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已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世界贸易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在当今国际社会被称为“中国因素”。我们在对“中国因素”倍感自豪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贸易上“高进低出”的事实——这意味着这个加工中心是赔本的，是“穷国补贴富国”。

　　为何导致这个局面出现，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我国的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是内因，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三大透支：一个是环境的透支；二是资源透支，我国的许多基础资源的开采已大大提前；三是社保透支，我国的低成本加工战略使成千上万的打工仔进了工厂，但没有足够的社保，未来到了小康社会，这些人只能是社会来负担。

　　所谓外因是指当前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掠夺行为。一些国际上的金融巨无霸凭借自己的金融市场的霸权，肆意炒作“中国因素”，将能源、原材料价格炒得令人眼镜大跌，利用价格手段，疯狂掠夺财富。

　　国际的一些巨型对冲基金为何能疯狂掠夺财富呢？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世界贸易的殖民价格体系：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由美欧期货市场交易所决定的，生产国和使用国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美欧的定价，原因是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政治上弱势的国家。21世纪之后，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大多有美欧财团的投资，使用者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轮的世界经济增长如同一场盛宴，美欧的绅士们体面地参加了宴会，并能一抹嘴从容离去，可掏钱买单的是我国这个世界性的加工中心。

　　“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增长的方针，要向节约型社会转型，应该说战略方针已经清晰，剩下的是如何处理好中央的方针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但是，如何在金融领域内反价格掠夺的问题还没有被重视。

　　据《中国证券报》2006年1月13日报导，商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由于缺少国际定价话语权，2005年多掏了300亿美元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产品”。但是，国际市场的定价是如何进行的，期货市场在起什么作用，我国的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深入研究。

　　我国大型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其机制并不适合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民营企业规模不够，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因为与国际对冲基金相比，好比是大刀长矛与洋枪对阵。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话语权尚需时日。

　　我从1996年就提出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的我国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大宗产品的定价中心，合理配置资源。但由于当时的政府机构和理论界对期货市场的功能认识不够，所以，不仅不让它发展，反而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来治理整顿，使我国的期货市场“起了五更，赶了晚集”。

　　之所以说“起了五更，赶了晚集”，是指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期货交易所与德国期货交易所差不多同时起步，现在德国期货交易所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国际性交易所，亚洲许多国家比我国起步要晚，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建立期货市场，韩国、印度等国都要晚些，但韩国的许多品种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我们还处于不断的规范时期，许多方面还处于试点的不确定性阶段。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我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强国，客观上迫切要求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做大做强，来成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中国人自己发现“中国因素”并将“中国因素”客观地反映到价格中去，形成合理的价格，来合理地配置资源。

　　我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势必要建设我国民族资本有话语权的体系。可以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期货市场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后，“殖民价格体系”才会彻底改变，在我国的期货市场上我国的民族资本才会成为主流，才会客观地反映“中国因素”。当然，我国的期货市场也必须国际化，我们欢迎国外的投资者合规的进入我国的市场，利用我国的期货市场进行保值和投资，与我国机构投资者平等竞争。

　　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才有望使我国的期货市场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才会走出“影子市场”，才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匹配，才能适应我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需要。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还任重道远，其中，政府部门起决定作用。因为目前期货行业还是一个政府管制的行业，不是一个自律的行业，交易所也是官办的体制，民间力量还起不到决定作用。

　　作者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

　　将“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

　　文／胡俞越 徐 欣

　　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李德水局长送给了全国人民一份“大礼”：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182321亿元，以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计算为22257亿美元；2005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次日，即有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法国和英国，稳坐了世界第四把交椅，外贸总额保持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量升至世界第二位。

　　中国经济总量的名次上去了，公众舆论表现得欢欢喜喜本来无可厚非，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曾有人想过，在这些诱人的数字背后，其实还掩盖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忧患：中国经济总量提高的同时经济质量提高了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安全是否有保障？

