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以后没有做出什么事情的话，读书好也没有用。”抬起头，正好看到悬挂在刘教授办公室里的一幅字，是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李国鼎教授题赠的四个大字：“经世致用”。明白刘教授的这句话并不是客气的谦虚。

　　坐在刘教授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突然想起刘教授的外祖父于右任老先生送给年少的刘教授的一幅字：“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刘教授说，早年的他并不太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相信如同受过“蒙学教育”的孩子一样，在刘教授后来三十年的治学和济世生涯中，已经不自觉地将这句话融入了自己的行动。对于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也许那些急切的人们应该问自己一句，“如果当初是我来决策，我能够做得更好吗？”可能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被放入一个恰当的视角，不被夸大，也不被忽略。

　　《当代金融家》：任何人在看到您的简历时，都会觉得您整个求学历程是一帆风顺的。听说您在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后，曾经两次前往学生宿舍同青年学子们夜话，交流自己在求学之路上的苦闷和经验。请问，在您的求学路上，也有过苦闷吗？

　　刘遵义：刚上大学时，我修的主科是工程，但是工程念了一两个学期就没有兴趣了，后来就转修了逻辑性较强的物理学。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上了一堂关于经济学入门的课程，讲课的老师当时就已经很知名了，是美国经济学会会刊的总编辑，名叫John Gurley。听了他的课后，我觉得经济学真的非常美妙，非常具有逻辑性。我常常认为经济学同天体物理学是有一点相似的。数学研究的是抽象的公理，而经济学和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实际存在的现象或者物体。行星、恒星这些天体都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并不由人类来支配，亦不能做实验，我们能做的只是，看到一些现象，归纳出一些原理，然后运用这些原理去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经济学也是一样，经济运作自有其自身规律，真正能够被人为操纵的空间是很小的。我们也是看到一些社会或者经济现象，从中总结出来一些规律，然后再运用这些规律去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现象。科学的好处在于，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所以你的理论可以在现实中很快地被检验出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多未来的现象还是会预测出来的，只要你的理论是对的。如果根据你的理论做出的推测被证明是错的，那就说明你的理论还是存在着问题。基于这点，经济学可以算是一门非常注重实用和实证的科学。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大概在中国明朝时，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官方机构――钦天监对哪一天会有日食做了预测。结果证明传教士是对的，钦天监的预测晚了一天，所以后来中国人就开始相信外国传教士了。依照我的经验，要培养好的经济学人才，经济学老师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Gurley教授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假如我当初没有念他的那堂课，我现在也许不会研究经济。

　　《当代金融家》：您的研究领域很广，成果也相当丰富，但是一提到您的名字，大家还是会马上联想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因为是您最先提出了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早在1995年，在大家都对东亚经济一片看好的时候，您就提出了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潜藏着危机，引起很大的震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您的判断是对的。您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您花费多年时间创出的计算全民生产要素的公式。那么请问您能不能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分析方法，以便于国内广大忧心中国经济的人也能方便地用来自察？

　　刘遵义：首先我解释一下，其实当时我是在做两个不同的研究，二者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研究是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共同写的一篇文章，叫“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一般来讲，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两部分，一个就是投入的增加，一个就是技术的进步。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发现，生产投入增长快，产出自然也会增长快，除非生产效率非常低。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技术进步带给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很大的，超过50％。我对东亚国家做了一些研究，发现除日本外，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依赖技术进步，经济的快速成长完全依靠生产投入的增加。其实这也很正常，多投入就会多产出。这种增长模式属于“流汗多于用脑”的模式，就是work harder，而非work smarter。研究之前，我也不太相信，后来研究出来发现，果真如此。不过，这种发展模式是经济起步时期几乎无法回避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其他发达国家的早期阶段，也大抵是这种模式。十九世纪时，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是，大部分的产出增加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基本上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有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不太相信，自己也去研究，后来发现，在日本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期――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有的产出增加都是由于投入的增加，也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研究，即东亚经济在1990年前的增长，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那么，这怎么会和东亚金融危机扯上关系呢？这就引出了我要谈到的第二个研究。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erman），当时看了我的这篇论文后，做出了和我不同的解读。他预言，正是因为东亚没有技术进步，一味地靠增加生产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当投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在边际上单位有形资本增加的产出会越来越低，最终会达到一个极限，不能再增加了。可以这样理解，当你有了第一部电脑，效率提高了；有了第二部后再提高一点；等到有了第三部、第四部的时候，效率就不会再提高了。他的解读也是对的。因为每年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非常缓慢，最多也只能有2-3％，所以基本上劳动力的成长和经济的成长没有太大关系。假如一个国家没有技术进步，只是靠投入来拉动增长，在开头没有什么资本的时候，相应的边际收益也是很大的，但是一直持续投入，会导致边际效益递减，到了后期则投入并不能带来显著的产出增加。所以如果一直靠有形资本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迟早会停下来。但是这两个研究同东亚后来发生的危机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

