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理性看待富人区问题

　　 最近一年时间，经常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任志强再一次站到了这个位置上。这一次则是因为“富人区”的问题。据报道，事情缘由是，在2月19日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到“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而任则明确答道：“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如同每次任放出惊人之语一样，媒体上反应异常热烈。粗略地看，对于任的主张，赞成者少，抨击者多。在笔者写这篇短文时，搜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1299和2795。而且我注意到，相当的抨击者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由于是临时遭遇而发生争论，因此，无论主张一方还是反对一方，都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论证。但由此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实质性的。实质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富人和穷人要怎样居住？是混合居住在一起，还是要分区居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其背景分析来看看对立的情结究竟何在。

　　首先要说明的是，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是混居还是分开居住，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特别是城市中。因为社会中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中贫困群体已具有相当规模。更重要的是，这种贫富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贫富差异已经开始转化为阶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的问题就不可回避了。实际上，富人和穷人是分开居住好，还是混居好，在世界上尽管进行了许多的试验和研究，但至今也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混居的方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有利于减轻阶层之间的隔离。但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是穷人和富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混合居住不利于各自需求的满足。同时，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也容易产生各种矛盾，特别是相互间在心理和情绪上的对立。更重要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纯粹是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住就是必然的。这就是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当然，在另一方面，分开居住的问题也不容否认，这就是容易造成或加剧阶层之间的隔离，特别是加剧阶层的再生产。比如，富人区房价高，房产税也就多，学校教学质量就会更好，富人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就更好，而穷人区则恰恰相反。

　　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在当今世界上，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属于试验或探索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当时与会的万通冯仑表示，曾经有房地产商尝试过富人和穷人“混搭”的模式，“但还没有成功案例”。这大体道理没错，但话说得绝对了。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类似的探索都是存在的。其中一个可以探索的模式，就是 “大混居、小聚居”。这样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居住模式不完全是乌托邦的，如老北京的胡同中，就往往三教九流杂居，引车卖浆者与达官贵人混合居住。但这种混居模式需要特定的条件，我们将其概括为“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也即不同的阶层或人群需要在职业和生活上互相依赖。但不管怎么说，对各种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居住方式都应该积极进行探索。而且，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将贫富分化与居住分区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是因为有贫富分化才有居住分区，而不是因为有居住分区才有贫富分化。要谴责的是过分的贫富分化，以及通过分区居住突出贫富分化的现象，而通常的贫富分区居住不过是贫富分化的外化形式而已。如果需要讨论，也是如何分区的问题。

　　但在我国目前开始形成的居住分区中，值得注意的是，富人与穷人究竟应该如何在城市空间上分布。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空间中居住分区的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以美国为例，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上，最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在此之后，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相反，一些大城市市中心，则开始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有的甚至成为贫民窟。这样的郊区化过程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由市中心向郊区延伸，使得中产阶级和富人得以有条件向郊区迁移。这样的居住格局是有其道理的。比如，富人和中产阶层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承担交通成本。同时，在这种居住格局中，富人通过“进城”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而穷人很少能看到富人怎么生活，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即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尽管这不能从实质上改善社会中的贫富差别，但至少可以缓解情绪对立。

　　而我国发生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去年，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就曾表示，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和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将限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要建到四环甚至五环以外。对此，有人说这是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中心。而市中心“消灭万元以下的住房”这个市场逻辑，则更有力地将普通市民赶向郊区。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但这时，人们包括政府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是住在房子里的，但却要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失业下岗的老上海人，由于住在市区，每天卖100个茶叶蛋就可以解决生存问题。因为大城市的闹市区人流量高，有人甚至说，在这样的地区即使是乞丐也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搬到郊区，这样的谋生手段就丧失了。而且，许多普通市民或穷人迁到郊区，但却要在市区甚至市中心上班，这就造成了如交通拥堵、市政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由于穷人经常“进城”，可以经常见到富人生活，相反富人很少见到穷人生活，贫富之间情绪对立加剧就不可避免。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分区居住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着社会和政府可以对此完全听之任之，完全听凭市场力量的决定。因为既然是分区，就涉及到公共的“集体消费”和公共资源的占有问题。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香山，有几家开发商向市政府提交了开发１０个别墅项目的计划。这些项目若实施，香山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将建成上百万平方米的高档别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可以说，这也是调节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在这里讨论由任志强的一番讲话引起的关于富人区的争论，还有另一番含义，这就是这场争论的背景。其实，居住分区问题本不是一个可以引起如此热烈讨论的题目。从讨论的内容看，许多人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这种贫富差距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而更直接的原因，与这个话题是由任志强引起的有关，而任志强又是和“我们就是给富人盖房子的”、“房地产应该有暴利”这样的话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折射着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在笔者《告别2004》（见本报2005年1月3日44版）一文中，我曾讲到了一种担忧，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民众对精英越来越反感，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在结构层面上，可能是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在行动层面上，则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可以说，精英寡头化，民众民粹化，是我们同时要面对的挑战。而目前的许多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