　　“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

　　从GDP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进出口贸易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外贸大国；从外汇储备量来看，中国也成为一个货币大国。但我们并非经济强国、贸易强国、货币强国，在“大国”的盛名之下，中国经济质量不高令人堪忧，而这一问题最为激烈的表现是：“中国因素”被恶意炒作，国民经济陷入“高速低质”增长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逐步走高，2003年外贸依存度为62％，2004年为70％，即使调整汇率的2005年也达到64％。在这一背景下，粮食、有色金属、能源等大宗原材料进口越来越多，被国际上称为“中国因素”。但“中国因素”并不属于中国，我国大宗原材料进口陷入了“一买就涨”的怪圈，“中国因素”反倒成了国际炒家疯狂掠夺财富的工具。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纸浆、羊毛、棉花、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纸及纸板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而进口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8种产品这三年中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铁矿砂、铬矿砂、氧化铝三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竟高达三位数，分别为146％、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石价格71．5％的涨幅，使得钢铁冶炼业大受其害；2005年1～9月，我国铜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总额，我国已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损国。

　　于是，戴着“世界工厂”高帽子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补贴发达国家。我们进口高价的原材料，再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出商品出口，由于商品极少凝聚本土品牌与核心技术，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由此便形成了“高进低出”、“赔本赚吆喝”的局面，很多企业不得不“悲惨式增长”，成本高涨，利润下滑，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大、质量低的现状。

　　“客场”被宰，危机重重

　　中国经济要高速增长、经济质量要提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一旦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创造的经济财富就有可能顷刻之间被发达国家通过市场的手段掠夺。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市场对能源、粮食、有色金属等基础原材料的依赖越来越高，但国内企业缺少用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工具，只能选择国外通道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而我国缺乏熟悉国外市场、经验丰富的期货人才，缺失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缺少对国际期货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了解和研究，“客场作战”的我国企业自然很容易被经验老到、资金实力雄厚的国际投机基金抓住把柄。2004年，国内企业“高价买石油”使得我国为进口石油多支付近100亿美元的成本，2005年又遭遇价格上涨多支付了150亿美元。未来几年，我国要建立石油储备系统，如果依旧受制于人，石油储备将再次“被人宰割”。与此类似，2004年国内大批榨油企业进口大豆，因为“买涨不买落”，造成了所谓的“大豆风波”，进口大豆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对我国大豆榨油产业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情形在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市场上不断涌现，凸现了我国粮食安全正受到巨大的威胁。另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利率、汇率风险正在危及国内银行业，金融安全形势颇为严峻。

　　因此，近几年发生的“中航油事件”、“中储棉事件”、“大豆风波”、“铁矿石涨价事件”、“高价买石油”、“国储铜事件”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已向国人预警：中国经济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重重。

　　定价权旁落的幕后——期市发展滞后

　　为什么中国经济质量与经济安全受到挑战？为什么“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因为我们缺失国际商品定价权。而国内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又是造成定价权落入人手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中，作为加工制造业原材料的铜、原油、大豆、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是按照该商品“主要期货交易所的基准期货合约价格+各类升贴水”来计算的。如国际原油价格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新加坡纸货市场原油价格加权而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脑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这些交易所几乎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国际化程度相当高，集中了某种商品全球最大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基金；交易制度相对完善，交易量、交易额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市场。因此，要想获得国际商品定价权，必须要广泛地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必须拥有经验丰富、规模庞大的期货行业，必须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易中心。

　　然而，国内期货市场的现状却让人心寒。当我们审视中国期货市场时，我们悲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毒瘤般依然缠绕在其身上，束缚了它前进的步伐；当我们与走在前面的欧美期货市场比较时，我们感叹，国内期货市场与“老大哥”们的差距竟然越拉越大；当我们瞧瞧当年还来大陆学习经验的韩国、台湾地区期货市场时，我们惊叹，这些“小老弟”们突飞猛进，早已把我们甩在了后头；当我们将期货市场与国内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对比时，我们慨叹，几乎同时出生的兄弟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期货市场。当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得失的时候，我们哀叹，一系列风险事件已昭示：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时束手无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直接导致了国际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快速、安全增长，阻碍中国经济质量的提高。

　　其一，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中国开办期货市场十几年来，《期货法》迟迟不能出台，期货市场依旧在重复“无法可依”的悲剧，现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严重滞后，期货市场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其二，品种结构单一，大大影响了期货市场交易规模。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的只有11个商品期货品种，与国际期货市场上的269个商品期货品种相比，品种实在太少；近几年期货交易额才逐步与GDP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平，而美国的期货、期权交易额是其GDP的十倍还多，我国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与国民经济总量相比，规模实在太小（参见图１）；

