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我已是闲云野鹤

　　2006年1月，《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杂志上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尖锐批评了当前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人们很快联想到15年前，成为改革开放舆论先锋的、同样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很多人猜测这篇文章背后大有来头，这次《改革不可动摇》的作者，正是上次“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周瑞金。

　　周一生履历简单，复旦大学新闻专业５年，《解放日报》31年，《人民日报》11年。这篇文章甫一出炉，就遭受各方读者的“充分解读”，不少人已经开始臆想其“有没有什么背景”。但是，周瑞金说，这篇文章没有后台，写作过程中没有人授意，更没有错综繁复的政治关系。他说，这不过是一个老新闻的人职业习惯，几十年练就了一支笔，有看法，有思考，就应该说话。

　　我写文章老挨骂

　　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周瑞金意识到，只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在小年夜，他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议，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文章迅速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猜测“皇甫平”到底是什么来头。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摸底，调查“发表背景”。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北京悄悄流行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而不动声色地观察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了。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15年后，又是这个“皇甫平”出来说话了，但是这次，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把他“猛攻了一通”。

　　仿佛印证周瑞金的话似的，访谈中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是一个朋友。周一边苦笑一边对电话说，“是，是，是，我都看到了，网上把我一顿臭骂。”

　　三起三落

　　“文章憎命达”，写字者因文惹祸，在老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1年，周瑞金已经接到中央调令，赴香港《大公报》任主编。“当时已经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解放日报》的工作也交接了，职务也卸了，欢送会也开过了。因为要搬家到香港，我还置办了很多生活用品，做了西装。”突然，北京中央组织部一个电话通知，终止他赴港。原因，就是“皇甫平”事件。

　　别了上家，断了下家，周瑞金突然成了一个挂在半空中的人。

　　当时《解放日报》举办书画展，老周写了个大字条幅参加，“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报社相投的同事悄悄对他说，“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跟他著文辅佐的邓小平一样，周瑞金一生也是三起三落。

　　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瑞金，作为少数留在上海工作的佼佼者分配在《解放日报》工作，文革开始，因为不愿意批判报社里对他很好的老领导、老同志，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修正主义苗子”，批判火力很猛，当时27岁的周瑞金，连吃饭都不敢去食堂。“每天中午独自一人到汉口路南京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现在我能喝一点酒，就是那个年代在那个店里学会的。”在回家探亲的轮船上，忧心自己第二年还能不能回温州老家，因为身边已经有两位好友相继入狱了。这是第一次起落。

　　浩劫过去，1983年，周瑞金再次成为“培养对象”，常务副总编一职提拔在即。

　　“在文革里面，难免要按中央指示写一些评论文章，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受命写过‘批邓’的文章。后来填履历表，我主动如实填了这一段，我想，不管时代的大环境怎么样，毕竟文章是我写的，我个人也应该承担这个错误。没想到就因为这个，我被刷了下来。”这算是第二次起落。

　　后来在上海任领导职务的朱镕基了解了这一段渊源，评价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第三次起落，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了。好在风向转得及时，在《解放日报》悬置了一段时间以后，周瑞金调入北京赴《人民日报》任副总编。

　　退而不休

　　他始终记得刚解放的时候，人们虽然贫穷，但是大项目上有保障。当时的政府已经把许多的精力，放在“社会公共品”的提供上：义务教育，公费医疗，住房分配。他感恩地说自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周少时家贫，半年打赤脚不穿鞋子，全年半饥半饱，初中，高中，大学，都拿助学金，“一个山区的孩子，能到大城市读大学”。他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高了，但是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的危机感却是越来越重了。

　　退下来的周瑞金，已是“闲云野鹤”。

　　跟南怀瑾老师参禅，早上起来打坐，静坐冥思。书籍堆得落落大满的家中，见缝插针地摆着的，是四处搜罗而得的石头和工艺品，周自嘲，“都是不怎么花钱的便宜收藏”。

　　其余的时间，读书，写文章。退而不休，写了大半辈子的政论，对时局依然不肯放弃思考。他还承担着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在两家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在社科院带博士研究生。几年前，因为评阅到一篇不合格的论文，不肯做顺水人情送读博士的朋友过关，周瑞金在网上又被狠狠地“讨论”了一把。

　　他耿直方正，但是却没什么火气，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座右铭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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