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大唐集团、联想都是反面案例

　　郎咸平大批判：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

　　本报记者 丘慧慧 邹 愚

　　实习记者 刘 佩

　　深圳报道

　　“中国高科技是一个‘幻象’”——这是郎咸平教授最新的惊人之语。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万字、名为《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这本书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贯的法宝——财务分析，而案例是清华紫光、方正科技、中关村科技以及联想。

　　被批判的联想模式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却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郎咸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联想早期的收购和注资行动使其资产不断增加，然而由于联想在购入新的业务时并没有详细的发展蓝图，联想的总资产虽有增加但其资产回报率却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联想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艰难，与赢时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败，亏损超过2亿港元，其后与美国在线的合作亦因双方各自的内部问题，致使合资公司在两年内没有实际运作的情况下以亏损收场。

　　郎认为，“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联想的IT服务业务方面。联想的IT服务业虽然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其业务的发展却有很高的增长，甚至比市场的增长还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国IT服务业的增长为31.5%,而联想的增长是198%；另外，联想在IT服务业内的咨询服务表现出众，2003年，联想以3.5%的市场份额首次跻身中国IT咨询市场前三名，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国内IT咨询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联想却在此时戛然而止，停止进攻。在2004年7月将旗下的IT服务作价3亿元转让给亚信科技，以换取亚信科技15%的股权。联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务业收入并未能达到联想预先订立的目标。郎咸平认为，联想并未给予IT服务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目标，就匆忙退出，此为目光短浅之举。

　　郎咸平还批判联想轻视研发，联想在2000年就一直实行“贸工技”战略，把技术放在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转变，开始重视研发，但当年只投入2亿元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还不到1.2%，而相比华为和海尔的研发投入，联想只能望其项背。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资金作为研发，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的资金，联想明显是落后的。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书中并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给出解决方案。

　　危局与幻象

　　关于“幻象”的论断，不仅来自江湖。

　　“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一位科技部官员向本报分析。

　　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03年国家GDP实现9.2%的增长，消耗的资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带有脆弱性，因此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2004年曾经达到62%。”

　　在这样背景下，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未来十五年“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11个重点领域的技术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的方针显得非常及时。

　　《纲要》别有意味地表示，“事实告诉我们，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而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毫无疑问，郎咸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表达他的“幻象”观点。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02年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从1998年的21位下降为2002年的31位。

　　郎认为，即便是这个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经济表现”一项，“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它的几项如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长期的高速度是很难保持的，如果去掉这一项，我们的得分就更低了”。

　　另外，郎咸平还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

　　7个不养高科技的传统文化

　　什么阻碍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进步？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关键并不在制度建设。

　　郎认为，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郎还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思维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发还是面向科研，面向专家还是面向产品，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面向研发规律还是研发速度，面向“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

　　显然，文化探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维的出发点，但郎并未与中国政府管理层进行过对话，“我只专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

　　正方

　　郎咸平：中国有没有高科技无关国企体制

　　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2月8日下午，原本打算马上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郎咸平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书面回复本报。傍晚时分，郎打来电话说，“回复本来已经写好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明天回复你。”

　　显然，从回复来看，比起《科幻》一书中体现出的郎咸平本人一贯的尖利、不留情面，郎在采访回复中的措辞要婉转、温和许多。

　　郎对自己在书中“刻薄”一面给出的注解是：“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

　　“要自主创新就必须思考现状”

　　《21世纪》：郎教授一向言辞大胆，正逢中国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战略之际，你对中国的高科技幻象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触动你写《科幻》的原动力和初始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自主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政府提出“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可是要达到这个国家级的目标，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我的“科幻”的目的，而“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本书“思维”的目的。

　　举例而言，“思维”一书中就提出了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后期创新为主而不是前期创新，这个思维是不是也是一种新型的“自主创新”思维呢？另外，真正注重前期创新的日本企业如索尼、三菱和日产反而碰到了经营问题，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呢？所以如何正确的理解与发展科技创新是我写书的目的。

　　而政府提出“自主创新”只是一个政策，至于企业应该如何具体的执行，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只有企业理解了本质问题，国家“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实，因为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推行主体。