　　后来爆发了东亚货币危机，东亚经济看起来垮掉了，大家就回去看克鲁格曼和我写的文章，认为是我们预言了东亚国家一定会有问题。其实，技术进步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大并不是导致东亚危机的原因，东亚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些国家过于依赖外国资本。我在1995年就看出了这一点，在南非普雷托里亚召开的Project Link世界会议上提交了一份题为“东亚是否有一个新的墨西哥”的论文，这个题目我也曾在1996年到北京讲过，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也在场。

　　为什么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吸收外资的主要部分是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长期资本又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长期贷款，和外国援助等等。直接投资就是那些外资投资进来盖厂房、装机器、做产品的那部分投资。这部分投资对接受国而言不存在大的危机，因为资金不容易抽走。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短期资本。短期资本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贷款；另一种是portfolio investment(亦可叫金融投资或者财务投资），就是外国资本在某个国家的债券和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市场上的投资。假如一个国家出现问题，那么所有的短期贷款都不会更新，贷款期限一到，就收回去不会再借出；财务投资人也会把在这个国家所有能够卖掉的债券和股票统统卖掉，将资金抽出来。所以在一个国家出现危机时，短期资本是很容易撤走的，撤走的时候对外汇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对本国货币会有很大的贬值压力。另外一部分可以被抽出的资金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进出口外汇额。平常的时候进口、出口的换汇对本国货币的影响是差不多可以互相抵消的，但是一旦国内出现了问题，两者的影响就累加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出口商预期本国货币可能会贬值，所以就把出口收到的外汇留在外面等本国货币贬值；而进口商在几个月之后要付一笔外汇，担心本国货币要贬值，就会加快买外汇。所以，即时外汇供应大量减少，需求大量增加，又增加了本国货币的贬值压力。这里不存在什么爱国不爱国的说法，在东亚危机时期，很多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外汇也都不回来。在1995年时，我将东亚国家可以被撤走的外资分别做了一个统计，这部分外资包括外国债权人在这个国家多年来投资的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总额和短期贷款，再加上3-6个月的进口额，如果这三部分的总额超过了外汇储备额，就表示会有问题。根据这个算法，我发现韩国、泰国、印尼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大家觉得一个国家可能有问题，心理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和银行挤兑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大家信得过银行不会倒闭也就不会有人去挤提，银行也就不会倒；如果大家觉得银行会倒，就会一窝蜂的把钱提出来，那么银行就一定会倒。东亚危机也就是这样发生的。人家知道你不能应付就会赶紧撤走，当撤走变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后，问题就爆发了。

　　中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外债很少，亦没有太多的外国金融投资，外汇储备还是太多。但是等到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后，一定会有很多外资流进来，这些钱如果一旦撤走也可能会出大问题，因为不是一年进来的钱要出去，而是前面投入的钱统统都要出去。现在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大约有5000多亿，不过直接投资短期之内不能撤走，所以不会有问题。

　　《当代金融家》：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基本上也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有很多人就套用您和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迟早也会停滞下来。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遵义：在克鲁格曼的推论里有一个假定，那就是东亚国家以后都不会有技术进步。我觉得这个假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资本的投入有两种形式，即有形资本的投入和无形资本的投入。有形资本就是一切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机器和厂房。无形资本包括什么呢？比如研发，比如买广告做销售。而技术进步就是无形资本投入的结果。在1990年前，东亚国家基本没有无形资本的投入。中国也直到近几年才开始重视研发，即使如此，中国现在在研发上的投入也只占国民总收入的1%多一点，而在日本和美国，这个比例是3%。当然将中国和它们放在同期相比也不太公正，毕竟它们已经发展很长时间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进步是无形资本投入的结果，如果无形投资能增加的话，慢慢也就会有技术进步。将近年来七大工业国、东亚几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研发投入在GDP中的比重加以对比（见图1），我们可以看出，1990年后，东亚有些经济体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增加了很多，特别是韩国和台湾。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投入，这两个地区在1990年之后才会有显著的技术进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它们近几年来在美国获得的专利增长的比较图（见图2）上看出。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即无形资本的投入和有形资本的投入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当有形资本投入不足时，投入无形资本也无济于事。就好比是在没有电脑的时候，投资软件也不会产生效益。所以说技术进步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科教兴国，要人才兴国，要培养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也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不过老实讲，中国现在人均可使用的有形资本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认为还会有很长的时间来实现有形资本的积累，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还要靠有形资本的投入。通过和其他经济体的比较（见图3），我们可以看出，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在有形资本上的投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中国的人均有形资本投入和美国相比，要差30-40倍。

