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对于经济决策和经济研究来说，其实远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

　　不说别的，国家统计局最近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修订，结果2004年的GDP总量竟然一下子高出2.3万亿元。假定宏观经济决策是严格按照GDP数据制定的，那么，相关政策岂不是无的放矢？假如大多数经济专家是严格依赖对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而进行宏观经济趋势预测的，那他们的分析、预测还有什么价值？假如专家要坚持自己的分析是有价值的，政府坚持宏观经济政策并不离谱，那就意味着，决策者和经济专家并不是完全依赖GDP数据进行决策和判断的。

　　这样说来，GDP或许具有经济史研究价值，而没有多少现实的政策意义。像美国的全国经济研究局，甚至会对几十年前的GDP数据进行修正。不过，在中国，GDP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政府和经济专家们更看重GDP的了。因为，至少这十几年来，GDP增长速度和总量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官员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权力，以投资为主要手段，维持GDP的高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GDP增长的资源消耗量惊人。于是，专家们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试图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体现到GDP中。最近两年，矿难等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人们又提出要把亿元GDP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

　　一旦限定GDP的大门打开，专家们很快就会发现，光是绿色GDP、死亡率GDP，似乎仍然不足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净福利。于是，厉以宁先生近日发表观点称，要把社会成本计算到GDP中，扣除社会上各种突发事件造成的GDP损失，以及处理这些事件的支出；扣除为了防范和处理市场不公正、腐败造成的损失。

　　照此逻辑，可以期待，专家们也会提出把社会公平竞争机会、文化、公众的满足感等等计算到GDP中。对于这些努力，笔者表示尊重。但笔者愿意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建议：与其不断修补GDP，在GDP前面不断地增加形容词，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

　　首先得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在GDP上面做那么多文章，好像离了GDP，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似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总得要有一个首要的指标，来衡量官员的政绩，而GDP就是一个最为有效的指标。

　　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答案，其实是扭曲体制下的扭曲想法。在自上而下的考核官员的科层体系中，总需要找一个貌似客观的量化指标，人们也把GDP看成是政府官员可以完全控制的变量，因而，只要上级调整GDP的构成，就足以诱导下级官员形成新的行为模式。

　　但是，假如我们相信中国正在并将进一步市场化，那为什么还要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与政府官员的行为完全挂钩？假如我们相信中国正在并将继续趋向民主与法制，那为什么还相信只有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才是唯一“科学的”评估模式？要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其实有更有效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

　　修补GDP考核指标的种种努力，意味着人们仍然没有摆脱GDP崇拜，并默认政府控制经济增长、官员只对上负责的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它把制度转型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个政绩考核指标的技术问题。

　　与其不断在GDP前面增加形容词，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修补GDP的种种努力，意味着人们仍然没有摆脱GDP崇拜，并默认政府控制经济增长、官员只对上负责的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它把制度转型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个政绩考核指标的技术问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