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朝夕

　　■编者按：

　　“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呈现给世人的显著特征，现在，包括中央决策层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痛切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增长下去了！

　　我们没有本钱这么增长———即使是储量最丰富的煤，我们的人均占有量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我们选择了三座煤城作为观察点：陕西榆林(煤气油盐兼备但以煤为主)、江西萍乡和吉林辽源，按照《中国资源(矿业)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战略与科技对策研究报告》的分类，它们分别处于资源城市的发展期、警戒期和危机期。

　　中国有95座高度依赖矿业的资源型城市(其中58座是煤城)，它们正是粗放型中国经济的注脚。对生活在那里的七千万人而言，如何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更是一个命运攸关的课题。事实证明，只有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使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这不仅适用于资源型城市，对其它类型的城市亦如此。

　　现在，辽源和萍乡正致力于解决产业替代和环境污染问题，榆林也意识到自己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无法沿袭过去的资源开发模式，而这些问题又都不是哪座城市所能独力解决的。经验已经表明：不能等到资源濒临枯竭之时再来考虑城市转型和环境整治，那是一种代价高昂、事倍功半的做法。对于榆林这样的新兴资源城市，它们必须从青年期就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账户积累资金。

　　如果说资源性城市依赖资源生存发展的周期相当于人的一生，那这三座城市就是老中青三代。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城市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城市自身，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双重转轨的今天，应当相信，不仅新一代有可能跳出老一代的命运，中年一代老年一代的命运也有希望迎来转机。

　　□本报记者　曹海东

　　因为拥有超级大煤田和天然气田，陕北黄土高坡上的榆林市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过去数年，资源价格高涨让榆林财源滚滚，但暴富之后，成长的烦恼也显得更加突出

　　“我们在煤田上住，就是没煤烧！”56岁的方增栋忧郁地说道。他所在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后柳塔村的地底下正是一个超级大煤田，目前正由神华集团大柳塔煤矿开采。而离其家一里多的公路边赫然立着一块牌子———前方300米采空区，请车辆减速慢行。

　　看着窗外排成长龙的拉煤车，方增栋提起一把大茶壶，将一些煤渣倒在了火炉内，一股刺鼻的煤烟味扑面而来。

　　方增栋没煤烧，但其所在的榆林市，正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科威特”。

　　“形象地说，榆林的地盘上，每平方米有6吨煤，100立方米天然气，120吨盐！”2月17日，在榆林市人大的办公大楼内，榆林市人大环资委主任万继新不断地在桌子上比划着。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陕北民歌《走西口》尽显毛乌素沙漠中这座城市的伤感和苍凉。风沙漫天、羊肚子手巾、沧桑的面孔，这是所有荧屏上榆林的形象，如今它却因为资源一夜之间富得流油。2003年开始，煤炭、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的飙升为榆林提供了一个飞跃式发展的机会。

　　因为坐拥资源，中央企业集团富了，政府富了，矿井周边的老百姓也富了，但是方增栋却依然没煤烧，依然为今后的生计烦恼。

　　他的苦恼只是这个城市苦恼的一小部分，对于榆林这个靠资源发家的城市来说，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央企业与榆林市的关系，经济发展产生的环保问题，榆林市南北12县的发展差距，都让这个“中国科威特”面临许多成长的烦恼。

　　发现大柳塔

　　榆林的能源开发是从一个小镇———大柳塔发端的。在方增栋的记忆中，20多年前，随便在岩石上掏个洞，就有煤炭，当地老百姓甚至用煤炭砌院墙。

　　当时，大柳塔只是一个二十多户的小镇，甚至被誉为光棍村。时任前柳塔村会计的张永说，在印象中，他们每次都要步行几十公里去神木县城开会。

　　与大柳塔一样，20世纪80年代，榆林与外界封闭，当时榆林市领导人为了改变经济落后局面，四处推销榆林的煤炭，但收效甚微。

　　榆林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84年。当时，新华社记者获悉陕北存在煤炭的消息后前往神木调查，以内参形式向中央反映陕北存在大煤田。随后，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八五煤田地质队进驻榆林进行勘探，他们的发现证实了这个消息。

　　其后榆林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据记者从榆林市委获得的相关数据显示，榆林境内已发现8大类48种矿产。其中煤炭预计储量2714亿吨，探明1660亿吨。如此储量，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榆林的北六县资源富庶，包括神木、靖边、定边等县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南六县包括吴堡、绥德、米脂等资源较为匮乏，但目前这些县也相继发现煤田、岩盐。

