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知青朱学勤：你能不能去街上刷一条大标语？

　　■本刊记者 杨子 发自上海

　　“你对思想史提出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

　　有一次，一个记者向学者朱学勤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朱学勤的回答是：“一开始是想回答从少年时期就萌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逐渐扩展成这一百年来中国人遭的罪，罪根在哪里？”

　　如今的朱学勤，对于“文革”，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在“文革”中经受那么深重的苦难，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但在当年，尽管读了很多书，琢磨了很多问题，对于正在沸腾着的、混乱的现实，他却也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和模模糊糊的认知。

　　1976，“文革”的最后一年，他24岁，年轻，阅历浅，还远不能像他日后所崇敬的顾准那样，对现实进行成熟的思考和有力的批判。

　　1972年10月，朱学勤离开插队落户的河南兰考，当上了工人。1976年大变动发生时，他在大型国企河南化工厂做管道工——“就是后来给尼克松捅出大麻烦的那个工种，管子工。”朱学勤讲到他的工种，很得意。河南化工厂上马时，得到过吉林化工厂的鼎力支持，厂里大量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吉林化工厂调过来的。

　　说到吉化，朱学勤立即提到不久前发生在松花江的那场灾难。“一看到吉化爆炸的新闻，就知道这下完了！我那个厂与吉化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生产苯胺、硝基苯等，对环境危害极大。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就这样把它排泄到松花江里去了？这是祸害几千公里的事情，胆子怎么这么大！”

　　为周恩来逝世大哭一场

　　那一年的１月，朱学勤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大哭一场。

　　“1976年是以周恩来去世开始的，印象非常深。1月8日，周恩来去世，1月9日，全国放哀乐。不许悼念，大家心情都很压抑。以前我没有为国家领导人去世大哭过，以后也没有，只有周恩来去世这一次，大哭了一场。其实对周恩来有什么了解呢？也没有啊，模模糊糊觉得周恩来有人情味，他希望发展经济，不希望无休无止地整人。”

　　“这些都是一种直觉吗？”记者问。

　　“其实是一种情绪。我一个人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场，很不好意思。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我没掉眼泪，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周去世则让我感觉民族前途不妙，不知所终。那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灰色情绪。”

　　旅行结婚，

　　在漓江为尼克松打了一回前站

　　２月，朱学勤旅行结婚，去了广西、广东和江西。第一站选在广西桂林，是因为受到了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那家伙去广西为生产队买猪，押运那批猪回河南的时候，途经“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回来后眉飞色舞地向大家描述了一番。“这个同学就是1968年在上海写作《一切为了九大》的三位作者之一，因此而受整肃，我们已经上调工厂，他还在农村，为生产队去买猪。”

　　一对新人到了桂林，正是三九寒天，漓江水浅，不能行船。“但是我们侥幸买到了一张船票。原来是官方为尼克松访问桂林，从桂林到阳朔这一线，提前放了一条船做个试验，看看在水位浅的情况下，游船走得动走不动。”

　　因了这个特殊机缘，朱学勤他们在漓江上坐了一回游船。游船在河底刮擦出的“咔咔”声，至今犹在耳边。

　　接下来从阳朔坐长途汽车，翻过南岭到梧州，再从梧州坐船到广东。阳朔那一夜他们饱受惊吓，半夜民警来查房，把房门拍得山响，极其蛮横无礼。原来是当地戒严，为第二天尼克松来访突击检查。白天沾了尼克松的光，晚上立刻为尼克松而遭殃！

　　“到了我爱人老家番禺沙湾，还有让我吃惊的，是1976年广东农村普遍弥漫的‘南逃’香港的风气！叔公、叔婆见到我们问，走不走啊？我问去哪里，他们说到香港啊。我问怎么走，他们说明天就有船出海，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青壮年在那边，很方便的啦！这种事让我大感震惊，‘文革’还没结束，广东就已经这样？这才知道，广东和内地已经大不一样了。当时政治上把这种行为称为叛国。我无法设想我会离开内地，下半辈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下一站是江西。父亲是上海市政府组织的知青慰问团成员，在井冈山地区驻扎两年，一方面慰问当地的上海知青，一方面协调知青和当地政府的关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当时朱学勤已经上调为工人，看到公路边三三两两的上海知青，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竟然在路上邂逅了一个小学同学，同学大喊大叫，非要拖他去乡下住一宿。父亲告诉他，这里你的同学还不止一个，其中一个男同学，出车祸被拖拉机撞死，就死在医院急诊间，太惨了。

　　回到上海，母亲说，你爸不在家，你又是长子，结婚不招待一下亲友，人家要骂我。这个长子只好遵母命，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岳父则说，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老人解放前是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公司午餐包在南京东路上著名的德大西餐社。老人的“意思意思”，是到那里吃一顿西餐，既是自己怀旧，也是庆祝女儿、女婿成婚。这就是1976年的“大吃大喝”，一桌家宴30元，一顿西餐20元。