　　一个人有多少生产效率，不只是勤奋的问题，也跟有多少有形资本在同他配合有很大关系，有形资本增加的话，生产效率也就会增加。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人均有形资产投入还差太远。所以不用怕，克鲁格曼所预言的那一天要在中国来临，恐怕最少是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不是说那一天不会来，而是现在担忧还太早。可能到了中国每一人都拥有一台个人电脑后，有形资本边际效益的下降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

　　《当代金融家》：按照您的算法，外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应该算为短期资本还是长期资本？目前，关于外资入股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引发金融安全的问题，国内有很多讨论。很多人担心，一旦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那些投在中国金融机构里的外资会率先撤出。

　　刘遵义：外资入股到中资银行的资金应该算为直接投资，因为这里存在着金融监管的问题。如果要走的话，需要申请报批，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三个月。另外，即便外资真的要卖出5％的股份，那么大的资本额，并不容易卖出。应该担心的是那些投资基金，因为它投资的是中国的股票。一旦这部分资金看到形势不好，就会马上撤离。

　　《当代金融家》：这次“十一五”规划与已往的情况不同，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的规划并没有刻意求高，而是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再把扩张经济规模当作主要目标，而追求经济运行的效益性。这就涉及到，在宏观的产业结构上，要谋求优良的产业链和产业升级。但政府也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巨性。11月17日，在博鳌论坛上，龙永图先生特别指出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的现实是无法迅速扭转的。您对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深湛，对中国今后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规划，有何高卓的分析与建议?

　　刘遵义：我想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注意两点。首先，产业链如果要升级的话，需要有一个背景，需要一个过程。其次，高增值产品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无形资本。

　　比如，微软的盈利完全就来自于无形资本。我们买一台个人电脑，微软就可以赚100美元，因为我们要用它的操作系统Windows。这个产品已经发展出来了，而且属于垄断性质的产品，它多卖一份给你，有形的成本、无形的成本都没有，销售的成本也相当低。这样，微软卖软件完全是净赚。中国也想去赚这个钱，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要自己再发展这个产品，并不是说没有可能，起码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而这就是微软多年累积的无形资本投入的成果。中国也有一些品牌慢慢树立起来了，比如海尔，现在这些品牌在中国已经很不错了，主要的问题是能否打开国外市场。不过，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现在是一个出口较多的国家，但基本上，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value added）是较少的。我曾经算过，如果一台个人电脑从中国出口算1000美元，属于国内的附加值不会超过50美元。因为芯片是Intel的，操作系统是微软的，显示屏是日本、韩国或者台湾的，所有高价的东西都不是中国自己造出来的，中国只能得到属于组装费用的50美元。

　　中国自己也想做高附加值的工作，但是这会涉及到多年累计的无形资本和产权，并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在一朝一夕内做出来。产业链最终是会升级的，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你看一看现在的台湾，台湾就已经实现产业链的升级了，它把下游的东西放到大陆去做，自己去做上游一点的工作，比如一些研发和设计，但是最上游的产业基本上还是在美国。

　　《当代金融家》：您刚才提到了一旦遇到问题时，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就合并成一处，加速了问题的恶化。新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中也特别提出了要扩大内需。是否这样就能够增加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呢？

　　刘遵义： 扩大内需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在1991年就指出，中国以后的发展是要靠扩大内需，不能靠出口。

　　首先，中国是个大陆型的国家，不能同新加坡、香港相比，因为中国自己什么物资都有，内需市场很大。当今中国的情况其实和十九世纪的美国很相似，美国在那时基本上还不是一个出口很多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就发生在1870年到1890年间。那时美国经济的增长完全是靠着内需的扩大，加上一点点外国的投资。