　　其三，期货经纪公司规模小、效益差。我国期货经纪业有180家期货公司，但所有公司总注册资本仅有60亿元，整个行业保证金总量不到150亿元，期货经纪公司利润微薄、常年全行业亏损，即使在利润总额最高的2003年，全国18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的平均利润也不到80万元，离现代金融企业的标准还相距甚远（参见表2）；

　　其四，对外开放步履艰难且频频受阻，市场功能发挥受到制约。至今我国仅有 31家国有企业获得境外套期保值资格，期货公司代理外盘业务尚未起步，境内投资者投资外盘，境外投资者投资内盘的闸门都没有打开。期货市场国际化程度太低，导致所形成的期货价格缺乏影响力；

　　其五，投资者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我国期货市场上近95%的交易者是中小散户，只有5%的是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资金量小，无法承担市场上套期保值着所转移过来的风险，从而影响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功能发挥。另外，期货投资基金还处于“地下”状态，得不到监管层和法律法规的承认。

　　总而言之，中国期货市场品种少、规模小、国际化程度低，期货经纪行业力量薄弱，期货交易所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同时，国内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的企业又太少，受到诸多政策限制，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些是造成定价权落入人手，中国经济质量低、经济安全缺乏保障的根本原因。

　　期待“中国力量”的崛起

　　“中国因素”应当属于中国！在国际商品定价权的争夺中，作为世界原材料需求大国，我们本不应当受制于人，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对象，更不应当让“中国因素”成为提升经济质量和维护经济安全的阻力。我们的出路在于，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

　　首先，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应把期货业提高到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中国期货业，将期货经纪公司培育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还应当通过立法构建发达的期货市场体系，为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改革当前的交易所管理体制，在国内孕育出一个或几个国际商品定价中心。我国期货市场的功能已经在大豆、小麦等农产品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行业中初步显现，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市场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竞争力。“十一五”期间，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应当通过构建商品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四个市场组成的发达的期货市场体系，为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使期货市场能成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助推器”和“避风港”。

　　其次，要承认“期货投资基金”的合法身份，并加以积极的引导与鼓励。市场上已经大量存在类似于基金的组织形式和投资方式，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因势利导，积极推动期货投资基金的发展，并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的屡屡败北，均与那些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大型国际投资基金有关。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因素”愈来愈成为基金炒作的对象，国际基金利用“中国因素”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一方面，我们要给予国内基金以合法地位，使其成为稳定的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还要组建自己的基金来参与国际市场，如大豆基金、石油基金和金属基金等，以增强谈判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

　　再次，加快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使有需要的原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都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了解并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引进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为我国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创造条件。“十一五”期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定位于“世界加工厂”的中国要想摆脱“高买低卖”的命运，必须抓住这关键五年，完善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努力把我国期货交易所打造成为世界性的期货交易中心，从而赢得国际商品定价权。首先，要按照期货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修改相应的法规，使其能够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行的法规都是在清理整顿的条件下形成的，带有管制色彩，因而严重阻碍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其次，要将改革交易所的管理体制，改革一些交易制度，将我国的交易所办成有良好信誉的国际影响力的交易所；第三，要使期货经纪公司成为真正的期货公司，能够自营、代理、咨询和经营投资基金，而不是功能残缺不全、被动的代理机构；第四，要培养机构投资者，发挥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优势、团队管理优势，使机构投资者成为期货交易的主体，更好地发现供求关系，形成对市场价格的理性预期；第五，加快我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使国内有需要的原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都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了解并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并引进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为我国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创造条件。

　　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我们期待着！

　　作者分别系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该所研究生

　　炒作“中国因素”

　　的典型事件分析

　　近几年来，中国期货事业迅猛发展，市场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监管机构对于国内期货的监管日益完善。与此同时，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商品衍生产品的投资领域，“中国因素”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世界商品价格的波动，中国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商品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我们在更多地介入全球商品市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以下，就是几桩国际上炒作“中国因素”，导致国内企业受损的典型案例。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这些炒作事件中，对冲基金的主力兴风作浪的市场，隐约闪现着一些外国政府的身影。事实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市场，这也意味着在定价权之争的努力中，中国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

