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下午，原本打算马上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郎咸平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书面回复本报。傍晚时分，郎打来电话说，“回复本来已经写好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明天回复你。”

　　显然，从回复来看，比起《科幻》一书中体现出的郎咸平本人一贯的尖利、不留情面，郎在采访回复中的措辞要婉转、温和许多。

　　郎对自己在书中“刻薄”一面给出的注解是：“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

　　“要自主创新就必须思考现状”

　　《21世纪》：郎教授一向言辞大胆，正逢中国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战略之际，你对中国的高科技幻象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触动你写《科幻》的原动力和初始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自主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政府提出“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可是要达到这个国家级的目标，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我的“科幻”的目的，而“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本书“思维”的目的。

　　举例而言，“思维”一书中就提出了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后期创新为主而不是前期创新，这个思维是不是也是一种新型的“自主创新”思维呢？另外，真正注重前期创新的日本企业如索尼、三菱和日产反而碰到了经营问题，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呢？所以如何正确的理解与发展科技创新是我写书的目的。

　　而政府提出“自主创新”只是一个政策，至于企业应该如何具体的执行，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只有企业理解了本质问题，国家“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实，因为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推行主体。

　　《21世纪》：类似于“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这样的断言，相信很多人心中能产生共鸣，但中国科技竞争力疲弱的事实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你认为《科幻》一书意义何在呢？

　　郎咸平：中国高科技竞争力疲弱是个事实，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我国高科技的现况，才能使得我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至于中国高科技竞争力薄弱的本质能否发生改变，那就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才有可能改变。

　　“我从来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

　　《21世纪》：在写作此书前，你针对不少高科技企业做了相当的调查问卷，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也与中国科技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做过沟通和交流？

　　郎咸平：我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企业，因此我们对企业作了相当多的调研。但我没有和主管部门、决策者们沟通过，因为我只想谈企业问题。

　　《21世纪》：但是也会有人认为，你选取的企业个案是片面的：首先您选取的是上市公司，而中国还有一些做得非常不错的非上市公司，比如华为；另外，在上市公司中还有比亚迪等民营体制下不少高科技企业做得不错。或者你认为他们只是特例，成就不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局？

　　郎咸平：我的案例研究都是透过公开数据，因此无法分析华为。以中兴的例子来看，华为也应该是好的，但是以中国如此之大，而今仅有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是绝对不够的。我希望透过“科幻”和“思维”彻底改变企业家的思维，以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思维发展我国的高科技行业。

　　我认为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行业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思维的落后。只有整个企业家团队的思维提升了，我们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代成功的企业。如果思维没有正确的提升，那么我们企业的成功就是比较随机性，这才是危机之所在。

　　《21世纪》：你在书中导言里探讨了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的问题，并且似乎中国文化当中的不少传统观念的劣根性成为支撑你此书观点的重要论据？在你看来，这是中国高科技疲弱的根本原因吗？

　　郎咸平：我只是认为文化问题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阻碍，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我在“思维”一书中也指出，日本企业的衰退和日本的文化也是有关的，因此有效发展高科技必须先认清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警惕不足，而且也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我只能说文化问题是个大问题，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问题。

　　《21世纪》：你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战略与研发组织结构是错误的”，你是否有考虑过，在你选取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案例，导致其研发战略失败的背后，都有相当重的国企背景？

　　郎咸平：我写书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谈问题，我所以没有特别的谈论国企问题，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像中兴通信就有国企的成分。

　　另外，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吗？他们难道没有相当成分的政府参与吗？亚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韩国、日本的商社，新加坡和台湾前期IT的发展。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参与程度大就一定成功，日本商社的衰退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思维本身才是正途，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群体。

　　向鸿海、长江生命学什么？

　　《21世纪》：你选取了台湾鸿海、香港长江生命科技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试图说明“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样的案例对大陆企业有现实借鉴意义吗？

　　郎咸平：台湾鸿海、长江生命科技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他们的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台湾鸿海的成本控制和后期产业整合式的扩张值得我们关注，长江生命科技在研发高风险的癌症和艾滋病时的策略是先发展有机肥料来降低风险，这种思维也值得我们关切，这才对我们企业发展具有借镜意义。

　　《21世纪》：你在书中举了中兴通讯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大陆同样是可以出现高科技企业的，但是为什么会与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这些同样的大陆高科技企业命运如此不同？这中间说明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正想透过这些案例的对比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如何发展高科技呢？我们就必须先从文化，研发战略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战略提出新思维，供企业家们参考。如果我们不能有系统的理解高科技的本质，那么未来成功的必然性就大大降低，这就是我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维上认清楚什么是高科技的本质，才能有效发展高科技。

　　《21世纪》：你对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发展是彻底悲观吗？

　　郎咸平：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一个不知道检讨自己的民族，是很难创造出辉煌的未来的。就是因为我太希望我们高科技的未来能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我才会如此严厉的期许。但如果我们还是因循旧思维，那我才会觉得悲观。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