　　其次，听起来好像出口对中国很重要，经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其实对GDP的增长贡献并不太大。中国的出口现在大致占GDP的30％-40％，但从结构看，由于出口产品中属于中国的附加值大致只占到整个出口额的30％（如果是出口到美国，这个比例会更低,大致为20％），这样算来，其实出口能够带来国内的收益大致只占到GDP的12％（40%×30%）。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如果有12％不增长，其他的88％都在增长，那么整个国民经济所受的影响也并不太大。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全靠出口，而是要看内部的需求，就是88％的那部分。

　　而且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要做到各地区协调发展，主要还是要靠扩大内需。如果要发挥中国自己的优势，就一定要发展内需才对。

　　《当代金融家》：发展内需并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但这个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例如，尽管现在存在很多贸易摩擦，但是有很多出口商并不认为转向内销是一条更可行的出路。可见，现在制约内需发展的因素还很多。您能不能对此做一些分析呢？

　　刘遵义：我觉得内需的扩大有很大的潜力，中国人的钱是有的，不过都在银行里存着。在美国，人们是没有储蓄的，这个星期五发了薪水，到了下个星期五就刚刚好花完。钱都是计划好的，有多少是要付房租，有多少是要还贷款。中国的情况是，大家既没有花钱的习惯，也不敢花。因为大家有太多的顾虑：第一个顾虑是养老，当然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还很遥远；再一个顾虑是住房；第三个顾虑就是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安心花钱。不过这个问题需要慢慢解决。

　　影响内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地区保护主义。对于生产商而言，外销是很方便，直接卖给Wal-Mart就好了；如果要内销，成本会高，而且也存在很多实际的困难，比如政府会不会合作。你问那些在福建、广东做得很好的民营企业敢不敢到四川去投资，他们是不太敢去的。但是外国人敢去，本地政府如果和他们为难，他们就会直接告到北京去。但是广东、江苏的民间投资者，告到北京去也不一定有用。我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商业或者税务法庭，一场官司在上海打赢了，就等于在全国范围内都赢了，不需要在每个省、甚至每个地市都去打官司，既没有用，也浪费时间。要想办法把中国的有效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全国性大市场，而不是30多个割裂的省级市场，或者是更多的县级市场。

　　《当代金融家》：世界银行在9月23日发布了《2006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对全球155个经济体的经商环境进行了评估，中国内地排名91位，香港排名第7位。有分析指出中国内地排名之所以这么靠后，主要原因是内地没有提供给中小企业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由于政府让中小企业承担着吸纳就业人口的繁重使命，而国内大量的中小企业要改善资源配置，谋求技术进步，必须有一次性的巨额投资才有望办到。所以有人提出要大力鼓励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遵义：其实中国这个排名还不算太差。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提供给中小企业一个自主发展的空间。到底应不应该贷款给它们，我觉得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也很困难。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也有很多中小企业，银行有没有贷款给它们？实际上也没有。中小企业在这些地区能够获得贷款的条件实际上只有两种：第一是有实物抵押；第二是有出口订单，有银行开出的信用证（letter credit）。中小企业的问题是道德风险太高。你把钱借给我，我本来说是要去买机器，结果我买了股票，你也很难追踪，因为我太小了，你追踪的成本又太高了。所以，一般来说，中小企业是不可能得到信用贷款的，只能是拿着房子去抵押，至于借钱的理由，银行听听就算了，也不用太在意，反正到时间不还钱，就把房子拿去算了，这是抵押贷款。另一种情况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出口订单，去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知道我做出口好几年了，是能交货的，就可以据此借一点钱给我买生产原料，贷款可以直接在出口的时候就收回来了。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小企业才能获得贷款。香港和台湾都是这样，中国也要这样。银行不要听人家说要支持中小企业，就去大放贷款，这是不行的，到处都试过了，都收不回来。银行要是想凭借信用借钱给中小企业，就等于送钱给它，反正不要想着收回来就行了。中小企业主应该去找他们的亲戚朋友借钱，假如借的是岳父的钱，也就不好意思不还。

　　不过，内地的确没有提供给中小企业以很好的保护，也没有很好的政策。其实，内地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内地的效率是比香港要高的，在内地盖一幢大楼，从开始施工到竣工，只要一两年就好了，而在香港，恐怕要五年。但是，在政府的干预程度上，比如在审批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内地和香港的差别还是比较大。以往在内地，能做什么事情是依据文件上列了什么可以做；而在香港，则是除了列了不能做的，其余的都可以做，美国也是这样，这样中小企业的活力就大了，经营空间也就大了。不过现在内地也在改变。