　　1985年5月华能精煤公司成立(神华集团前身)。第二年，该公司进驻大柳塔。“地下资源是归国家所有，神华是中央的大型企业集团，由于它从国家直接取得矿权，地方政府只能在其中起协调作用。”榆林市一位官员介绍说。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一些胆子大的私人个体户也加入了榆林的资源开发，不久就掀起了热潮。

　　1990年代初，榆林市委宣传部的王浩刚从榆林府谷县调到榆林市任职的时候，发觉榆林城区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晚上过了10点商店都早早关门。这与被誉为“小深圳”的府谷县的情况反差明显，那边的夜生活十分丰富。

　　在榆林的靖边县和定边县发现石油后，外地的私人老板也纷纷来到榆林。

　　“一些外地老板开始到处钻井，一眼望去，都处是‘磕头虫’(一种采油机器)。”榆林人大的一位官员说。

　　那时在榆林市靖边县占一平方公里打油井，只要向政府交8万元即可，也正由此，很多官员希望到定边县和靖边县担任职务，而民间也开始向两县移民。据统计，当时石油开发收入占到榆林市财政收入的27.8％。

　　1989年，长庆石油勘探局在榆林市靖边县钻出第一口天然气井，随后长庆石油勘探局在榆林大地上“划地盘”找油、找气。1998年长庆石油勘探局更名为中石油长庆公司。当时，周边的老百姓为了分享这块“肥肉”，开始不断偷油，“开始用塑料袋，后来用罐子”。

　　1990年代中期的国内煤炭市场不景气，榆林的优势并没有显现出来，当地经济依然靠榆林第一毛纺厂、第二毛纺厂这些地方企业的支撑在不温不火地发展着。

　　“当时交通不便利，从榆林市城区到府谷县，短短的200公里路程，但是坐车要走整整一天。”榆林市发改委能源化工基地办副主任马富泉对此记忆犹新。

　　被改变的生活

　　“以前或许你是穷光蛋，不得不在自己的田地上刨个煤窑维持生活，现在这个煤窑或许就可能让你变成千万富翁！”大柳塔前柳塔村的张永说。2003年开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资源价格的疯涨迅速改变了榆林人的生活。

　　在大柳塔镇上的柳兴街，映入眼帘是销售各种矿山机电的商店，不远处则是被誉为“世界第一矿”的神华集团的大柳塔煤矿和神华集团为员工建的高档住宅小区。

　　2003年，这个西北小镇的GDP就已经超过了7亿元。从2003到2005的两年内，这个3.5万人口的小镇竟然增加了20多家酒店、宾馆。当年为了迎接神华而建设的大柳塔宾馆与这些新建宾馆比起来，显得破旧过时。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人！”在镇上做生意的马尚宝说。他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商店，地段并不好，但租金已经超过两万元。采访时，马尚宝不断抱怨小镇连续上扬的物价，“一壶茶竟然要收80元！”

　　在资源价格暴涨之下，2005年初，榆林出现了倒卖煤矿的现象。

　　“到处是从银行取钱准备入股炒煤矿的人”，家住横山县的李匀(化名)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钱从银行难取。在银行门口排了两天长龙，才取到了钱。此时，官方统计，榆林的中小型矿达405个。

　　取款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横山县的信用社只允许储户取活期存款，不允许取定期存款。

　　府谷县的一个煤老板胡隶(化名)告诉记者，一个2005年3月以2700万购买的煤矿，到了秋天已涨到6000多万，到了今年2月上旬，出1个亿，矿主都不会卖。

　　李匀第一次分红是在一次婚宴上。当时，大股东背了一大包钱，在酒席上就开始分钱。“就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有的人一下子就分到了十几万！”

　　“那段时间，大家都疯了，所有人都在入股炒煤矿，田里的活儿都不干了。”李匀说。

　　2006年2月18日，在大柳塔中鸡乡朱家沟的一座山上，记者发现，好几家院子内停着私家小车，最低档次也是桑塔纳。“这些都是老百姓用入股周围煤矿的分红买的，现在大柳塔的各个村子只要和煤矿沾边儿的家庭，都买了小车。”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山脚下则是私人承包的煤矿，各种没有牌号的拉煤车在一阵扬尘中吃力地远去。