　　《21世纪》：类似于“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这样的断言，相信很多人心中能产生共鸣，但中国科技竞争力疲弱的事实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你认为《科幻》一书意义何在呢？

　　郎咸平：中国高科技竞争力疲弱是个事实，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我国高科技的现况，才能使得我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至于中国高科技竞争力薄弱的本质能否发生改变，那就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才有可能改变。

　　“我从来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

　　《21世纪》：在写作此书前，你针对不少高科技企业做了相当的调查问卷，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也与中国科技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做过沟通和交流？

　　郎咸平：我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企业，因此我们对企业作了相当多的调研。但我没有和主管部门、决策者们沟通过，因为我只想谈企业问题。

　　《21世纪》：但是也会有人认为，你选取的企业个案是片面的：首先您选取的是上市公司，而中国还有一些做得非常不错的非上市公司，比如华为；另外，在上市公司中还有比亚迪等民营体制下不少高科技企业做得不错。或者你认为他们只是特例，成就不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局？

　　郎咸平：我的案例研究都是透过公开数据，因此无法分析华为。以中兴的例子来看，华为也应该是好的，但是以中国如此之大，而今仅有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是绝对不够的。我希望透过“科幻”和“思维”彻底改变企业家的思维，以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思维发展我国的高科技行业。

　　我认为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行业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思维的落后。只有整个企业家团队的思维提升了，我们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代成功的企业。如果思维没有正确的提升，那么我们企业的成功就是比较随机性，这才是危机之所在。

　　《21世纪》：你在书中导言里探讨了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的问题，并且似乎中国文化当中的不少传统观念的劣根性成为支撑你此书观点的重要论据？在你看来，这是中国高科技疲弱的根本原因吗？

　　郎咸平：我只是认为文化问题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阻碍，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我在“思维”一书中也指出，日本企业的衰退和日本的文化也是有关的，因此有效发展高科技必须先认清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警惕不足，而且也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我只能说文化问题是个大问题，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问题。

　　《21世纪》：你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战略与研发组织结构是错误的”，你是否有考虑过，在你选取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案例，导致其研发战略失败的背后，都有相当重的国企背景？

　　郎咸平：我写书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谈问题，我所以没有特别的谈论国企问题，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像中兴通信就有国企的成分。

　　另外，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吗？他们难道没有相当成分的政府参与吗？亚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韩国、日本的商社，新加坡和台湾前期IT的发展。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参与程度大就一定成功，日本商社的衰退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思维本身才是正途，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群体。

　　向鸿海、长江生命学什么？

　　《21世纪》：你选取了台湾鸿海、香港长江生命科技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试图说明“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样的案例对大陆企业有现实借鉴意义吗？

　　郎咸平：台湾鸿海、长江生命科技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他们的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台湾鸿海的成本控制和后期产业整合式的扩张值得我们关注，长江生命科技在研发高风险的癌症和艾滋病时的策略是先发展有机肥料来降低风险，这种思维也值得我们关切，这才对我们企业发展具有借镜意义。

　　《21世纪》：你在书中举了中兴通讯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大陆同样是可以出现高科技企业的，但是为什么会与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这些同样的大陆高科技企业命运如此不同？这中间说明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正想透过这些案例的对比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如何发展高科技呢？我们就必须先从文化，研发战略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战略提出新思维，供企业家们参考。如果我们不能有系统的理解高科技的本质，那么未来成功的必然性就大大降低，这就是我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维上认清楚什么是高科技的本质，才能有效发展高科技。

　　《21世纪》：你对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发展是彻底悲观吗？

　　郎咸平：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一个不知道检讨自己的民族，是很难创造出辉煌的未来的。就是因为我太希望我们高科技的未来能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我才会如此严厉的期许。但如果我们还是因循旧思维，那我才会觉得悲观。

　　反方

　　郎咸平的三大疏漏

　　金心异

　　郎咸平教授一向擅作惊人之语，不过这一回他的断言并不叫人吃惊——“中国没有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几乎是业内流传已久的说法，被人在媒体上说出来也不是第一次了。

　　《科幻》一书仍能引起人们侧目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是郎教授说的话，而郎教授刚刚在国内引起过一波又一波的轩然大波，正是当红炸子鸡；其二，他刚好在中国第三次举行全国科技大会、自主创新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大谈特谈科技创新之际，大声地说了这句话。

