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您打算买辆车，那么有两种策略：一，锁定一个代理商，对他百般纠缠，软硬兼施，要他非降价不可；二，到好几家代理商那儿转转，然后在询问价钱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暗示，你不仅确实要买车，而且已经看了几家店。哪种策略较好？为什么？

　　这是经济学家阿尔钦（A. A. Alchian）在他教科书中的一道问答题。他的答案是：“多找几家商店更好，因为卖家最拿‘另有门路’的买家没办法。与卖家竞争的，是其他的卖家；与买家竞争的，是其他的买家；而卖家并不和买家竞争。”

　　阿尔钦的解释很深，我至今还不时玩味。这个世界的任何商品，其价值都是因为有人争夺才产生的。阳光没人争，市价是零；空气没人争，市价也是零；但马尔代夫的阳光和空气，有很多人争，于是价值不菲。马尔代夫的居民就是再抠门，游客也得感谢他们为度假多提供了一个机会。到那里旅游的高价，是游客们自己造成的。这是所谓“买家只与买家竞争”的道理。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行政垄断。深圳是国内最早提供手提电话服务的城市，当时买一部手机要几万元。那么，顾客是受害了还是得益了？得益了。虽然我们大可以指责行政垄断阻碍了其他服务商的进入，但就那些购买了手机的顾客而言，价格再高，也还是比无可选择的要好。这是所谓“卖家并不和买家竞争”的道理。

　　价格从来不是随意定的。造物主慷慨大方，大自然一草一木，定价一概为零。那么，为什么享受阳光和空气的消费者，总要付出迥然不同的价格？因为商品的价格，总是由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的，而与商品的提供商（如造物主）是否要收费无关。这是说，即使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会因为饿汉的争抢而涨价。

　　学经济的后果，就是时刻都清楚意识到，万事万物，其真实价格一概不是某人或某机构可以随意制定的。有人认为，政府不仅有义务、而且有能力制定价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免费交通、应该提供免费教育、应该提供免费医疗；而经济学的教育，却教我们反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应该”？究竟是否“可行”？

　　首先是“为什么应该”的问题。既然人人都有权免费获得某些福利，那么谁有义务免费提供服务呢？美国前总统胡佛（H. Hoover），在1928年曾提出竞选口号，要实现“顿顿有鸡，户户有车”*。愿望美好，无人反对。问题是：由谁来负责养鸡？由谁来负责造车？如果说有人有权低价或免费得到，那就是说有人必须低价或免费提供。他们分别是谁？

　　还有“究竟是否可行”的问题。政府一旦提供低价车票，便出现了黄牛党；提供低价医疗，便有人收授红包；一旦打压学费，便出现乱收费现象——这全是价格受到人为扭曲后，被竞争规律“逼”出来的现象。作为有同情心的人，我们说这些绝不是好现象；但作为经济学人，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全是必然现象、是不能通过呼吁、舆论、曝光或行政规定消除的现象。

　　求知欲强的读者会追问：既然人为压低价格不可行，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政府，总是不断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价格管制措施，让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包括粮食、能源、教育、交通和住房等，都处于过低的水平？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了“公共选择”学派，衍生了著名的“寻租”理论。篇幅所限，让我陆续再谈。

　　经济学是学回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本专栏开张不久，详述了两个基础观念：一，没有谁可以控制价格，二，没有谁可以控制利率。巧的是，我上周读到德姆塞茨（H. Demsetz）教授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他认为这恰是自斯密（A. Smith）到费雪（I. Fisher）间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学成就，即“建立了高度分权的抽象模型，其中没有人可以控制价格或其他重要的市场指标。”**

　　注释：

　　* “A chicken in every pot and a car in every garage”，胡佛（Herbert Hoover，1929-1933）在1928年的总统竞选口号，原文是“每个盘子里都有只鸡，每间车库里都有辆车”。

　　** Demsetz, Harold, (2002)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II: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