　　另外，我认为政府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做一些引导。举个例子，像很多农产品、小型工业产品都可以标准化生产。比如纽扣，可以依照成衣的纽扣洞大小，制定出不同规格的尺寸。这样大家在采购时就容易多了，只要看颜色和规格就可以了。产品标准化了以后，销售量就大了，市场也就做大了。否则，有的做大点，有的做小点，整个市场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农产品也是一样。我有个朋友，在新疆种棉花，收棉花。棉绒（Staple）的长短不同，价钱会差很多。假如我们能做一个差异定价，把好的放在一起卖高价，差的卖低价，这样，就会有比较高的整体收入。如果不加区分将所有不同规格的棉花都放在一起，就只能卖那个较低价位了。政府其实要做的工作量并不大，只要建立一个检测站，定期去检验那些棉花，把验过的打上标签封好。这样农产品卖起来就会容易很多，购买者不需要看货，只看规格和价格，甚至也能在互联网上销售，那么销售成本也就低了很多。推而广之，其实政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要将市场培育起来，这样中小企业也就有了比较好的经营环境。

　　《当代金融家》：在现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有一个问题考验着各国政府的制策智慧，这就是贸易自由化问题。这个问题渊源有自，近十多年来呼声更高。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出于各种顾虑，往往并不愿意去实行充分的自由化，这里面无疑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在发生影响力。印度裔美国学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在他的讲演集《今日自由贸易》中，指责国际贸易中的强势一方固守所谓至高天上的国家利益。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其著作《开放社会》中，又主要抨击国际贸易中的劣势一方太强调它们的主权意识，他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唯削弱各个国家的主权意识，世界经济才有望出现良好秩序。而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这两者都是极难做到的，近年来中欧、中美的贸易磨擦已显示了这一点。您对世界经济研究有素，对解决此问题，即关于自由贸易与各个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何高见可以贡献给各国政府的制策官员？

　　刘遵义：讲到国家利益，就有点太大了。有很多利益讲起来是国家利益，实际上是私人利益或者企业利益。

　　比如我在中国做汽车，我当然希望国家越少进口汽车越好。所以我就会讲国家一定要发展重工业，一定要保护重工业，没有重工业，连坦克都做不出来。其实做汽车距离能够做坦克、做飞机还差得很远。我强调国家要保护重工业，只是希望国家对进口汽车征收很高的关税，这样我就能赚到比较多的钱。

　　再比如一个兵工厂，需要用一种高级的合金。那么生产这种合金需不需要保护呢？需要保护。怎么保护？直接津贴。比如说国际市场卖400块，我们由于能力有限，生产成本就有600块，那么就直接补贴给它200块。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在得到补贴后，还要把这些被津贴的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卖400块。这就没有道理了，等于是在津贴别的国家，尽管人家并不需要你的津贴。所以补贴要限量，需要用多少就补贴多少。电解铝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现在用电成本太低，在电解铝的生产成本中，反映不出真正的电力能源的价值。因为中国的电力价格是津贴的，所以依靠电力生产出来的电解铝等于也是得到了津贴。出口电解铝，就等于是津贴给外国的消费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产铝的企业希望卖的越多越好，津贴得越多越好，这就是它的企业利益。

　　基本上，自由贸易能让贸易双方都受益。自由贸易唯一的问题，是会导致国内行业的重新配置：一些行业会壮大，另一些行业会萎缩。壮大的是那些你要卖东西给人家的行业，萎缩的是你要买人家东西的行业。中国开放汽车进口，就有很多汽车工厂经营不下去。问题在于，怎样去弥补那些身处萎缩行业的工人的损失。总体上，由于整体的成本降低了，国家所获得的利益会超过失去的生产带来的损失。国家要从总量上考虑，做一些引导性的工作，把在萎缩行业的人员重新训练，调整到其他的行业，解决他们基本的生活问题，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当代金融家》：您是在2004年7月1日接任香港中文大学第六任校长职务的，董事会在宣布对您的任命时说，您“开放、坦诚、平易的性格和风格，以及对大学发展的成熟理念”，足以担任校长一职。目前在内地，关于大学的定位也有很多讨论，特别希望能分享到您关于大学发展的一些理念。

　　刘遵义：关于大学的定位，国外已经很明确了，基本分为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两种类型。

