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待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次煤电联动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价即将上调的消息。此番涨价，大致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电煤价格是完全放开的，煤价上涨带来发电成本提高，电价理应水涨船高；第二，所谓“发电企业全面亏损的局面很可能出现”。

　　第一个理由了无新意，电力行业早已嚷嚷了很多年；第二个理由则颇有创意，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来被当成一个价值共识，以减少亏损为目的的电价上涨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

　　电力行业真的处于亏损边缘吗？这一结论让人怀疑。如果说亏损的原因在于发电成本上升，但发电的真实成本究竟几何？在电力行业高度封闭运行、经营状况从来没有被有效审计的情况下，外界有理由对此保持疑问。

　　即便电力行业即将亏损是一个事实，但同样存在的一个事实是，电力行业员工的收入水平都“相当高”，地球人都知道“电力系统”是个“好单位”，去年年底媒体盘点十大暴利行业，电力行业一如既往地排名“相当靠前”。其间的悖谬之处显而易见，一般的企业若是亏损，解决办法不外是精简员工数量、降低员工工资，试图以提高产品价格让客户为亏损埋单是断不可能的，亏损企业的员工拿着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政府主导建立如供电、供水、供气等行政垄断性企业，目的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解决市场外部性、增进社会公正、调节收入分配，它们是所谓的“公共企业”。与私营企业不同，私营企业以获取利润为惟一目的，而建立公共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公共企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在获取利润的目标与公共利益目标发生冲突时，应该让位于公共目标。电力行业的亏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试图以涨价来弥补亏损并不具有合理性。

　　一方面是电力行业行将亏损，一方面行业内员工又在继续享有高收入、高福利，这一矛盾的事实表明，今天中国的行政性垄断行业已经成为忽视公众利益而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分利集团”。

　　美国学者奥尔森曾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国穷国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的结论是，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分利集团是一种拥有某种影响社会政策制定力量的联盟，他们一般没有动力提高经营效率获得财富，而是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比如美国很多的所谓“院外活动”，实质是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寻租活动。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容易成为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

　　奥尔森发现，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条，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会贫穷。

　　当然，公共企业也要追求效率目标，“亏损”肯定不是好事。国际经验表明，公共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没有竞争压力、企业对提高自身效率漠不关心，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打破垄断、引入有效竞争。其中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相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共企业民营化浪潮，各国大幅度减少对公共企业的补贴和投入，要求其面对市场，尽可能地自负盈亏，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把部分公共企业承包给民间企业经营，甚至将公共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和出售，民营化已经成为各国政府解决公共企业众多问题的首选出路。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