　　两毛钱与两元钱

　　73岁的高光荣无可奈何地开始面对一个现实：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突然开始变得没水了。这不得不让他有些担心。

　　现在高光荣不得不去壕沟里去挑水，以往他们只要在院子里面打一眼七八米深的水井就能出现水。更可怕的是高家的房屋也在出现裂缝。

　　与大柳塔中鸡乡朱家沟的私家小车相比，此间一幕颇为灼眼。

　　家住大柳塔镇后柳塔村56岁的方增栋现在正在忙着准备搬家。按照大柳塔煤矿的搬迁计划，他家在搬迁规划区内。

　　神华答应给他旱田一次性每亩补贴600元，水田补贴5年，每年600元。但是直到现在，方增栋都在担心是否能够补贴到5年。更让他忧虑的是，一旦到了大柳塔镇，他无一技之长，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旱田耕种，而如果采空区形成，他们将无法种地。

　　记者在神木采访期间，从神木到山西太原的公路上，收费站口延绵几公里都是等待过磅出境的载重五六十吨拉煤车，路面则深陷下去。

　　神华集团给予地方的补偿是每吨煤两毛钱，主要用于移民搬迁和农作物破坏补偿，并不包括因能源开发而引发的水土流失、地表塌陷等生态环境破坏补偿。而神木县要求地方煤矿每开采一吨煤拿出两元钱用于各种补偿。

　　“榆林的生态很脆弱，这是一个在沙漠上建立的小城，一旦环境得不到保护，极有可能沙化！”榆林市一位官员说，“但是，目前补偿够不够就那些，没办法。”

　　2003年，神华集团下属的神华东胜公司在神木境内实现增值税6.2亿元，按照中央政策，留给神木县的为0.77亿元。在石油开采方面，地方企业每开采一吨原油要向地方纳税500元，而长庆公司缴纳的各种税费为60元左右。

　　根据记者从榆林市政协获得一份资料显示，目前，煤炭资源税额是2－3元，天然气资源税额是每千立方米10元，石油资源税额是6.02％，而中央企业所得税目前也是由中央全征。中央企业在榆林都是享受这些政策的，但是地方的企业已经提高了相应的数额、比例。

　　大柳塔前柳塔村的张永告诉记者，他曾经计算过神华的拉煤车频率。“基本12到16分钟一趟火车，一列火车有80个车皮，其中一个车皮60吨。这简直就在拉钱！”

　　榆林市发改委能源化工基地办副主任马富泉告诉记者，2005年榆林的煤炭开采量已经超亿吨，其中中央企业已经占到一半。而据榆林人大环资委主任万继新介绍，在全市的405个矿中，神华的一个矿的产量相当于地方矿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中央国有大型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带动是明显的，这不可否认。”榆林市一位官员说，“但是，如果哪一天，榆林的资源开发完了怎么办？”

　　一个新城的诞生

　　矿工们坐在矿道车里准备下井工作王轶庶／摄

　　以石油、天然气为例，2005年陕西延长油矿管理局成立，榆林各个县的钻采公司的管理权直接划拨给这个局，不过税收利润还暂时交给当地。

　　“但是，暂时保留的这些也可能要上拨，这样就交给当地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发展什么？”榆林市的一位官员分析说。该官员认为，上拨以后，地方在其中就没有积极性，这些原属地方的企业，马上就成为榆林的外地企业。

　　由于地方石油企业开采权力的逐步收回，作为榆林，逐渐在丧失其优势。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榆林依然对煤炭有绝对的话语权。毕竟有将近一半的煤炭开采量归地方。

　　面对并不是无限的资源，“三个转化”已经在榆林被提上决策日程。

　　2003年3月和2004年4月，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贾治邦先后在榆林主持召开推进“三个转化”、加快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座谈会。

　　按照“三个转化”思路，即煤向电、煤电向材料工业品、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的转化。榆林人大环资委主任万继新指出，煤炭以及相关产业已经变成了榆林的支柱性产业，对财政的贡献率占到了70％。

　　显然，对地方政府来说，所能做的必须是把能够自己掌控的资源做足文章。

　　“‘三个转化’就是考虑到万一榆林的能源开发枯竭了后的问题。实质上这是一种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延长能源消耗服务年限的方法。”榆林一位官员分析道。

