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货币化果真是公务用车改革的出路吗？不，货币化乃是公车改革的误区。一直以来，职务消费货币化被视为公务用车改革的出路，任建明教授不过只是老调重弹而已。这种观点，非但没有击中公车泛滥的要害，反而可能引发腐败或不公。公车私用的实质，乃是公权私用。用发放补贴的办法，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不能根治公权私用。从按官职高低的阶梯式补贴办法不难看出，公车的功能已经异化，要害在于依据官职而非公务需要，依然是特权的象征。公车改革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特权的抵制。用发放交通补贴来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特权，只是变换了特权的形式，即把拥有公车的特权，改换为拥有高额补贴的特权。这种“改革”因其缺乏法律的支撑，最终不可避免地将流于形式。

　　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实质是什么？面对现实，从已经实行货币化的地方看，“职务消费”已经异化为“权力消费”。为什么？因为确定货币化的依据是职务的高低，而不是公务的需要。结果自然是，职务越高，货币化程度越高，比如处级每月就高达3000元。显而易见，“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实质在于“权力消费”货币化。这样的改革，只能强化官本位，毫无疑问要遭到抨击。

　　其实，公务用车的消费，不是职务消费，而是公务消费。使用公车是公务需要，“公务”和“需要”，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公务活动支出，属于行政成本。将行政成本转化成“货币”进入个人腰包，结果是什么？成本和津贴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被混淆了，公、私之间的界限被抹去了，这就使化公为私得以实现。把行政成本变成个人利益的驱动力，以至于执行公务，还得在工资之外追加薪金，其效果无异于向不正之风乃至腐败让步。

　　公车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公务车回归到执行公务的本位。所谓“本位”，是指购置和使用公车乃公务需要。“公务”和“需要”，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公车私用决不仅仅是违纪，更是违法，如果用纪律处分代替法律追究，法制岂不被架空？因此，治理公车私用，当追究法律责任，而不是用车贴去赎买。

　　一辆公车，得四十个农民养活，大约可办一所希望小学，解决近千贫困子女读完小学。果真要改革，我以为首先要确定公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即坚持公车办公务，走法制化之路。从国外看，那些对公车管理制度健全的国家，无一不将公车纳入法制化轨道。论其经验，要而言之有三，一是建章立法，将公车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二是引进公开监督机制；三是对违规行为依法惩罚。因此，要走出公车泛滥的无序状态，必须走法制化之路。法不立，车轮腐败之顽疾，终究难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