　　需要更正的“新”

　　郎教授如果在这句话中更正一个字，把“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字去掉，那就要完善而且合理一些了。如果不去掉，马上就会有许多人来更正他：中国也许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但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有的吧？关键是如何给“高新技术企业”下个定义不是？

　　要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许多城市宣称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像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城市，纷纷宣称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到了其工业总产值的1/3甚至更多（上海的数字是40%强，深圳的数字是50%弱），如果郎教授这话成立，叫这些省份和城市何以自圆其说？

　　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其中会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审定“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还有不少城市政府设有“高新办”，更不消说全国数以百计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郎教授岂不是要砸人家的饭碗？

　　其实郎教授也知道，这些饭碗是砸不掉的，观点嘛，仅仅是观点而已，最好的结果是能引起大家有一些反思，足矣。因为我们国家从上到下，用的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概念，而不是“高科技产业”，尽管有些无知者常把二者混淆——后者是指在全球真正领先的技术及产品，而前者，外延要大多了，一般来说要包括：全球领先；国内领先；国内较领先且比原来有改进。

　　中国真没有一家高科技企业？

　　即便一定要说高科技企业，难道中国真的就一家也没有吗？郎教授书中所列举的那些企业里面，一家也不是吗？没有被该书提到的呢？比如，华为（小声地）？诚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也许不多，郎教授所提到的那些现象让人刺痛，但是也许，还是有几家的吧（更小声地）？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高科技落后的事实，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全球第二，与中国技术落后，二者并不矛盾。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说，中国100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所谓的“追赶国家”，哪怕是越追越远，也仍还是个“追赶国家”。

　　“追赶国家”有多种追赶方法，说得拗口一点就叫“追赶战略”。比如说，人家领先的技术，一直未公开，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也掌握了，也许还比前面的人落后，但比后面的人已先进许多了，这是一种办法。

　　比如，人家发明了一种技术，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或者在这种技术形成产品的工艺或功能改进上，玩出新花样，这也是一种办法，据说日本人就是用的这一招；

　　还有一种办法，技术也是商品嘛，你虽然研究出了新技术，但如果你愿意卖，而且我愿意买进，那就等于我获得了这种技术，这20年来中国实施的“技术换市场”，卖出市场买进技术，做一回交易，大概就是这种办法吧？这两年我们进行大反思，开始追求“自有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大约是对这种方法的扬弃；

　　也还有一种办法，选择在技术完全更新换代的当口，在技术革命的节骨眼儿上，实行卡位战略，掐准了点儿，取得领先，这大概是韩国三星的办法吧？据说有人就建议中国的汽车产业采取此种战略，在传统汽车上咱是拼不过你们啦，但是在电动汽车上，大家都同时站在起跑线上，俺跟你玩命一把，说不定就此进入先进国家行列了呢。

　　只有批评没有解决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科技界，甚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据说对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已有了“南派”与“北派”之争，南派据说以“市场主导、企业主导”为特点，北派则以“政府主导、国家战略、依靠科研院所进行攻坚”为特点。

　　更有意思的是，在郎教授书中所列举的9个企业个案中，有四个——中兴通讯（深圳）、鸿海精密（台湾）、长江生命（香港）、三星电子（韩国），被“咸评”为成功的案例，除三星外，大约可归入“泛南派”之列，而四个大约被定性为失败的个案——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天哪！一间地产公司，居然被郎先生当成高新技术企业来分析？）、大唐集团，却恰恰大约可以归入“北派”之列。郎教授，我要质问你：你什么意思？是明目张胆地支持“南派”，否定“北派”吗？

　　争论归争论，就中央已出台的一些政策来看，隐隐已可以看出，经过修正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大概会是以下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其一，认可“南派”的办法，鼓励市场化的高新技术大企业争取在全球获得竞争力；其二，修正“北派”的做法，使其与市场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尤其是科研机构、大学的资金获得，会用更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方法；其三，效法美国，将中国相对领先的军工技术民营化，或与民间产业结合起来（这是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既刺激科技产业进步，又刺激军事技术进步）。

　　人常说，“批评最易，辩护较难，帮人想出解决方案是最难。”郎教授选了最容易的一环，批评。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