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

　　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压力和灾难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北京

　　2006年的第一天，北京雪后晴朗的上午，章含之在回忆30年前的往事。她一边回忆，一边表示，1976——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年。

　　她70岁了。她不想回忆。她说她不想回忆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对她来说，“非常沉重、非常压抑”，“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没有任何轻松可言”，仅只意味着——“悲哀、压力和灾难”。

　　一张纸条改变命运

　　那一年没有节日。“不记得新年怎么过的。大概也就是愁吧。年前已经开始批邓，刚刚点燃的一线希望又熄灭了。总理已经病危，外交部老干部的命运难测，乔冠华最让人担心。以老乔一贯的脾气性格，如果总理离去，没有赏识了解他的上头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啊，接下来的事情……果然！我真的不想回忆了。”

　　章含之不想回忆的那一年，是她个人家庭、她个人家庭背后中国之命运，急剧变化的一年。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而10月她的爱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因为“倒向四人帮”被贬斥。

　　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与谁的利益更契合、与谁的立场更接近；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个时段曾向哪一方倾斜；在坚持和摇摆之间，是出于灼灼信念还是无奈的自保；……还原30年前中国高层政治圈内秘密复杂微妙朝夕变化的派系关系，就现在的圈外人来说，还有多重的“不可能”。

　　而当年圈里人——章含之，这位当年的外长夫人、中国最活跃的外交官之一，她当然一方面坚信丈夫的清白无辜蒙冤遭陷（后来她曾为丈夫的冤屈寻找证据）；另一方面，30年时光流逝，洗涤愤懑，让悲哀清澈，如今70岁的乔的未亡人，她说，她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命运的安排！按照章含之的回忆版本，这“命运的核心”是“一张条子”。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

　　章含之确信正是“条子”带来了厄运，“至于其他，比如说老乔不批邓、借刀杀人，后来又说老乔倒向‘四人帮’批邓，那不过是说法而已。事情是同一个，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释。”

　　什么都是政治

　　时世荒谬、命运难测。章含之说，在那个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甚至女人爱美都要藏藏掖掖。

　　说到穿衣。是要说一说穿衣，说说30年前这位章美人的美，以及为了美的小小的努力。那是生活最基本的微小乐趣；那是压抑惨淡的回忆里，明灭的惟一亮色——我们要请眼前这位老人，这位当年非常美丽的女人，说一说她是怎样美的，怎样突破丑的封锁的。

　　“当时从事外事工作，每次出国前，都统一到红都时装店去做衣服。红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单位开介绍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红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说是可以挑，其实也就那么几种，蓝的、黑的、咖啡的。样式呢，就更没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没什么区别。

　　“说到这个，还有个笑话呢。有一回，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开会出来穿大衣，吴桂贤（女）和姚文元穿错了，竟然穿了对方衣服，到后来发现口袋里的东西不对。

　　“我呢，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一年，我选了一块没人选的翠蓝的料子，样式上也动了点心思，比如，掐了点腰，方领子改成圆领子，最最过分的是，我还加了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灰皮领，翠蓝配灰，很好看……

　　“发型呢，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

　　“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当然要批评了，说我标新立异。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状了，说我资产阶级作风。但我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却怀疑自己原来对政治茫然无知。

　　“回过头来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懂政治的，是不可能懂那个时候的政治的。老乔也不在行，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而在当时，搞政治是要懂很多技巧和手腕的。很多事情，我们当时以为是懂的，还非常认真，非要较个劲。

　　“真是挺复杂的。我们稀里糊涂被弄得团团转，你以为你是在捍卫什么，你以为你是在反对什么，可是后来发现都不是那么回事。

　　“最后把老乔赶下台，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毛主席说，乔冠华借刀杀人。毛主席真会这样说吗？他怎么会这样说呢？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毛主席对我们特别好……

　　“我是多崇拜毛主席啊。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以为天要塌下来了——那时候人真是那么想的，包括我自己。毛主席真是我们心中的神啊。你怎么可能怀疑神？如果有问题你想不通，你不会怀疑是神的错，而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思想有问题。”

　　但是1976年之后，章含之还是迷惘了。

　　“比如，我们有个在军队的朋友，‘文革’时被抓进监狱。先让他交待怎么反对林彪的。他是林彪的部下，怎么能反对林彪呢？但是不行，他要交待。于是他冥思苦想。等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反对’林彪的证据，关押他的人又不干了，改让他交待如何协助林彪谋反叛乱的。他赶紧否认，说，不不不，我是反对林彪的。可是这时候人家不准他反对林彪了。他想来想去，忽然有点恍悟——哦，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林彪出事了下台了？”

　　人生轨迹错位在哪里？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也有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

　　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乔冠华下台牵连离开，对于那风光短暂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评价是复杂的。

　　“当然有幸运的一面，比如参与了像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的重大的外交事件，新闻纪录片也常会有你的影子……；但是，这风光背后的苦衷谁能理解？我可能还是走错了路。我这样的人，可能最适合的还是留在学校里。”

　　章含之回忆起在北外做学生做老师的时光，她和同学朋友们用英语演出《奥赛罗》。她是戴丝苔蒙娜，她是莎士比亚的女主角，不知政治权术为何物，她是美是真是爱是一切浪漫想象一切光明希望的追随者。“那时候，真是一腔的热情，为和家里划清界线，搬到学校里住，还一心要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得到，只要真诚努力，以为世界是玫瑰色的……”

　　“可是”，很快，“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挨斗，我的师长挨斗，我的同事跳河。我害怕、迷惑，人也变了。我天性本来是非常温和快乐的，可是却变得非常容易激动，容易哭，恍恍惚惚的。有一次从北外出来，走着走着，走到天安门，竟然都不自知。得了轻微的癔症，就是歇斯底里症，要去医院的精神科拿药……”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章含之说她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她不明白那个特殊的时代生活对个性的扭曲怎么谁都不放过；她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她的人生没有意义，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生，那她最初错在哪里？

　　“真实地剖析是很难的。比如这么多年，你以为你忠诚，可是你忠诚的（对象）是什么？你的忠诚里有多少盲目的成分？我是1957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当年也似乎参与了国家的核心，政治局的会议也参加过，但是我真的弄明白过吗？

　　“再回到我自己。我看到原来的大学同学出书带博士，真的很羡慕。可是除了带着伤痛的记忆，我得到了什么？就连爱情，也是转瞬即逝的悲剧……”

　　70岁的章含之回忆30年前，是这样悲观，也是这样安详；是这样迷惘，也是这样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个女人心碎梦破的悲哀，有整个中国山雨欲来的愁惨。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