　　大豆风波

　　2004年，CBOT大豆暴涨暴跌，引发中国大豆进口商和加工商巨赔和违约事件。应该说大豆原本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商品，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多少年以前，大豆在中国被认为并不是主粮，国家除了军队系统有些储备以外，各级粮食储备部门并不储备大豆。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油脂和肉食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对于大豆由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而且进口额度越来越大，从90年代中期的几百万吨，到现在的2500万吨以上，而中国现在每年要消费的大豆大约在4000万吨以上。

　　但是就在2002年以后，中国和世界粮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粮食生产连续遭遇天灾的影响，于是粮食由过剩转向短缺。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又导致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于是对于大豆的需求出现了极度旺盛的局面。从2003年夏季以后，伴随美国大豆等主要粮食歉收，CBOT大豆走出了一波凌厉的涨势。大豆期价从2003年7月底的500美分/蒲式耳的低点，一路涨至2004年4月份前后的1000美分以上。本来，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CBOT大豆冲上1000美分，达到1064美分的高点以后，大豆价格开始反转，一路下行，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又跌至500美分。

　　我们的加工商和进口商高价定购的大豆没有给他们带来利润，而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最后变成了巨额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油脂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的薄弱环节显现出来，于是中国人开始大量违约，在国际上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甚至个别油脂企业至今都没有摆脱这种阴影的影响，由于国外的企业拒绝与违约企业合作，于是现在一些企业要进口大豆，还要拐弯抹角地以其他企业的名义进口。

　　总结这一事件，我们事后分析，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到，国际炒家首先是利用中国需求增长的情况，疯狂拉高大豆价格，而后在大豆期价虚高，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时候，又转手放空，导致中国人损失惨重，通过几年辛辛苦苦赢得并累积起来的一点大豆加工费，如数交还给了国际游资。

　　当然，企业也要加强风险意识，积极和理智地参与套期保值。2004年大豆暴涨暴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油脂企业，无论是进口现货和做期货，都是一味地买入。这样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出现了双倍的亏损。实际上，应该是在国际买入大豆现货供压榨使用，另外应该在大连期货交易所卖出保值。这样，无论价格如何运行，利润已经锁定。我们的企业应该加强对于市场的研究，在大豆和豆粕价格大涨的时候，其实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肉类价格没有大幅攀升，导致养殖业无法使用高价豆粕，需求严重萎缩，于是豆粕库存急剧增加，最后导致市场崩盘，这是明显的羊群效益现象。

　　中航油事件

　　国际原油市场这两年来，也是走出了一波大牛市的行情，油价在短短几年的过程中，从不到20美元/桶的价格，涨至去年底的70美元的价格。而中航油的陈久霖却在35美元附近，大量抛空，最后油价阶段性地上涨至55美元后，中航油事件败露。

　　理论上中国是原油的进口国，如果是按照常理买入保值，又赶上了大牛市，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亏损，很有可能要大赚一笔，结果情况恰恰相反。陈久霖捅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这是怎么回事呢？从事后揭露出来的情况来看，陈久霖是卖出了期权，获得了权力金，以期权权力金作为保证金，同时使用的外方给予的信贷额度进行交易，实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头头寸，这样当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陈久霖的中航油就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事件发生后，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国家中央产权缺失造成了亏损。当然，由于没有人监控陈久霖，于是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干特干起来，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原理，国家没有投入太大的资金，而陈久霖利用卖出看涨期权的权力金以及外方给予的信用额度，造成了巨额的亏损。而到最后，由于国家考虑到石油产业的国际化趋势，只能吞下这个苦果。

　　当然，当时也有人说，陈久霖是被国际炒家盯上了，等于是被别人害了，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原油期价回调后，继续大幅上涨，最后涨到了70美元/桶。显然，陈久霖对于原油行情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而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巨大的损失，这是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总结中航油事件，我们也发现，当中航油错误地持有大量空头头寸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已被国际基金早早发现，国际基金抓住了我们的致命错误，拉高原油价格，逼迫我们在高位斩仓。实际上通过历史交易的分析，我们发现，中航油在原油价格达到5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被迫斩仓后，原油价格回落至40美元附近，也就是说我们平白无故地多交了10美元的学费。

