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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乡，看到很多“三栖现象”：在外打工的，稍有成就，一般是在农村老家有一处老屋，在当地县城盖一栋别墅，雇一个保姆或由家中老人照顾孩子读书，在实际工作的地方或买或租一套房。据此可以得出一个不会走眼的结论：进入城市打工、经商的移民第一代，绝大部分不会最终留在城市而会选择衣锦还乡，那些不那么成功或者打工所得仅够养家糊口的，更是迟早要回到家乡去，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 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城市都不是第一代移民的安身立命之地，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对他们又爱又怕，往往“从经济上吸纳、从社会上排斥”。而即使那些真正发迹在外且很少还乡的人，也是断不了和故乡的紧密联系的，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故乡，既是照顾乡邻的一种古老习俗，也是富贵还乡、展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形式。很多人说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发达，但是民间的这一块，被人遗忘，且无法统计。
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看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在我是别有一番风味在。最近恰好看到张鸣的《辫帅的人缘和地缘》，讲当年那个臭名昭著搞复辟的大军阀张勋，重乡谊，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吃穿度用，一切由张大帅包圆。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只要开口，张大帅管。当然，张大帅的乡谊是有代价的——从别处刮地皮，只“单向度”地肥了老家一处。
接着看“ＳＯＨＯ中国”的房地产大佬潘石屹“和村长一起聊‘建设新农村’”，也很有意思，他表示，一直有意帮助其秦岭腹地的家乡建一所高中。另外，他最近每年给村里１０万元，让村人在荒山上种树，据说这两年雨水很好，种的树全都活了。他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到７０年的土地使用权，同时也能转让就好了，这样土地就可以充分地流通和利用起来。言外之意，土地产权问题解决了，就不是这种小打小闹的单向度“输血”了，而有可能会有双赢的大规模资金投入。
再来看新华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报道的、至今大字不识２００个的亿万富翁、鲁西北农民梁希森的“新农村之路”。他在房地产业赚得盆满钵满之后，迅速杀了个回马枪，斥巨资对家乡黄夹镇梁锥村进行改造。２００１年，梁希森投资４２００万，给梁锥村盖起了联排别墅，每户２８０平方米，让全村１３６户村民全部入住进去。老宅那边多少平方米，新楼就白给多少面积。老宅不够抵的，多出的每平方米交６０块钱，基本上等于白送。梁希森这样做，除了回报乡里，醉翁之意不在酒，其背后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在改造旧村的同时，利用村庄改造后腾出的空地创办了鲁西牛业公司，他的账算得很直白：容易赚取的利润都让给村民（实际上等于把农民变成了他的工人），公司则在加工过程和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除了肉牛屠宰净肉这一项把收购肉牛的成本捞回来，牛皮、牛下水、牛骨、牛血等都是超值部分。还有屠宰副产品的生物技术开发……
在这里，梁希森的新村模式开始告别输血，进入双赢。但它仍然是全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要由国家来托底。怎么托底？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说，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３３９７亿元，比上年增４２２亿；其中，从今年起，国家财政每年安排支出１０３０多亿（中央７８０多亿，地方２５０多亿）用于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国家的三农支出将主要用于农村水利、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乡镇机构改革与农村义务教育改革等。这是一种反哺，也可以说是政府真正承担起对农村的公共政府职能。但乐观之余应该看到，这些钱就是全部到农民手里，也是杯水车薪，人均每年三五百元而已！另一方面，农村的“失血”却远大于“输血”。不少地方的农村征地，真正“反哺”给农民受益的，往往七扣八扣，只剩下不到国家规定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的１０％。可见各种“反哺”累加的速度也远跟不上损害的速度。如是，土地问题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问题。
而如果土地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能进一步落实，建设“新农村”的无数的“点”就会活跃起来，大笔资金、大量人才也都可能注入农村。而且，由于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将最大限度防止农民因土地被征而“失血”。这样，农民、农村、农业不仅不再“失血”，而且能够自我“造血”，农村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希望的田野”。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杂文家 (责任编辑：王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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