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7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改革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新阶段需要理论新突破。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的改革。这是在2006年2月7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举办的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上，来自中央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研究室、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近20位与会知名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

　　与会专家认为，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改革初期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不发达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但在近几年，我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其次，人们对改革的价值认同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想改革，认为改革能给人们带来利益，因此对改革有很高的期望值，也有很高的价值认同。但是经过27年的改革历程，目前这种价值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未来的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似乎在重新拷问中国。其三，改革的聚焦点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改革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关心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政策的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个人带来实惠。但现在政府改革成为所有改革的聚焦点。因为我国的几乎所有改革，最终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进，取得成效，与政府自身的作为是紧密相连的。有的专家指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未来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发展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能否实现这个战略，从改革的视角，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变量：一是对改革的局势能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二是能不能重新建立对改革的共识；三是能不能推动政府的实质性改革，用政府改革带动其他改革。

　　学者们指出，改革新阶段面临的上述问题表明，改革要取得新进展，需要在理论上取得新突破。有专家提出，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经验，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已经初步在起主导作用。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的改革。有的专家认为，若干年前已经出现的“改革综合疲劳症”，最近加上置疑改革的情绪，使当前改革攻坚举步维艰。改革要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局限，也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理念。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要推进这场改革，首先要推进理念的改革。第一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理念。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好的所有制，都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根据改革的社会实践重新研究。第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理念。西方现代化是“物本位”价值观、发展观、世界观的产物，以物的生产、物的占有、物的消费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的恶化。中国必须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与会学者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具有与之相配合的体制保障，这是新时期改革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改革共识的基础。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与改革开放分不开的，这实际上对一些争论已经做了回答。改革仍然处在攻坚阶段，要下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改革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有的专家认为，既然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已经提出，中央对改革已经做出了比较深入细致地部署，现在就是大力推进的问题，要敢闯敢干，大刀阔斧，要有一股劲，要有一股气，不能瞻前顾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是下一步改革的主线，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是“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总体要求。有的专家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改革当中要注重社会公平。下一步要考虑让先富起来的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包括城市，帮助后富起来的人，帮助落后地区，在这方面形成一个机制。有的专家提出，要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以此来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十一五”时期应当努力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真正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这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大作用。要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推进政府转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公共服务分工体制，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来推进政府改革和事业机构改革。“十一五”时期，要加快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与会学者对此达成高度共识。他们认为，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关于“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两大基本判断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继续推进改革是个鼓舞，对“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