　　普及教育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凤凰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凤凰大学是面向成人，通过远程教育授课来提供网上学位的一所赢利性机构。目前在凤凰大学就读的学生大致有二十几万名。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如果你想要念大学的话，总会有一所大学给你念。中国现在还做不到，所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还应该更加普及大学教育。我想要普及大学教育，可能还是得走凤凰大学的路子。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学也能够做到普及到更多的民众。依照现今的科技发展速度，我们需要学什么都可以自主抉择。比如想学物理，在网上下载相关教程就可以了。

　　大学教育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精英教育。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定位就是为香港、中国及亚洲地区培养杰出人才，让他们有广阔的视野。对于精英教育，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的传授。没有人能真正教会你什么是好的治学方法和好的治学精神，你只有通过和老师有直接的、近距离的接触，看到人家怎么做，自己才知道该怎么做，这相当于传统概念中的学徒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大学都能够提供远程课程下载，所以发展到最后阶段，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区别也就不在于标准课程的教育，而在于小班授课，就是Seminar，讨论课。在英国有种课程叫Tutorial，就是让一个老师带着一、两个学生近距离地做一些讨论和研究。我们中大现在也开设了一些Seminar和Tutorial课程。

　　现在世界变化很快，需求也在变，根本不可能学到一劳永逸的知识。如果你是学计算机专业的，那么在离开不到学校十年内，当初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可能全都落伍了。甚至你也不可能在一个行业内做一辈子，因为那个行业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就没有了。例如，以前很多企业做卡式录像带机，现在这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除非在政府部门工作，恐怕没有一家企业能保证你一直都有事情做，因为企业也在合并或者破产。现在农业人口大概占全部人口的50％，农业产出占整个GDP的20％多一点。我的预测是到2020年，农业产出将占到整个GDP的7.5%，或者更少。这样对那些主修农业专业的人才的需求，从总体上看，趋势是走弱的。所以我们强调学生一定要有好的适应性，学校一定要教会他们如何自学。我们的大学教育应向兼容性方向发展，训练人才的适应能力，这也是我们分科不能太细的原因。

　　念书不要太讲求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还是兴趣更重要。如果我当年也讲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那么也就不会去选读经济学，可能还是会念物理。最近几十年对于知识技术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很多都是没有大学毕业的。像微软的比尔•盖茨只在哈佛上了一年就退学去成立公司；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也是，另外戴尔公司的迈克•戴尔、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也没有念完大学。真正的学问，并不完全是在大学的课堂里跟着老师学到的，很多教育发生在课堂以外。

　　现在我们大学教育提倡的是要视野广阔，不要太专，看世界要看得很长远。所以在大学阶段应当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研究其实就是创新，要讲究灵感，要想人家没有想过的东西。而唯有学问广泛，思想才能有创新。所以我主张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多选一些其他学科，打破专业教育的窠臼，多接触到更广泛的东西。大家在18岁念大学的时候选择什么专业，其实都是基于一种很模糊的理解，这个专业究竟是什么，只有念下去才会知道。多选一点其他专业的课能让你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美国把这种教育称为liberal arts，即我们所谓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现在北大有个“元培班”，浙江大学有个“竺可桢班”，就是打破以前的“一考定终身”的教育模式，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贯彻通识教育的一种新的尝试。我认为，那些着眼于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应该走通识教育的路子。

　　《当代金融家》：您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定位是怎样的？中文大学和内地的大学比起来会有哪些优势呢？

　　刘遵义：我们希望中文大学不仅要做香港的大学，更要做中国的大学，做亚洲的大学。中文大学已经加入内地高考体系了。今年我们第一次通过高考，在全国十七个省市，录取到238个相当优秀的学生，其中有100个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同时我们正在加强和内地大学的合作，也在承担很多国内大学可以承担的项目。比如我们的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站第一期工程新近完成，这是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的项目，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也在落成时前来参观过。

　　国内大学的优势是有非常好的学生，清华、北大等这些学校招收到的学生的平均指数很高，因为那都是从千军万马里挑选出来的，我们很羡慕它们。我刚才讲过，大学教育不仅仅在于课堂上知识的传授，很多教育还发生在课堂之外。如果一些同学知识广博，自然就会对其他同学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即使美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比较高，但是好的老师搭配好的学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所以学习的环境很重要，很多优秀的人聚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好的氛围。

　　和内地的大学比起来，暂时中文大学在语言方面还是有点优势的。另外，我们还是一个开放的学校。有很多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人对亚洲感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可以不需要懂中文，亦可生活得很愉快，工作得很愉快。但是这些优势都不是长久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加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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