　　通过这一事件，应该说，陈久霖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套期保值手段运作，他应该是买入保值，即便是买的价高了，也可以拉回国内，利用现在石油的垄断地位，进行消化。而陈久霖自己却决定去投机，做了卖出投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总不能把大庆油田的原油拉出去交割，我们国内还不够用呢！其次，陈久霖的所有交易，没有任何人对他实施监控，导致交易放大，最终失控。

　　中航油事件还反映出国家监管部门根本无法监控到陈久霖他们的行为，由于国内期货公司无法做国际期货，于是乎国内期货从业者还没有觉察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中航油事件就再次让期货背了黑锅，而作为中国期货业的监管者--中国证监会，更是有苦难言。问题就在于，期货风险是层层监管的，如果中航油是在国内一家期货公司从事国际原油期货，那么，这家期货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对于它的保证金有所监管和控制，而监管机构也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虽然国人对于中航油的空头头寸一无所知，但是外国人却是非常清楚，中航油通过国外的期货公司进行交易，而被这些期货公司与国际基金或是国际金融寡头，甚至外国政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等于说我们完全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稍有失误，便别人抓住短处，穷追猛打，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胜率就太低了。

　　国储铜事件

　　2005年底，国储抛铜事件再次引发市场争论。从现在获得的情况来看，国储在伦敦抛出了约13万吨铜，价格估计在3400美元/吨附近，尽管国储号称有100万吨左右的铜库存，但是据说这些铜由于品牌问题，没有办法到伦敦交割，导致国际炒家不断拉高期价，逼国储斩仓出局。

　　国储在伦敦被套前后，曾在国内召开过相关专家的研讨，但是研讨会没有得出什么实质的决定。而在国储被套后，国储在国内举办过四次拍卖会，力图稳定铜价的上涨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基金大幅拉抬国际铜价，储备在国内的抛售活动，并没有起到效果。铜的价格在国储抛铜时间后，一路上升，在今年春节前后竟然达到了5100美元/吨的天价。

　　关于储备抛售储备铜的事件，到底是产生了亏损还是盈利呢？当然，如果3400美元/吨没有抛售，到了5100美元/吨再抛售，当然是更划算。那么，显然可以简单推论说，储备抛铜十分愚蠢。但是我们显然知道，即便是储备在3400美元/吨，抛出铜，并没有任何亏损，那些铜当年都是在2000美元/吨以下收储的，即便是有高位在国际上买入的铜，也大概不会超过3000美元/吨的水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来，铜价几乎最高点就在3000美元/吨，而且停留时间很短。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储备抛出储备铜，显然是盈利的，并不愚蠢，即便是不够聪明，但也是很规矩的。

　　另外，我们必须搞清楚国家储备的任务是什么？所谓储备，无外乎是一个如同水库的作用，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吞吐，水多的时候，海纳百川，而水少的时候，及时释放库存，缓解民生。我们无法想象，天下大旱的时候，水库的水是满满的，如果拒绝放水，显然就没有起到水库的作用；另外的后果是，一旦大水再次降临，水库的水必然冲垮堤坝，造成更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在前两年铜价在1800美元/吨很低，国储如果储备了100万吨铜，而现在铜价高涨至4500元/吨，那么，显然国储抛售部分铜储备就如同开闸放水，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看到，短期国储的行为可能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国储的行为不见得有什么不妥。

　　当然，我们发现在国储抛铜事件中，国储储备的铜不是LME指定的品牌，于是无法顺利交割，这又被国际炒家抓住了短处，他们疯狂拉抬期价，试图逼迫我们出局。当然，国储后来采取了一定的交易措施，向远月移了仓，但是依然付出了100～200美元/吨的升水的惨重代价。

　　我们必须提及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炒家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有针对性地围猎中国人。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我们逐步变成了世界加工中心，导致我们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大大提高，而国际炒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买中国”的概念，而最近这种概念逐步演化成“逼中国”的概念，即所谓知道你要买，抬高价格，然后逼你买，不买不行！不但有色金属是这样，大豆是这样，原油也是这样，铁矿石更是这样！

　　作者系中国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研发部总经理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