　　那时他们囊中羞涩，在当时全中国的“购物天堂”上海，朱学勤买了一件呢中山装，48块，他爱人买了一件呢两用衫，也是40多块钱，这就是礼服，对长辈有个交待了。结婚全部开销，连旅行费用在内，只有400多块钱。

　　1976年3月，新婚夫妇回到工厂。他们把旅行照片整理成一个照相簿，照相簿的第１页，放的是一祯大大的周恩来照片。

　　“天安门事件”

　　和邻省对于上海的敌意

　　4月，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天安门事件”。当时，朱学勤对这件事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只是像普通民众一样，对所谓“暴乱”的说法有一种本能的怀疑。

　　话题引申到了当时的地区差异，引申到了上海当时的“特殊地位”。“‘文革’时的上海比较特殊，这里是‘四人帮’的后院，除了政治上左之外，还有另外一面，生活上的右。那时全国已经多少年不涨工资了，其他省市的工资都是32，33，34块，上海是八类地区， 36块！10年‘文革’，政治上这么左的情况下，张春桥没有取消过上海的６块钱的奖金制度。6块钱当时不得了啊，占普通人收入的1/6。另外，上海的市场供应相对其他城市一直比较好，外地人到上海出差，主要任务就是帮同事们采购，就像现在到美国到欧洲一样，他们到上海买‘五香豆’皮鞋，买大白兔奶糖。‘五香豆’皮鞋就是外形像五香豆的一种皮鞋，17块8吧，这个价格稳定了很多年，质量很好。这些差别，引起很多外地人对上海既羡慕又嫉恨的双重心理。上海的轻工业品是他们要的，但上海的这种特殊性，又是让他们嫉恨的。上海跟相邻的两个省的关系特别紧张，一个浙江，一个江苏，‘四五事件’之前，先是由江苏反上海，后来浙江也加入进来，经过南京和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边都有江浙两省青年学生刷的大标语——‘揪出反周恩来的黑后台！’影射上海帮。那时火车进上海站之前，必须组织人把这些标语都抹掉。

　　“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一般上海市民的第一反应就是，外地对上海的压力要起来了，那年我在上海探亲，就感觉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非常希望‘文革’结束，希望这些人下台；同时又感觉到相邻的城市和省区投射过来的眼光，不友好。一打倒‘四人帮’，这种感觉正好又翻了个个。”

　　冷眼看两派

　　1976年上半年，河南处于“文革”后期的一浪，批林批孔。最后一浪是平反补台。

　　“‘文革’因为造反派、保守派多次反复，两边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政治倾向，这个政治倾向人们称为‘派性’，河南号称‘翻烧饼’，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两面都受到过打击，都有过受迫害的经历，所以派性都很强。但是这河南化工厂的工人当中没有什么派性，因为老工人都是从吉林调过来的，不可能把东北文化革命的派性带过来；青年工人是河南就地招的知识青年，也没有派性。但是干部有派性。

　　“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提出要恢复国民经济，把造反派压下去。1976年他又被打倒了，他打倒的这批人还在受压状态，或者是在监狱里。我印象很深，批林批孔的最后一浪，是落实权力再分配，改革各级领导班子，叫‘打开监狱找左派’。1976年上半年河南化工厂就处于这个状态。”

　　彼时的朱学勤，一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与厂里两派的干部都有接触，对他们都是既有同情，也有反感。

　　他印象很深的是从前长期受压，现在扬眉吐气的新干部。他能感觉到他们身上好的一面 ：反官僚，反特权，反走后门。“他们反特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揭发第一把手胡岭台给老婆报销车票。”胡是13级干部，老婆陪他去上海看病，往返车票拿到财务科报销，财务科有人造反，就把这事儿抖露出来，说胡岭台搞腐败。

　　“最多两三百块，不顶现在一顿饭钱，但这种事揭出来，很容易引起民愤，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工资都很低，两三百块钱就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他也觉察到，新干部身上有不好的一面，那种急于进入领导班子的权力欲，还有那种江湖气，流氓无产者的味道。

　　对于老干部，他不满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普遍的“暮气沉沉”。老干部对批林批孔、平反补台和提拔新生力量，思想上都有抵触。“求稳怕乱，‘暮气沉沉’也可以理解。‘文革’快10年了，怎么还稳定不下来？”

　　狗腿端上来了，撕啊咬啊，

　　分而食之

　　老干部中，朱学勤交往最密切的，是厂里的二把手、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戏曲家欧阳予倩的女婿陈静之。“这人有思想，有风度，仪表堂堂。”