　　2003年为了加强引资，以及创造投资环境，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下令成立“投资环境110办公室”，并予以“一块黄牌”、“一面红旗”、“一道禁令”的尚方宝剑。“我们就是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来这里投资。”榆林市投资环境110办公室副主任高军说。

　　2月15日，在榆林市发改委能源化工基地办的一幅规划图前，副主任马富泉不断用手指着一个个新上马的项目。目前，十几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开始瞄准榆林的煤炭、岩盐、甲醇等能源项目。其中包括英美资源集团安格鲁煤炭公司、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南非萨索公司、壳牌以及山东兖矿、青岛啤酒等。数据显示，2005年，榆林市外资金实际到位68亿元。

　　这个昔日的边陲小城，一下子迸发出了难以估量的能量。

　　2005年下半年，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浩突然发觉自己的工资单里面多出了300元，这次调工资让公务员都高兴不已。“财政有了钱，公务员的工资就涨了！”王浩说。

　　据了解，榆林三年以来的财政收入呈现飞速增长趋势———2003年不足30亿元，2004年达到40亿元，2005年增至67亿。

　　政府有了钱，就开始投资各种基础设施。榆林市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些天他的一位关中朋友来榆林旅游，早晨发现市民们在塑胶跑道上进行晨练，他发了一句感慨：“榆林人皮真硬(关中方言意为实力强)。”

　　在外工作的李华已经两年多没有回过家，当她看到以往破破烂烂的城市，变成了旅游城市的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话———我想回到榆林来工作。

　　“此前，榆林人要是到了大城市，别人看着你土样儿，都会白眼。”出租车司机姚彦林告诉记者，现在在西安，只要听口音是榆林人，售楼小姐都会非常热情，“他们都知道榆林人不会讲价，要多少给多少，有时买了房，还要请人家吃一顿饭！”

　　不过，在榆林内部，南部六县和北部六县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然非常大，百姓们的生活水平还有差距。

　　为了缩小区域差距，榆林市开始实施南北互帮互助，以工业为依托带动南六县发展以及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目前资源贫瘠的南六县的吴堡县又发现一个特优焦煤储量为15亿吨的大煤田和一个以绥德、米脂为中心的特大盐田———岩盐预计储量6万亿吨，占全国总储量26％，探明8854亿吨。

　　榆林市经济技术合作局局长韩志平告诉记者，神木县现在的个人存款余额达100多个亿。为了让这些钱有新出路，榆林市委正在研究促使这些资金重新投入到资源开发中。

　　这些都昭示着新一轮资源开发的到来。虽然伴随的将是新一轮的地方中央的利益调整。

　　“榆林的目标就是，富民、富县、富市项目一起上！”韩志平说。

　　已经在大柳塔镇买了新房的方增栋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榆林市的这些政策，他正在期待将来的改变。在落日的余辉中，他的表情和这座城市的表情一样复杂。

　　■背景资料

　　一份由30多位专家撰写的《中国资源(矿业)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战略与科技对策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矿业城市178座，超过全国城市总数的1／4。

　　178座城市中，有29座城市的发展时间不足20年，属于幼年期矿业城市；有131座城市的建市时间在20年至50年之间，步入了矿业城市的中年期；还有18座城市进入了老年期，他们的建市时间已经超过50年。值得注意的是，在178座城市中，有10％的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始枯竭，如辽宁的阜新、甘肃的白银等，这些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始面临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急需转型。

　　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矿产资源开发进入后期、晚期或末期阶段，其累计采出储量已达到可采储量的70％以上的城市。按照对资源产业的依存程度，2000年我国约有178座矿业城市，其中约95座对矿业的依赖程度极大，这部分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4％；人口约7000万，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3％；矿业产值占全国矿业总产值的62％。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共有煤城58座，油城11座，铁城5座，有色金属城13座，其他非金属矿城8座；地级市50座，县级市45座；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和东北；按资源枯竭程度，可分为发展型、警戒型和危机型等城市。发展型矿城约有20个，包括新兴的和已转型的矿城，如鄂尔多斯、攀枝花、石嘴山、铜陵等；危机型矿城约有20个，矿产资源枯竭，城市问题突出，如东川、白银、阜新、任丘等；其余是警戒型矿城，在10－15年内矿源堪虞。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