　　陈静之跟周围“土干部”格格不入，故而也受排斥。早在1949年他就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干部，薄一波主持的全国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会议，还有高层的一些重要会议，他都参加过。后来因为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又因为娶了欧阳予倩的女儿，“成分不好”，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果在政治上始终不得志。到1976年平反补台，就更边缘化了，从省直机关沦落到河南化工厂，做了个二把手。他在私下里最谈得来，谈得最多的，是青年工人朱学勤。1976年，陈静之装了10个月的病，住在化工厂职工医院的单间病房，晚上出来散步，会顺路到朱学勤家里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吸引他的，除了朱学勤这个不太一样的年轻人，还有朱学勤家里的那个小书柜。“那个可怜的小书柜，是我爱人插队时从上海带出来的一个很粗陋的包装箱，竖起来，架几层隔板做成的。”重要的是，书柜里有一些朱学勤回上海时买的“文革”中后期的内部书籍，《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布拉格之春》之类，这在当时就算“奇货可居”了！

　　“你是怎么搞到那些书的？”

　　“1974年，1975年，那些书可以在大城市的内部书店买到，但是要凭介绍信，介绍信级别越高，买到的书就越多。当时我最珍惜的是凭省军级介绍信买到的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那本书传看的人很多。”

　　老爷子跑到这个好学的后生家里，借了很多书回去，看得津津有味。

　　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就是陈静之告诉朱学勤的。

　　“那一年发生了唐山地震，河南化工厂也接待过一批唐山疏散过来的伤员，那是9月份，火车进站的时候我们都去接，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秋雨潇潇，大喇叭里放的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个担架一个担架抬下来，都不说话，气氛凝重。”

　　化工厂的医院是当地条件最好的，护士不够，厂里抽调了一些人去照顾伤员，朱学勤的爱人也被抽调过去。有一天，大约是10月13号，他去医院看望那些地震伤员，顺便看望在那里装病的陈静之。陈悄悄告诉他，北京打倒了“四人帮”，还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陈静之怂恿朱学勤和他爱人，“你们俩能不能去街上刷一条大标语——欢呼粉碎‘四人帮’？”

　　朱学勤不想卷入。“虽然也希望结束‘文革’，但是我去刷这个大标语，算什么啊？”就没去。

　　“你第二天上街，看到有人刷标语吗？”

　　“也没有，因为我们那儿是个县城，消息传得慢。我自己也没有逢人就说。‘文革’进入第10年，对政治斗争已经厌烦了。对于打倒‘四人帮’，我的心理反应是多重的：谢天谢地，从此可以结束了吧？兴奋，欢悦；另外还有一层：对于特权有天然憎恶，对于‘文革’当中短暂释放的所谓大民主，还有点留恋。不像现在看‘文革’时期的‘民主’，已经看得很清楚，不过是奉旨造反。”

　　和朱学勤一起下乡的知青当中，有一个后来介入了化工厂的政治，站在新干部这边，参与批判老干部，差一点就要被结合进“班子”了，突然发生“打倒‘四人帮’”，没过几天命运就反过来，在大会上被点名，做检查，弯腰，挨批。“我们的心情很复杂，此前既反对这个同学介入那些权力斗争，现在又对他遭到整肃表示同情。在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环境里边，人是多重的，哪像现在描述‘文革’的那些电视、电影那么简单？包括后来好评如潮的《牧马人》、《芙蓉镇》，都有脸谱化的毛病，此类否定‘文革’的电影，本身就有股‘文革’气，坦率地说，我看不下去，与记忆不合。这个民族之所以思维弱化，与我们不断简化历史、曲解历史有关。才30年，历历在目，就已经被简化、曲解成这个样子。”

　　1977年元旦，十几个来自兰考的知青又按往年插队时的老习惯，大碗小盏地聚餐。这些单身汉们来到朱学勤家里，因为只有他结了婚，家里有厨房。虽然那个同学正倒着霉，夫妇俩还是把他请过来了，政治归政治，朋友归朋友。朱学勤特意买了条狗腿，没有冰箱，就冻在窗台下面。聚餐那天用这条狗腿做了一道政治寓意的菜。红烧狗腿端上来了，大家起哄说：“这就是‘四人帮’，这就是张春桥，狗腿子！”年青人撕啊，咬啊，分而食之，高兴得不得了。那同学在一旁看着，很难受，怎么也吃不下。“现在想想很不应该，他卷入那种政治，当然不好，但也没有理由起哄，强他所难，不尊重他的个人感情啊，尤其是一个失败者的感情。”

　　“那个时候对“四人帮”这些人，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吗？”

　　“未必。此前对‘文革’不满，灰色情绪从城市知识阶层下延到知识青年当中，已经很普遍。说不清楚‘四人帮’有什么问题，但是普遍对他们有一个准确的划定，就他们几个人，也不会划定到其他人那里去。就这几个人，太坏了！那时对江青，对张啊姚啊王啊，议论很多。‘四人帮’粉碎以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政治应该结束了。”

　　（实习记者徐振江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